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当前仍在肆虐和蔓延，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危机也表明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至关重要。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的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关于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主张，制定了中国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或蓝图（简称为“中国蓝图”）。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新贡献，这些主张将会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并将极大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与原则
（一）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深刻检讨，而国际社会关于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探索也始终在进行之中。然而，国际社会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问题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其中有两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即“长期论”和“短期论”。前者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是长期甚至遥远的事情，需要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后者则认为，应当彻底摒弃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推倒重来、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显然，“长期论”尽管有其一些客观的理由，但实际上意在继续维持美元独享全球经济增长铸币税好处的零和霸权地位：“短期论”则由于严重脱离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实际现状而根本无法操作。因此，明确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就成为摆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面前急需探讨的一项重要议题，也是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并保证其顺利进行的首要任务。
在2008年11月15日美国华盛顿G20领导人第一次金融峰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基本原则。他认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国际金融领域首次就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问题提出的全面而系统的创新性主张。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表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各个方面，如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等，都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缺陷和弊端，且有愈加恶化的趋势：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乏力，导致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扩张无序而无度；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储备资产、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等三方面的秩序和纪律弱化且混乱；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偏畸或偏颇、而其危机缓解救助机制更显狭隘，这都加剧了国际金融的风险因素，大大降低了其应有功能和作用，更对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提出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改革方向，切中要害地针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与弊端，清晰地揭示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实质。
(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原则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四项基本原具有深刻的内涵：一是全面性，强调的是要进行总体设计，既要完善国际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金融组织，又要完善国际金融规则和程序，既要反映金融监管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又要考虑不同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和特征。二是均衡性，要注重统筹兼顾，平衡体现各方利益，形成各方更广泛有效参与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尤其要体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三是渐进性，改革要循序渐进，在保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分阶段实施，通过持续不断努力最终达到改革目标。四是实效性，要讲求效果，所有改革举措都应该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有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祉。
G20华盛顿峰会之后，中国领导人在众多国际场合都不断重申这些主张，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G20伦敦峰会上，在“中国蓝图”中又重申了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和四项基本原则，“我们应该抓紧落实华盛顿峰会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
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路径
G20伦敦峰会上，在“中国蓝图”中对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提出了六个努力方向，即六大内容：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国际金融机构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发挥金融稳定论坛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改进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从这些内容来看，不仅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键或要害，而且也提出了一些可供操作的措施，进一步明确了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路径。
从六大内容来看，是围绕着三条路径进行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六大内容其核心就是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这是因为，六大内容无不与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密切相连，特别是有四项内容与IMF直接相关。因此，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重点应放在调整国际金融机构的机制和运作。
（一）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众多的缺陷，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缺乏有效的协调沟通、国际金融机构（主要是IMF和世界银行）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等等。从IMF来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规定，IMF的宗旨是缩短成员国国际收支失衡的时间，减轻失衡的程度；IMF负责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督，以保证其有效实施。但IMF存在的功能缺陷，如基金规模狭小、缺乏危机缓解救助能力，以及不合理的决策投票机制等极大地制约着其监督作用的发挥。时至今日，IMF的金融监督作用、在协调各国的金融活动、履行全球金融监管、保障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秩序和稳定性等方面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因此，“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尽快制定普遍接受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和规范，完善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监管制度，建立覆盖全球特别是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早期预警机制，提高早期应对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支配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和惯例。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集中反映，构成了国际金融活动的主体框架。国际货币体系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即采用何种货币作为国际间的支付货币，一国政府应持有何种国际储备资产用以维持和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二是汇率制度的确定，采用固定还是浮动汇率制度，是否为自由兑换货币；三是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即有效地帮助与促进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国家通过政策和措施进行调节，使其在国际范围内能公平地承担国际收支调节的责任与义务；四是国际间金融事务的协调与管理，即协调各国与国际金融活动有关的金融货币政策，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制定若干为成员国所认同与遵守的规则、惯例和制度。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存在三大缺陷：首先，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根源。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是通过美国的货币政策来实现的，调节机制是浮动汇率，最后贷款人是IMF和美联储，金融危机的解决机制是IMF发放的贷款。而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缺乏制度性约束，近年来在“双赤字”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几乎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由此直接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全球货币供应量的无限放大，虚拟经济过度脱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的破裂和危机的发生。其次，汇率剧烈波动。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增加的机制。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于汇率经常大起大落、变化不定，汇率体系极不稳定，外汇风险加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贸易与投资活动，使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再次，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由于各种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存在着局限性，无法消除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在相当程度上加剧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并对金融危机的蔓延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必然性，这是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决定的，同时也是美国过度利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获取巨大利益的必然结果。正所谓：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从整体上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主要集中在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和汇率制度的选择上。因此，在“中国蓝图”中对改革、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操作措施：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下一阶段，各方应该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可供操作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扎扎实实推进改革，创造有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需要从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开始，这是因为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IMF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其职能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性安排紧密相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IMF承担着三大职能：一是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协助成员国干预市场汇率的波动；二是监督成员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为发生严重逆差的成员国提供资金援助并帮助其执行调整计划；三是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账户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并消除阻碍世界贸易发展的汇兑限制。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IMF的前两项职能也几乎荡然无存，只剩下了第三项职能。由于IMF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是建立在旧的国际货币体系之上的，目前已经根本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从而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就成为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内容。
在“中国蓝图”中提出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框架，例如为增强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中方支持IMF增资，主张新增资金应优先用于欠发达国家；主张IMF应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经济体货币发行政策的监督；改进IMF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完善国际货币体系，健全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保持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相对稳定，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化；主张金融稳定论坛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协调，共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早日取得积极进展。这些主张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趋势。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蓝图”已经在G20伦敦峰会达成的核心协议中得到一定的体现和相应的回应，有些已成为G20伦敦峰会达成的核心共识，如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特别是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有较多的共识：一是增强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救助方面。二是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方面。IMF和世界银行也将实施改革并赋予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大的发言权。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将打破由美欧分别执掌的惯例，今后负责人的选任将改为任人唯贤。三是增强金融稳定论坛的作用方面。在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方面，决定新建一个金融稳定委员会取代现在的金融稳定论坛，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地位将得到强化，并与IMF一道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上的风险实施监测，发挥预警作用。另外，对国际间金融事务进行了协调，如加强金融监管及全球携手应对金融经济危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坚冰已打破，航道已开通，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并为此做出应有贡献。
三、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对策
“中国蓝图”表明，中国关于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战略已经明确。在实施“中国蓝图”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和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IMF改革为突破口
如前所述，以IMF为首的国际金融机构是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载体，其职能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制度性安排紧密相关，IMF改革理所当然就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突破口，而IMF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的改革又首当其冲。
长期以来，IMF发挥的实际作用非常有限且每况愈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治理结构和机制运作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特别是IMF成员国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不对称。发达国家在IMF份额和投票权中占据主导地位，如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合计份额超过60%，对决策有决定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如中国的投票权在2007年增加后也仅为3.67%，此前长期低于3%。决策权的不对称使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严重缺失，导致现行国际金融秩序建立在服务于部分国家的利益基础之上,而不是基于全世界的利益基础。因此，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是改进IMF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的重要方面，应改变IMF份额和投票权基于经济规模的分配原则，扩大基础投票权；IMF份额设计和投票权分配既要有体现已有经济规模的总量指标，还应增加反映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指标，以保证制度设计的公正性，体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潜力及相应的话语权；应废止少数发达国家事实上的否定权，并加大对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督预警，以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彻底改造IMF的治理结构和运作机制，其处境难以得到根本改变。
（二）打破美元垄断地位
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来看，目前尚无国家可以挑战美国的综合实力,美元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迄今尚无一种合适的国际储备资产能够替代美元：首先，从呼声最高、最有潜力的欧元来看，其实力和信誉都无法与美元抗衡，既便是有朝一日欧元替代了美元，其意义也仅在于替代、由美元独大转换为欧元独大，国际货币体系依旧不合理。其次，从黄金来看，由于其数量有限和实物属性，根本不可能满足国际间各种交往交流活动的开展与扩大，更重要的是历史也不可能倒退。再次，从特别提款权(SDR)来看，由于其本质上是IMF创造的一种信用资产，并未成为实际流通的国际货币，目前全球储备资产中SDR占比不足5%。数量有限和无实际资产支撑是SDR成为国际储备资产最大的障碍。
然而，此次金融危机，已在客观上导致美元霸权的基础出现松动，主要表现在：为摆脱危机，美联储开动印钞机实施了反危机政策，美国经济由此步入了衰落的进程，美元未来长期贬值已是大势所趋。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现阶段目标是打破美元垄断地位，推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即建立以美元为主、其他主要货币为重要补充的多元储备货币体系，从单极到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必然发展趋势。打破美元垄断地位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一是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纳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先进且稳健、有良好的金融及监管体系、货币自由兑换，其货币纳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将有利于打破美元垄断地位，逐渐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化；二是推动区域金融市场和区域性国际储备货币的发展,以此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三是推动SDR成为国际储备货币，通过改革SDR的分配与发行规则，扩大SDR规模和使用范围，使SDR逐渐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一极。显而易见，国际储备货币“极”的增加，就意味着美元垄断地位的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使人民币逐渐成为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极，是打破美元垄断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毫无疑问，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和GDP占全球比重的不断增加，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拥有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美国最大的债权，人民币纳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已经无可争议。中国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三）实现由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的转变
三十多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由一个外汇短缺大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大国，永远告别了外汇短缺年代，这是中国对外金融开放三十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与这一变化相联系，中国还实现两个重要的转变：从资本短缺大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净输出国、从对外债务大国转变为全球最重要的对外债权国。所有这些都充分表明，中国的内外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然而，中国金融发展还存在着两大隐患：其一，金融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脆弱，突出表现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国际收支失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转变，农业基础、就业、社会保障、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等等。其二，中国金融体系仍然比较脆弱，金融宏观调控体系、金融监管体系、金融机构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都有待于完善和发展，特别是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风险内控、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等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可以说，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开放型金融大国，而并非金融强国。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强身健体，推进中国经济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加快实现中国由开放型金融大国到开放型金融强国的转变，这是中国参与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键和根本。
（四）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中国在参与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过程中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或者说需要完成两大任务，即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与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而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则是指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而并非仅仅为国内金融中心或区域金融中心。如果这两个关键问题得不到解决，势必影响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拖延中国由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转变的进程。当然，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个实现的过程，但需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推进。
在上述两个关键问题中，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更显突出，这是因为，与改革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复杂决策程序相比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更有助于实现中国改造国际货币体系的目标。近一段时期，中国央行相继与马来西亚、印尼、阿根廷等六国央行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这可视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积极信号。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也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此外，在IMF改革中，推动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之一，争取在2010年IMF重新确定SDR篮子货币构成时提高人民币的比重，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
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战略和政策取向上可从两个层次、用“三步走”来概括：在地域扩张上采取“三步走”，即坚持人民币周边化、人民币区域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取向；在货币职能上也采取“三步走”，即坚持人民币结算货币、人民币投资货币、人民币储备货币的取向。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三步走”中的各步骤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衔接、相互交叉进行的，不可作绝对化理解。
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对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这表明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已经有了时间表。对中国来说，上海是目前中国内地最有希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有利于建立中国的金融优势地位、有利于确立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定价权、有利于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人民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和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对中国经济制度、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大程度上，中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状况决定着两个关键问题的进程，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和建立国际金融中心的步伐要与中国整体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相一致。由此可见，加快金融改革和发展对中国至关重要。
（五）维护中国的金融安全
中国在参与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风险。
第一，国际收支失衡的风险。中国国际收支已持续长达十多年的双顺差格局，但中国没有像发展中国家通常那样将外商直接投资（FDI）转换成为经常项目赤字，用于购买外国资本品、技术和管理经验，实际上这些资金又通过种种渠道回到美国的政府债券市场。与此同时，相当于经常项目盈余的国内储蓄也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中国国际收支的这种失衡的、不合理格局具有不可持续性，从中长期来看蕴藏着巨大的风险。而中国国际收支危机预警防范体系、风险监测预警能力，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第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在这一进程中，国内经济金融稳定、宏观调控、金融监管的难度增加，而且还面临着“特里芬难题”，即在以贸易逆差向储备国提供结算与储备手段的过程中，本币贬值的压力与保持本币币值稳定之间存在的冲突。人民币国际化后，中国将通过收支赤字来提供人民币资产以满足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这种状况必然削弱中国国际收支地位；而如果中国存在持续的赤字，就将使持有人民币流动性资产的国家不愿意持有更多的人民币资产。
第三，外汇储备资产保值的风险。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如何保障近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是中国货币管理当局面临的重大而严峻的挑战。从中国超常规模的高额外汇储备来看，且不说这种状况造成的危害，如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加剧经济结构失衡、支付高额成本、影响金融调控能力等等，就其承担的风险而言也正在与日俱增。中国作为全球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中国继续增持或持有美国国债，尽管目前美元的估值中性，但美元仍有进一步贬值的风险，一旦美国经济形势开始企稳，流动性过剩将成为美元贬值的首要风险因素，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将受到严重威胁；如果中国减持美国国债，则可能在市场上产生抛售美国国债的羊群效应，加剧中国尚未减持的存量美国国债价值下跌，反而造成更大的损失。
第四，人民币波动及逆转的风险。确保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也有利于从根本上保障人民币资产的价值稳定，推动人民币资产成为可靠、安全的国际资产，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也存在着众多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因素，特别需要警惕的是，美元的变化，无论是美元由弱转强，还是由强转弱，都将可能引发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逆转，将引起汇率的波动，从而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
第五，国际游资冲击的风险。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近年来国际游资不断涌向中国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对热钱具有两大吸引力，即低风险和高回报，突出表现为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的长期性，利率水平高于美国、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正如斯蒂格利茨教授所分析的：资金会流向更安全的地方，而现在大家觉得美国经济和金融存在比较高的风险。现在投资者持有美元资产，即使可以获得一定的回报，但由于美元贬值，这种回报也会被汇率贬值所侵蚀。这时候投资者开始寻找一些回报更高的资产，而正在升值的人民币无疑就是一种选择，所以出现大量资金涌入中国。 国际游资大量进入，对中国宏观经济、货币体系、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冲击，加剧了国内资产价格的波动、推高通货膨胀、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上述风险，都将影响中国的金融安全，中国在参与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和防范这些风险。
（王元龙先生是中国银行总行研究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