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两则消息颇让香港舆论关注。一是粤港合作第12次联系会议在香港举行，除了要加快推进港珠澳大桥、广深港客运专线、港深机场铁路等基础建设之外，还提出建立粤港澳联合创新区，把深圳前海作为现代服务业示范区，显示粤港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二是北京学者程洁在Hong Kong Journal的一篇文章引起香港强烈反响。
程洁的文章似乎是为澄清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的香港“两支管治队伍”之说而写，但也提到中央自2003年七一游行之后，改变“河水不犯井水”的对港态度，从之前的偏向“两制”，转向为更注重“一国”原则。在这个原则下，争取主动权，成为中央的目标，在香港事务上主动出击，把控局面。虽然有人认为“河水犯井水”早已是事实，但还是引起香港舆论哗然。泛民议员指出，文章反映以“一国为主”的政策已在破坏“两制”的实施，若不尽快争取双普选，一国两制等于自掘坟墓，最终“玩死香港”。网友认为，这是“代中央宣告一国两制玩完”。
现在，北京对港政策在经济上是能软则软，极力推动两地融合，其中尤以粤港合作最为突出；政治上则越来越显得强势主动。政治方针与经济措施幷举，软硬兼施，效果不是没有，但也不时激起香港社会反弹，引起广泛争论。
对北京来说，常以香港的民调“是否认同是中国人”、“是否以中国为荣”等指标判断香港人是否爱国。这些指标通常可以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但是这能否说明香港回归十二年后香港人对国家的心态呢？实际的情况非常微妙，从香港的功利主义传统来看，一些“爱国”的香港人很可能是顺势而为，因此表面上的民调数据还不错，但是在实际政治行动上香港人心里想的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香港人可以说，他们的确爱国，爱的是乡土意涵上的中国（country）和文化观念上的中国（nation），但不一定爱政治概念上的中国（state）。然而，即使从乡土、文化等社会层面来看，香港与内地的隔阂依然明显存在，即使是目前深度合作的粤港也是如此。因此，尽管中港两地经济社会有高密度和频度的交流交往，但隔阂的存在让香港人对内地的成见潜移默化，并在各个层面表现出来。
据香港的一项调查，有高达七成的香港居民没去过广东以外的内地省份，对内地的了解当然就只限于媒体的有限报道。而去过的又多是跟着旅行团去旅游，对内地的印象自然是走马观花。对于香港的年长者来说，所获信息有限，对内地的观感也多来自媒体的那些报道。而年轻人虽然经常往返深港，但多数人还认为深圳只是香港的后花园而已，可以便宜地去K歌、跳舞、买东西。我曾与香港的大学生进行交流，我告诉他们：深圳已经是全国第四大经济城市，深圳的科技产业已经走在全国前列，把香港甩得老远，深圳普通市民的生活水准、收入水平已经赶上香港。他们都不敢置信。我就说，这些东西，其实香港的媒体都有报道，只是很零碎很简单的，不会引起香港人注意，香港人平时也不喜欢看这些报道。香港人对近在身边的深圳的认识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地方了。
当然，香港朋友中也有对内地认识比较深的。他们经常北上做生意，谈业务，“去了内地才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市场规模之巨”。内地市场潜力的巨大无疑是吸引他们前去的因素之一。他们不但熟悉内地的商业规则、官场运作，也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及风景名胜。但是，在遵纪守法的环境氛围中成长出来的香港人，始终是看不惯内地有关贪污腐败、法治不彰等负面东西，虽然自己有时要去适应这种文化。以香港人在珠三角的出口加工厂为例，货物要出入境就要与海关打交道，内地海关的贪污普遍，官僚作风盛行，没钱就没法开路，海关人员几乎就是大爷，谁都得小心扮孙子。内地的海关差不多是最腐败的政府部门，其他部门如工商、税务可能好一点，但是你也要好好侍候。因此，在内地经商的香港人虽然获取了相当的经济利益，但是与内地官僚交往的屈辱感是难以消除的。对于这些“内地通”来说，也许正是他们了解内地的缘故，在内心深处还是回避内地，而更愿意以“香港人”的身份出现。
另外，对于这些跨境管理者来说，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他们是不愿意频繁跨境到珠三角工作。香港学者潘毅、黄洪在一个跨境空间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跨境管理者“讨厌过境，但对他而言，边境突显了地位、金钱和权力。他非常清楚只有跨越边境他才有机会做总裁。他也很享受在中国大陆的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常常到高尔夫球会活动，每晚都在最昂贵的食肆吃晚餐。”他们不与本地人交朋友，也就是说根本未融入当地社区。
不仅管理阶层如此，到深圳定居的香港工薪阶层也极少与当地社区发生联系。我住的小区一度有三分之一的香港人买房居住，其中不少是工薪阶层，如货柜车司机、厨师等。不少香港人娶的还是内地太太，但是他们与社区里的内地人鲜有交流。深圳是内地新兴的移民城市，各地人在社区中都可以很快熟识，但香港人是例外。这里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知识背景、文化认同的差异还很大。因此，即使跨境居住、生活，即使与内地人结婚生子，跨境的香港人始终不愿融入当地社区和社会，潘毅、黄洪的报告指出，“大陆社会充满着诸如腐化、欺诈、罪行、交通混乱等问题”，让这些人抗拒任何与大陆人共享文化特质的想法。
内地人在香港的情况又如何呢？一般认为，香港是个移民社会，对于新移民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回归十几年的情况似乎幷非如此。内地新移民主要是两种：
一种是通过单程证来港的内地人士，这些人一般是低收入者，主要集中于深水埗、天水围、元朗及屯门，不少家庭月均收入仅6500元，如果香港经济不景气则更加困难。香港政府的租屋政策以及就业政策，使这些地区成为香港社会的贫困区，家庭问题丛生，悲剧不断。最典型的是天水围，已经成为香港的“悲情市镇”：全区27万人口中，不少是内地新移民，是香港最多失业人口，最多低收入贫困人士，最多单亲家庭的社区。不管怎么说，这些新移民与香港社会的融合是相当失败的。
另一种是内地赴港读书、工作人士。拿单程证赴港人士是越来越少，但是这些赴港就读、就业的越来越多，这也符合香港人口年轻化、高端化的政策要求。但是这部分人也感到很难融入香港人的圈子。在港就读的内地学生更是为此困惑，他们不怕语言不通，不怕能力不行，但就是难与香港同学交朋友。毕业后留港工作的氛围也让内地生感到孤独。据7月27日的《南方都市报》报道，内地毕业生小胡所在公司的饭堂可谓泾渭分明，内地人、香港人各坐各的约定俗成的地盘。此外，香港本地人有时也会抱团欺生。这条“分界线”还隐藏于内地人和香港人的工作习惯中。小胡觉得两地人的沟通方式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笔者与内地生交流来看，这种情况确实普遍，是内地生自身交往方式问题？还是背后的文化隔阂、相互竞争问题？
无论是拿单程证的，还是双程证的新移民，来香港后总会有一段艰难的适应期。在香港的内地新移民、内地学生也因为不了解香港的文化习俗而经常陷入尴尬，甚至为此触犯香港的法律。对此，有人认为在语言问题上，内地来港学生都能很快掌握粤语，而且有不少就是广东长大、说广东话的学生，他们在香港与内地同学交往都很好，但是与香港本地同学始终隔着一层。
香港回归多年来，两地之间的交流虽然频繁，但为什么做不到水乳相融？甚至只是水和油的掺和，虽然没有什么冲突，但始终泾渭分明。这是我在香港深圳之间奔波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我认为，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香港移民文化特质的丧失。文化背景的差异即如前述，香港人心底里难以认同内地的文化特质、社会习惯等，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早已步入发达地区之列，怎么能去认同一个他们认为“政治腐败、道德败落”的社会呢？而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后逐渐形成本地化意识，“香港人”的身份得到确立，但移民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却在逐渐丧失。
文化上的认同与价值观念上的沟通是合作与融合的基础。不管北京为掌控香港局势而主动出击、参与香港事务，还是在经济上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都需要深入了解和认识香港人与内地在思想深处的隔阂和差异，需要通过文化层面的深入交流与沟通来达到相互的认同，这样才有可能有真正的融合。
为此，几年前我提出粤港澳的交流合作需要以“大三通”为基础的合作发展架构，即大交通、大流通及大沟通。这个“大三通”借用台海两岸“大三通”之名，但内涵大不一样。大交通是指适应现代人流、物流的基础交通网络，大流通则指人流、物流、资金流的畅通，大沟通则是指文化上相互沟通，相互理解。
实际上，“大三通”也是香港与整个内地交流合作的基础。大交通即尽快把港澳地区融入全国交通网络中，这是CEPA顺利实施的基础，也是粤港澳合作的重中之重。最近的粤港联席会议不少内容谈的是跨境基建，其实就是把香港融入到全国交通网络之中。大流通中的物资流通除了加快交通建设外，还需要加快通关过程；资金流通的自由顺畅则需要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的背景下展开，而人才的流通则需要香港继续调整人才政策，以吸纳真正的内地人才。大交通是硬件上的基础建设，而文化上的大沟通则是软件上的基础建设。如果香港没有海纳百川的移民城市胸怀，如果内地人在香港不能很快被接纳，吸引内地人才始终是一句空话。
而如果文化上的大沟通假设只是两地的各种团体进行互访、比赛，举办各种文化交流活动，那未免仍浮于表面。要让香港人真正“归心”，还在于内地的政治清明与社会的开放进步，这是两地文化认同的根本症结。套用成都武侯祠的对联则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软硬皆误，后来治港要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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