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尤其是从去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所谓G2，亦即中美共管世界格局的声音，在世界舆论中开始不断上升。虽然中国高层和舆论对此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高度的警惕，但着眼于当今国际格局，即便没有G2概念的产生，国际社会对于中美分别为当今和未来世界两极的印象似乎正在不断清晰和强化；这一点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亚洲地区范围内，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中美两极格局对华不利
从中美双边关系来看，双方在经贸和军力领域里既磨合又潜在竞争的态势也日益明显；美国出于各种心态，其对华的防范、警惕和遏制心理日益强化；从中国来说，各种有意无意挑战美国的心理和动作也时有所见。
从总体上说，中美之间在双边关系和全球格局中的这一态势，一方面折射了随着中国崛起，两国关系的态势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但另一方面，这种过早形成的两极格局，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从策略层面而言，无论如何都是不利的。
虽然从长期看，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趋势，但在中短期的策略层面而言，人们还是需要做一些必要的战略思考；其间最主要的是，中国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用通俗的话来说，还是需要一定的“和稀泥”策略。
这里需要理清的概念是，所谓的“和稀泥”策略，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在国际问题上不予表态，或是充当“老好人”，而是指中国应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尽力稀释因中美两极过早成型而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
因中美两极过早成型而给中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但会带来美国对中国的过早的战略敌意，而且也会带来其他国家因对中国实力增强产生担忧，而在战略上过早站在美国一边，或至少在对华战略上加强与美国的沟通和协调，同时也容易过早给中国在国际责任方面的压力。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上述三种情况都已在中国面临的外交氛围中有所出现，有的甚至还相当明显。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格局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终将影响乃至改变世界格局，其间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但另一方面，中国近年由于自身定位和策略的某些偏差，也在一定上促成乃至加速了上述格局的形成，其间就包括中国有意无意间将本来“人人心中有，人人口中无”的中国高速发展现象，用“和平崛起”这一语言概念予以固定化和清晰化，同时也包括中国民间除策略层面外，在心理层面对这一格局成型的陶醉。这种陶醉自然有过去数百年历史悲情的基础，但着眼于未来中国的长远发展，无论在战略还是民族文化心理成熟的层面，都是相当不明智甚至是相当危险的。
要改变或至少缓解这一现象，中国在战略层面上，有必要善用多极资源来舒缓面临的战略压力。这种善用多极资源，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合纵连横，而是将之前“一超多强”中的各个“强国”，有机揉合到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对美战略之中。
这些多极资源，既包括欧洲、日本，也包括印度和俄罗斯。但从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程度来看，欧洲对中国显然属于全球层面的重要关系，而日本对中国则属于地区层面的重要关系。但无论是欧洲还是日本，其对中国善用多极资源舒缓战略压力的作用却是一样的。
准确研判中欧意识形态分歧
无论从国际现有格局还是其未来的走向而言，美中欧三足鼎立将是一个逐渐显现的趋势。因此，在中美之外，如何更多研习欧洲，善用欧洲的一极，就显得极为重要。
当然，最近几年，中国与欧洲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产生冲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些冲突主要基于以下几个背景：一、中国崛起给全体西方世界带来的深刻冲击和影响：由于西方对中国的未来走向尤其是支撑这一走向的政治体制感到不确定性，因此才有了在价值观上与中国的磨合乃至冲突；二、中欧关系的微妙变化：在冷战后美中欧三角关系中，中欧关系原本是一组相对稳定的双边关系，但近年随着欧洲领导人的更迭，尤其是欧洲对华整体情绪的改变，中欧关系越来越变得不确定起来；一个较实用主义的美国更注重意识形态的欧洲，在其对华情绪整体发生改变的基础上，对中国而言未来到底是伙伴还是潜在对手，这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回答清楚的问题，而将在未来的中欧磨合和探索中逐渐清晰化。
以去年发生的西藏风波为例， 从表面上看，此次西藏风波发生后，蔓延在西方媒体上的是一片对中国政府的指责之声，其中甚至包括西方相当有影响力的媒体；一些欧洲媒体在伊拉克战争五周年之际，对美国的错误进行非常富有深度和哲理的反思，然而在西藏问题上却显示出其简单化的一面。
其间的原因，主要是在西方社会，尤其是一些以知识阶层对主要对象的媒体，长期来的传统就是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同时夹杂着对东方事物的不甚明了，再加上西方几百年来积淀起来的种族主义傲慢情绪。这里有几个层面的问题需要理清：一、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其以对政府不信任为基本特征的批判主义特征；二、在数百年东西方秩序的倾斜过程中，形成了所谓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包括自由、人权、公民自决等），而这些主流价值观孤立地看，恰好又被包括冷战在内的历史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于是就更增加了西方知识界的底气；三、数百年现代化的发展和东西方秩序的倾斜，导致了西方社会尤其是知识界一方面对西藏和非洲有着猎奇般的文化热衷乃至狂热，另一方面却又对西藏和非洲的现实缺乏足够的了解乃至兴趣，因此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传统，又与其种族主义的傲慢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西藏问题上，只要一发生问题，西方尤其是欧洲知识界的第一反应就是指责中国政府，即便风波是骚乱参与者首先采用暴力措施，即便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政府同样会采取严厉的行动。同时，即便在文化认同和尊重的问题上，西方媒体长期来忽视了一个问题，即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基本上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
中欧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
由于欧洲特有的文化背景、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中欧之间从表面上在一系列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冲突甚至超过与美国的冲突，但从本质上看，中欧之间却永远不可能成为战略敌人。这主要是基于对中欧双方不同国家定位的研判。对欧洲来说，大国与大国角逐时代早已过去。欧洲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逐渐开始融合，及至冷战之后再度转型。到了今天，欧盟及其成员国虽然已不可能而且也无意返回大国角逐的时代，同时未来的欧洲就其政治影响力而言，与中国和美国将不在同一层面之上。但欧洲由于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文明程度，同时欧洲经济和政治整合而导致的“欧洲合众国”现象，决定了未来的欧洲将继续以其二流的政治实力，继续发挥世界一极的重要作用。
中欧之间的绝大部分冲突，都属于人性和体制间的正常冲突，属于通过互相了解可以沟通的范畴。对正在崛起（若人们还是沿用“崛起”这一说法）的中国而言，三足鼎立的格局无疑要较中美“二足鼎立”的格局更为安全和少有风险。而且如上所述，从中欧双方不同的国家发展定位而言，双方未来不可能发生本质的战略冲突。
因此，中国有必要在战略上做出对欧洲的适度倾斜，而在一些看似激烈，但却不体现中欧关系战略本质的问题上，做一些策略上的调整。必须看到，欧洲虽然在文化、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同属西方阵营，但毕竟还是与美国存在很大的不同。如何利用这些不同，在全球层面稀释中美虚幻的两极格局，显得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从欧洲方面来看，虽然美欧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上基本一致，但双方还是同中有异，尤其是双方在一些涉及人类深层远见卓识和智慧的问题上，会显示出本质的差异，几年前伊拉克战争期间的美欧分歧，以及最近美欧双方在减排问题上的不同视角和立场，就集中折射了这一点。
对欧洲来说，虽然在战略上离不开美国，而且也无意完全离开美国，但在一些涉及人类重大困惑和命运的问题上，却时常有美国所没有的角度和思维，这一点必须引起同为文化大国的中国的高度重视。中国作为五千年文明大国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现象，也是人类遇到的共同挑战。这一挑战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外交和战略的范畴，而随着时间推移，必将嵌入到东西方文化视野的深层。恰恰在这方面，同为文化大国的中欧双方，可以找到沟通的切入点；中欧甚至有可能藉双方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深刻影响方面提炼出属于人类的共同智慧。而这些切入点，往往又可反作用于中欧双边关系中的外交和政治层面。
重新准确定义中欧关系战略内涵
必须承认，近年中欧之间有每年一次（今年甚至达到两次）中欧领导人峰会，双方都强调从战略层面看待双边关系。但这一战略关系究竟如何理解？双方如何真正从战略层面来审视和解决双边关系中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中欧双方的关系中还是相对流于空泛。
以中欧目前的意识形态阵营而言，双方显然无法做到如美欧般的战略伙伴关系。因此，所谓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必须对其战略伙伴的涵义做极其清晰、能为双方共同接受的定义。以笔者浅见，这里的战略伙伴的涵义，应当是跨越双边关系的技术层面，站在人类共同屋顶上审视双方共同面临的挑战、彼此的分歧，并共同探索解决之道。显然，这里的战略涵义应是以超越双边关系的思维来审视双边关系，以超越政治和经济的思维来审视双边关系中的政治和经济议题，并为人类求得具有启示效应的答案。
随着中国的崛起，欧洲在市场、贸易逆差和对华人民币升值等议题上遇到的问题，从表面上与美国一样。但双方是否能高屋建瓴般地审视这些技术性议题，对双方政治家的思想高度、思维视野和战略智慧，都是非常重要的考验。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国际间众多复杂的事务，往往有两种切入方法，一是专家式的技术切入方式，而另一种则是政治思维切入方式。显然，专家们一定具有专业眼光，但却无法从政治高度审视问题。如何在专家眼光中揉合政治高度和政治智慧，哪些问题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适当做出让步？让到什么程度？这对双方的智慧同样是非常严格的考验。
因此，在双方彼此做出适度政策倾斜之前，首先有必要在战略层面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和磋商。这方面，双方的智库已经迈出第一步，但还有继续强化和深入的必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