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 香港驻京记者到成都采访内地维权人士谭作人案开庭审讯新闻, 被当地公安以 “有人举报藏有违禁品”的莫须有指控扣在酒店房间不准出门达七小时，并在拒绝出示警证和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房间搜查。事件在香港引发了轩然大波，，成了一条比谭作人案更大的新闻，而成都公安的处理手法更遭诟病，被媒体批评是“执法犯法”、“生安白造”，损害了公安的形象，更给国家形象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
西方通过港媒了解中国政经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香港不但是国家招商引资的窗口，而且成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窗口，更是国家形象的重要橱窗。而香港传媒就在这中间扮演非常独特的角色。事实上，这些年来香港传媒影响的受众，不单是香港广大的市民，更包括世界各国官方驻港机构和记者，他们透过香港媒体了解中国，报道中国，观察跟踪中国政经社会的变化。因此，香港媒体对中国内地的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起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影响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国的观察和判断。
多年来，美国、欧洲和日本重要的媒体，包括报纸、电视台、电台和通讯社等，他们派驻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记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透过香港的媒体寻找新闻线索，然后再跟踪采访。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及其所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华盛顿邮报》等著名报刊驻北京和上海的记者，都会时不时南下香港，向香港一些主流媒体记者了解和交流对中国政经情况的分析和判断。
而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重要国家驻香港总领事馆，更在香港聘用众多当地雇员，成立专门机构，每天将香港媒体重要的报道和文章翻译成英文、法文和日文等本国语言，及时掌握港媒有关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最新发展，报回各自国内的有关部门和机构，作为各自政府判断中国内地和香港政经发展的决策参考。
因此，这些年来，香港媒体发现和报道的中国内地正面和负面人物，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从“著名的学者和专家”等意见领袖，到诸如异议人士、维权律师等风云人物，也理所当然为欧美日等国家政府和媒体所熟悉。并在之后的相互作用下，发展成了一个个更大的新闻事件，“捧红了”一个个的新闻人物，也在某种程度了影响了中国与欧美日等国家的外交关系。
所以，香港媒体对中国内地的有关新闻报道，不但影响香港民众对内地的观瞻和看法，而且关系到中国在国际上的国家形象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善待港记，巧待港媒，杜绝简单粗暴等不文明、不规范行为，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处理好与香港媒体的关系。
正确处理与香港传媒的关系
但长期以来，在一种惯性思维的指导下，内地一些地方和机构却未能处理好与香港媒体的关系，把与香港媒体当成一种敌对关系或敏感关系，使得与香港媒体和香港记者的关系，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也使得香港媒体觉得采访中国新闻太沉重。
多年来，“采访中国新闻会不会有危险”? 这个问题因而经常不时令一众常到中国内地采访的香港记者或哑然, 或叹息。虽然他们认为，回到内地，回到自己的国家采访, 只要没有做与记者身份不符的行为, 只要没有触犯法律, 即便采访的新闻或对象, 有时会令一些政府官员尴尬不悦，毕竟国家是越来越开放, 总不至于有甚么真正意义上的危险吧。但是， “危险”与“敏感”，对不少香港记者来说，却是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阴影。面对亲朋好友和同事，面对还在求学的新闻系学生, 这个问题总是经常被提起, 实在是令人感慨。
尤其是这些天，当发生香港记者到成都采访内地维权人士谭作人案开庭审讯新闻, 被当地公安以 “藏有违禁品”指控进入酒店房间搜查, 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就觉得更加沉重。
自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来, 随着与中国内地交往的增多, 特别是近年在经济上的不断融合与互补, 香港市民对中国内地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六月中发表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四成的受访者认为香港本地媒体在报道中国内地新闻上 “不足够”, 希望增加中国内地新闻的信息量，可见香港市民对自己的国家越来越关心, 而记者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桥梁的角色。
港人希望了解更多国家发展信息
事实上, 香港的主要报章都有 “中国新闻”版面, 电子媒体也经常报道内地的消息。遇上重大新闻事件, 如去年的北京奥运, 今年的国庆60周年, 更成了香港媒体的报道重点。 只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 香港和内地在某些价值观、新闻观上仍存有这样那样的差异, 在新闻的处理上也就不尽相同。在报道中国内地新闻时, 香港媒体不会只是歌舞升平, 对此，中央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都很清楚, 相信也能理解。
对香港传媒而言, 他们认为有责任告诉港人国家的发展, 也有责任提醒受众看到国家目前仍存在的种种问题, 包括一些弊端等。而在中国逐步走向民主化的进程中, 内地出现不同的声音其实也很正常, 记者把这些现象加以报道, 实际上更能让香港及海外读者观众看到国家的进步。至于内地某些人士的言行, 被内地政府视为不当, 甚至被视为法律所不容, 但在经过正常司法程序的裁决过程中, 香港传媒据实报道案情其实也很正常。
因此, 当香港记者前往采访维权人士有关案件的审讯时, 当局若能安排采访最好, 但若因为案件涉及敏感内容或有其它不能公开的原因, 只需大方说明没有采访安排即可, 毕竟这世上没有任何事情都必须允许采访这一规定, 记者也能理解, 根本无需阻挠, 更无须编造莫须有的借口。但成都公安此次做法, 加上不佩带证件执法, 也没有必需的搜索手续，在记者对此提出质疑时，反以 “内地和香港有地域差别”搪塞, 弄巧反拙之余, 只落得个编造假话以阻挠记者正常采访的印象，影响了信誉，引起反感， 既有损公安人员的形象, 也损害了国家形象，给中央政府, 特别是主管港澳事务的部门增烦添乱。
成都公安做法有损国家形象
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批评成都公安的这一做法，是破坏国家正在建立的开放形象，尤其是事件发生后, 有评论把之与国庆60周年将至, 有关方面要保证不出乱子而收紧政策拉上关系。这种说法能否成立另当别论, 因为国家在举行重大庆典或活动时加强保安也很正常, 但相信每一位关心和热爱自己国家的中国人, 包括香港人在内, 都不愿见到一个因为人为原因而带来的紧张气氛，毕竟这应该是一个分享喜庆的好日子。
60年来, 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度, 发展到今天对世界局势有举足轻重影响的重要国家, 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 一个国家形象的建立，需要长期的努力，既需要经济上的富足、科技上的进步、军事上的强大，更需要先进的制度、先进的文化和为世界大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的价值观等 “软实力” (soft power)。这样的“软实力”其实比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更具说服力和征服力。
全国政协发言人, 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这些年来不断在推广这样的 “软实力”。 他曾指出, 中国近年来开放媒体采访的经验证明，有些事件发生之后，并没有因为及时开放记者采访而出现问题，反倒是因为禁止记者采访，封锁消息而使得事情变得更糟更复杂。因此，国家很多部门和地方各省市这些年先后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 内地的平面和电视媒体也增加了新闻时事节目的报道, 这些其实都是这种“软实力”的一种体现。 多年来，香港媒体不断派记者到内地采访, 近年来更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记者站, 既让港人看到了更多内地的真实情况, 也是香港记者了解自己国家的一个过程, 这对两地的沟通都是一件好事。去年北京奥运期间北京对境外记者采访的开放态度, 以及四川地震时对媒体的迅速响应, 就是中国重视 “软实力”建设，改善形象的一种体现，获得了媒体的高度评价，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国新办新闻局长表达善意获肯定
这次成都公安以 “有人举报藏有违禁品”的莫须有指控扣查香港记者事件发生后, 香港媒体熟悉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局局长郭卫民就公开表示, 中央正推动各部委对境外传媒采取 “零拒绝”政策, 在传媒提出采访申请后, 无论结果如何, 必须24小时内回复。但郭卫民也坦承, 境外传媒在内地采访仍不时遇到困难, 包括受到骚扰, 他建议记者遇到这样的问题时，应向地方政府的新闻办官员求助。郭卫民的这种表态，在某种程度上对香港媒体起到了怀柔作用, 是对香港记者表现的善意，值得肯定，希望有更多的内地政府官员正确认识香港媒体对于国家形象塑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其实, 这次香港记者被成都公安 “留难”事件之所以发生, 很大程度在于内地不同系统之间的部门各自为政, 特别是地方执法人员, 包括某些官员对中央政策, 包括港澳政策的理解及执行水平参差或力有不逮。 如郭卫民建议记者向当地新闻办官员求助; 而香港记者平常最常找的 “救命”单位除了新闻办, 就是港澳办或中联办或全国记协, 但一个大家没法说出口的问题是, 各地新闻办或港澳办等，在有些公安或甚它执法系统有法不依的情况下，真能发挥作用吗? 一旦出了问题, 谁来出面负责解决? 但无论如何, 这种令国家形象受损, 令中国的 “软实力”受到打击的事件今后不应再发生, 期待郭局长的 “零拒绝”政策好好落实, 让香港记者到内地的合法采访 “零危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