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社科院公布2009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其中香港综合排名第一，单项排名中香港的人才竞争力也排名第一。但事实情况可能有争议，香港的金融贸易人才竞争力可能领先北京、上海，但是在科技、文化等领域呢？如果把香港与新加坡、台北相比，香港在人才政策、大学生比例、整体人才素质上还有很大的差距。
香港正面临人才危机，如果广而言之，则将面临严重的人力发展危机，也就是：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来临，新生婴儿不足，影响长远发展，也影响未来社会福利政策；另一方面，高端人才尤其是科技创业人才不足，影响香港长远竞争力。
人才领域保护主义抬头
然而，在金融海啸引发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香港在用人方面的保护主义开始抬头。经济衰退大潮波及各行各业的破产倒闭潮之后，又面临一波裁员减薪潮，香港就业形势严峻。在香港特区政府想方设法增加就业机会的同时，香港的立法会议员也提出了解决办法，却是从缩减人才供应规模着手。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建议，对于非本地生留港就业计划，他认为应在经济不景时暂停实施，保障本地毕业生饭碗。
李卓人从保护本地就业出发作出建议，为自己的选民说话，但是他的主张是否符合香港的长远利益？短期内又是否能真正缓解香港的就业压力呢？答案是否定的。2005年香港高校招收内地学生1000人，国际交流生约3000人，到今年毕业之际，一部分升读研究生，一部分回乡的话，总数可能不过2000-3000人，减少这两三千人的就业供给对于香港就业形势有多少作用呢？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不少小公司的确是因人设位的，而且往往需要一些有海外或内地背景的毕业生，而且有合适人则要，不合适就不招聘，这些隐性岗位就很难增加香港本地毕业生的就业。
更重要的是，李卓人的建议不但对本地有需要的公司不利，而且对香港长远发展有害。2000年后香港逐步放开内地在港毕业大学生留港工作，给予3个月找工作的期限，近期又延长一年，显示特区政府吸引人才的力度逐步加大。2004年以来，香港高校在内地扩大招生，其中吸引内地生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都曾说明内地生毕业后可以留港工作，而特区政府也的确是这样的政策。如果现在因为暂时的经济困难而改变政策，是不是言而无信呢？
金融危机可能导致人才危机
遗憾的是，持李卓人这样观点的立法会议员不是少数。同时，李卓人等人还对输入内地人才计划提出异议，认为通过内地人才计划来到香港的有好几千人，也足以对香港就业市场造成压力，如果有不少人都是拿一两万元月薪，当然会同香港大学毕业生出现竞争。“计划中大多数申请者的平均薪金约2万元，令人怀疑本地雇主所聘用的是否人才。”
因此，香港对高端人才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但如果这种思维主导香港政府政策，那么眼前的金融危机会成为香港长远的人才危机，遗害匪浅。
近年来香港加大吸引内地人才的力度，一方面是弥补本地人才之不足，更重要的是，藉此输入内地青壮年，以应对香港人口老化的危机，因为这些新移民既年轻又有高学历、高素质，同时熟悉内地，对于香港长远发展是一举多得的好事。然而，香港人对境外人才的态度却非常急功近利，功利得让人心寒——经济好时，希望吸引内地人才多来读书、来就业，促进经济更上一层楼；经济一不好，香港人就立马转换态度，实在让人怀疑香港输入人才的诚心。香港人喜欢赌钱赌马、炒股炒楼，对于人才似乎也想投机炒卖——需要的时候就要你，不要的时候就请你走开！呼之即来，喝之即去，这不是尊重人才的态度。
相比之下，新加坡却与香港的做法有云霄之别。新加坡与香港一样面临本地人才不足、人口老化的问题，很早就开始从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吸引人才。在对待境外人才上，两地的社会心态迥然有异。例如，新加坡对旅游观光者，不但是要他们来玩乐消费，而且更希望合资格者能够留下来工作、生活，提高新加坡人的整体素质，为新加坡长远发展作贡献；而香港人也是欢迎外地游客，却总担心人家留下来打黑工，抢了自己的饭碗。
因此，新加坡引进境外人才政策远较香港开放积极，尤其是引进中国学生计划，更显出新加坡用心良苦，不但给赴新读书的中国学生解决学费和生活费，还要求他们毕业后至少留在新加坡工作若干年。香港社会心态则一贯的保守和急功近利。1994年香港刚开始引进内地专才的时候，香港舆论就担心会影响香港大学生的就业，近年来虽然有所改观，加大力度引进内地人才，但是实用主义思维的惯性却使整个社会的保守封闭心态没有根本改变。
新加坡“好才有道” 香港“好财有道”
现在，新加坡也面临与香港一样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可没见到什么新加坡人要减少引进境外人才。相比之下，对于引进人才，是主动出击，积极宣传，而香港则是保守被动，守株待兔，不喜欢的“兔子”还不要；新加坡人才政策长远的战略规划，积极吸纳、储备人才，而香港则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希望人才过来就能产生效益……新加坡对外宣传的口号依旧是“迷人之都，无限机遇”，可谓“好才有道”；而香港的对外宣传语“热情香港，好客之道”显然是为了吸引游客，实际上是“好财之道”。
如果说香港本地大学生抱怨工作机会被摊薄，还可以理解，毕竟涉及到切身利益，但如果香港立法会议员、政府精英也如此认识，而不能正确引导舆论，实在是对香港未来的一大伤害。实际上，香港人才问题的困境不在于引进人才多了，而是少了，尤其是香港对高端人才没有什么吸引力。立法会议员李卓人等人批评，现时输入内地人才计划中大多数申请者的平均薪金约2万元，就反映出高端人才吸引不到，当然只有降低门槛。遗憾的是，立法会议员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完全走上一个相反的方向，做出短视、不具建设性的建议。
尽管自08年12月以来，不断有议员质疑引进人才计划，但特区政府还是在1月18日宣布，降低引进优秀人才的准入门槛，这反映特区政府对人才问题尚有准确认识，不随少数议员的短视而盲动。然而，降低门槛之举同样也反映出特区政府引进人才手段捉襟见肘、处境无奈。
实际上，香港的人才危机呼之欲出——一方面是香港吸引不到优秀人才，另一方面香港社会内部不重视引进人才，对境外人才警惕排斥，造成优秀人才更不愿意来港，两方面互相作用，在将来就可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这不是香港的人才危机，又是什么？
几点政策建议
显然，要引进优秀人才，首先要对“人才”的作用和意义有正确的认识。香港社会从普通市民到立法会的精英们，都没有认识到现代社会人才的重要意义，没有意识到人才是城市竞争力中核心的战略资源——优秀人才不同于白菜萝卜，更不能以一种投机股票的心态来高抛低吸的，而需要像新加坡那样依靠诚信、耐心，不断吸引优秀人才前来，依靠市场机制挑选优秀人才；不要总担心外地人才会抢走自己的饭碗，而应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与境外人才一争高低（事实上，在香港高校中本地学生与内地学生同台比较，差距已很明显，引进内地人才显然可以发挥“鲶鱼效应”，提高香港本地人才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引进的人才只是来分享机会和资源，而应认识到，他们其实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毕竟引进的是高素质的青壮年人口！
其次，要提高香港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往，香港的高收入还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现在内地高端人才（金融、IT、生物科技等）在北京、上海、深圳年收入一百万并非罕见，而在香港一百万年薪的生活素质可能远远不如内地的同等收入。唯一有吸引力的是香港特区护照，但是却需要在香港住满七年才能获得，对一个在内地有高收入的人来说，花这个代价获取香港护照，似乎不值得。因此香港不但不应在人才引进方面有保护主义的做法，反而需要增加吸引人才的筹码，比如香港对引进优秀人才可以采取积分制，对于优秀人才、杰出人才，准许他们在香港基本工作3年后就可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同样，对其配偶及子女也应参照处理。
此外，应考虑与深圳等地合作，为高端人才提供优良的生活环境。香港居住空间之逼仄，让不少人望而却步，因为用香港千尺住宅的价格，可以在内地住上更宽敞的大宅，还有生活方面的其它便利，这些硬件如果不能改善，吸引高端人才的希望很可能落空。但是为保证香港中产利益，香港不可能让房价下降，特区政府也不可能干预市场去为居住者提供住房，解决的办法是在临近的深圳、珠海等地，与当地政府合作，专门为高端人才提供相对廉宜的住所。也就是说，香港要解决引进高端人才问题，还得考虑与珠三角地区充分合作，才能应对日益逼近的人才危机。
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港府应该尽快成立人才引进委员会，或者是人力发展委员会，专门制定人才政策，规划、实施引进人才；另一方面，香港需要在特首主持下，每隔5年制定人才发展战略规划。作为人才培养、引进的政策性指导。类似的人才战略发展规划，在内地各大城市都请专门研究小组制定，并出版发行。北京、上海的人才战略更为细致，针对体育、科技、文化等领域都有专门的战略规划。相比起来，香港的人才观念和意识以及相关政策与策略，已经远远落后。
去年12月，上海市政府抓住金融海啸产生的人才机会，有关部门及20余家金融机构赴英美举办三场“海外高层次金融人才招聘会”，其中原计划只邀请30名海外人才的“海外金融高管浦东行”活动，最终来了70多名海外金融高管，其中包括多位拥有在花旗、摩根大通等知名欧美金融机构从业经验的人才。江苏省南京市则由市委书记带队赴海外招聘人才，在美国旧金山、波士顿、纽约和日本名古屋组织四场留学人员恳谈会……
金融危机，在香港是保本地人就业之“机”，而在上海、江苏、广东却是引进人才之“机”！同样是面对金融危机，差别为什么这么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