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其国际形象的塑造也变得日益迫切。怎样让世界认识中国？中国在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形象？国际社会怎样与中国互动，中国又怎样与世界互动？所有这些，除了中国本身的表现外，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西方媒体怎样报导中国。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媒体有没有准确地报导中国？怎样让西方媒体更多面地反映中国的变化？对于一个正努力成为国际主流文明一员的国家而言，攸关国家战略利益；对于正努力与中国良性互动的国际社会而言，攸关世界和平与发展。
然而，对媒体的本质，对媒体在全球化时代的作用，中国和国际社会似乎仍认识不足。一方面，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发展和某些决策，仍然是源于刻板印象（stereotype），基于陈旧的记忆和固有的观念以及所谓的听证游说 ，表面上冠冕堂皇，实质上轻率、傲慢而且片面；另一方面，是中国官方对待西方媒体有先天的制度障碍和心理障碍，正是将记者们隔离在真相之外，更增大了中国形象被扭曲的变数。
主观上检讨“妖魔化中国”背后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有些部门和官员对西方媒体有着相当程度的敌意和恐惧。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的西方驻北京记者们，反而更具“逆反”的冲动，也更愿意冒险去挑战新事物，要寻找“这个帝国苏醒的希望”。
那个时候的中国大学生、知识分子，甚至部分民众，对西方民主有着浪漫的期待。星火在冰冻未开的大地上忽灭忽燃，很多中国人自己都很陌生的名字，却是西方媒体中的中国明星；民主墙、学潮演讲、民办刊物，成了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兴奋点。一九八九年，街头运动终于达到了一个顶峰，与今天中国各地众多的群体性事件一样，成了他们关心和报道的焦点，也成了他们了解中国的重要突破口。
然而，西方驻北京的记者们大多并没有很敏感地注意到，这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们目光仍停留在那些所谓的民主斗士，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放大他们的一言一行，西方记者们相信“苏东波”的效应终将在中国出现。
中国其实进入了完全不同的轨道。人们不再将空泛的民主字眼挂在嘴边，而是将可及的民生诉求攥在手上。举国上下投入到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大潮中，民众对经济发展的希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被前所未有地激活，一个活力无穷、充满喜悦和希望的国家出现了。
西方媒体竟然比西方的资本家更迟钝地感受到这一点。其原因，当然不是《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作者所诠释的那样。相反，某些官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对西方记者的“阶级斗争”观念和“警惕性”，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在西方记者和中国之间建造了一条阻隔相互了解的鸿沟，无法让他们看到一个多姿多彩、正在进步发展中的中国。当然，也就无法达到官方所希望看到的中国的正面形象。
如果说，这个时期的中国被西方记者们“妖魔化”，其责任很大程度上要在极左和僵化的源头上找原因，要检讨我们某些部门和某些官员的思维和做法。
软杀：给中国戴高帽子
新世纪将临，一批批新的西方记者到了中国。他们比其前任们享受了更多的采访自由，他们睁大了眼晴，试图将这个国家很多方面的巨变告诉他们的读者。
每一天，在西方最重要的媒体上，很难不出现关于中国的报导和文章：《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来自中国的报导常常占据头版重要的位置，而且洋洋洒洒；而在《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上，有关中国的故事，也常常成了封面主题。
其间当然也有冷嘲热讽，但是言论多出自只用脑子不用眼睛、永远自视正确的专栏作家，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当然不可能捕捉到中国真正的主流发展与相关的新闻焦点，而是戴着有色眼镜，常常只从预设的立场来解读中国，给中国打分。
如果说，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报道是一种“硬杀”，那么，近些年来对中国的一些夸大其词的评价和报道，则是某种程度的“软杀”。这些年，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常有一些夸大其词的报道，一顶又一顶貌似金光闪闪的高帽子，戴到了中国人头上，让向来很在乎外人评价的中国自己都感到了不自在——尤其是那些了解中国国情，又了解西方真实状况的人，知道对中国发展的过高评价，不仅不符合实际，也对中国没什么好处：不仅可能让中国成为众矢之的，催化西方战略制订者们头脑中的“中国威胁论”。更关键的是，中国还没有达到承担大国责任的国际能力，国家的体制还在完善之中，经济结构还很不合理，并且非常脆弱。而在西方记者一个劲“褒扬”中国的长篇大论中，中国的软肋也被一览无余。
媒体的原罪：片面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西方记者对中国报导的这种变化？西方记者对中国的报导为什么总是出现偏差？前一个问题大家容易说出原因，因为西方记者对中国报导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变化；但后一个问题，涉及的因素更多一些。
——意识形态的影响。西方记者来自一个文化、制度本质不同的国家，对事物的认识标准自然不同。但这种标准并非来自西方国家官方的指令，而出自他们从小形成的基本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其实也是中国人所向往的“普世价值“，就连中国官方也不公开否定，不过出自西方记者的笔下，并以此来衡量中国的变化，就显得有些傲慢和居高临下。
——西方受众的局限。西方记者报导的受众，是他们本国的读者或观众。虽然他们受过新闻专业的训练，但他们抵达北京时并不是中国问题专家；当他们快成为中国问题专家的时候，又到了他们被调离的日子。他们的编辑部更希望他们的笔下能有新鲜感，而不是有专家的深度。西方大众媒体的支柱是西方读者市场，大众对记者报导的要求是通俗性，尤其是对他们本来就兴趣缺缺的外国事务。
——专业的特性。客观、公正，不仅仅是专业媒体所公开标榜的口号，也是职业媒体工作者应有的职业道德。但是，从绝对的意义上说，这终究只是愿望而已，媒体的本质特征却是主观、片面——每天的广播电视、报刊杂志，都只可能将记者、编辑认为应该和值得披露的片断内容，呈现给受众，加上受制于他们本身的眼光和能力，所谓“全面”只是相对的，实际上是可望不可及的任务。同样，那些撰写中国评论的作家们，所获得的素材既难免局限，加上他们固有的思维模式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写出的文章自然有不少偏见。若干年后再回头重看他们的文章，更容易发现和证实这一点。
四个角度审视西方媒体
批评西方媒体对中国报导、评论的浅薄、片面甚至误导，是容易的，因为他们的这些缺失一目了然。不过，我们可以提出另外四个角度，将对西方媒体的审视，放在这样几个参照系中来衡量：
第一，中国驻西方的记者是怎么报导西方的？中国媒体是怎么评价西方的？有几篇是来自于真正的采访？有几篇编译真正反映了原意？有几篇具有深度？有几篇是自己的观点？中国记者的报导是受制于个人的能力、价值观，还是受制于指令？
第二，中国媒体是怎么报导中国的？中国媒体是怎么评价中国的？这些报导与西方媒体的报道有什么不同？有多少比西方媒体更有深度、有更多角度？有几篇报导能传达出新闻事件不同的声音？
第三，西方媒体是如何报导他们本国事务的？西方媒体又是怎么评价他们自己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他们是否对西方社会的问题尤其是相关的弊病，采取回避、掩盖或扭曲的态度？是否用了与报导中国事务时不同的双重标准？
第四，中国在境内外负有外宣功能的媒体，是否真的发挥了影响力？阻碍他们发挥影响力的因素在哪里？
当我们问答完这些问题，我们对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就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和了解。简单地说，要世界了解中国，要建立中国的良好形象，了解西方媒体的特性和运作方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掌握他们的思维模式，与他们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让他们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不要报喜不报忧。去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期间，有关部门与西方媒体的互动，以及西方媒体大量的相关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真实：矛盾的中国形象
至少，中国部分官员已经开始明白这一点。在2008年，中国一度放开了对西方记者自由采访的限制，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西方媒体关于西藏动乱、汶川地震、奥运会的报导，就显然多元、人性和充满活力多了，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也相应有了改观。
收效使中国的主管官员增强了自信，越来越多中国职业媒体人士加入了协助西方驻华记者的队伍，自由度大增之后，记者们的视野也变得开阔。
我们来检视最近一年半来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导，无疑比以往呈现出更多的角度，更丰富的内容，更多不同的观点。虽然其中难免有些扭曲、误导和自相矛盾，但却更接近活生生的真实：一个矛盾的、发展中的中国形象，正是这个国家真实的形象。
这正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从西方媒体这些报导中，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中国这一场变革虽然经历了三十年，但是离中国人民追求的公平、富足、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还有很远的距离。
西方世界通过媒体报导接近真实的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落后和僵化；中国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保稳定并不容易；中国要迈出民主化的步伐充满可见和未知的风险；与西方对抗甚至压倒西方的理念在中国很难占上风、占主导；中国很多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中国很多困难也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要更加开放西方记者的采访自由度，通过西方媒体的纽带，从不同角度将中国真实的发展情况传播出去，一个开放、多元、努力的形象有助于化解误解和敌意，可以变成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的动力，也可以变成世界接纳中国的助力。
（何频先生是美国资深媒体工作者。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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