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回归十周年之际，不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均可以用欣欣向荣来形容，不少香港传媒也对“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将之称为“澳门神话”。事实上，澳门的现实发展状况大致上确是如此。
不过，当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都先后在最近高度赞扬澳门的政绩，令澳门人不禁有点出乎意外。
12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北京召开的“纪念澳门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公开表示，澳门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中有三点启示：第一是高度认同澳门事务是中国内政，自觉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和中央权威，坚决反对和抵御外部势力干预，尤其是为《澳门基本法》第23条的落实，成功在本地立法；第二是澳门依法实行行政主导体制，正确处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者的关系，自觉地维护特首的权威，全力支持其工作；第三是澳门社会各界求同存异，积极开展协商，讲求社会和谐，不把矛盾和问题简单化和政治化，形成相互理解、和衷共济的良好社会氛围。
最后，吴邦国委员长提出对澳门的“三点希望”，就是澳门应该全面加强法制观念，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努力提高依法管治能力。
不久之前才以“有缺失、无遗憾”总结自己十年政绩的何厚铧特首，当场便诚惶诚恐地表示，《澳门基本法》能够在澳门成功实施，首先是国家对澳门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持，并不完全是澳门本身的功劳。
何厚铧特首还强调，澳门特区政府在部分施政领域上，甚至出现过较大的失误，原因是对基本法的掌握，对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和立法精神的理解有欠全面和准确。
由此可见，澳门特首何厚铧对吴邦国委员长的赞许的确觉得有点受宠若惊。这种谦逊的反应，其实也是大多数澳门居民的共同感觉。
以国际标准衡量澳门的总体发展
“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十年实践，其实至少可用两项客观标准来衡量。第一项客观标准是联合国所通过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或者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5条至第42条所列举的，多项澳门居民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第二项客观标准则是何厚铧本人在1999年参选和就任澳门特首时曾经公开作出的8点承诺。
根据第一项客观标准，澳门居民在基本法里规定的基本人权应该都得到了保障。而在国际公约的保证方面，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公约适用于澳门的有关规定，也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贯彻实施。
不但如此，在澳门本地特有的族群问题上，“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保护，他们的习俗和文化传统应受尊重”，也让国际社会一些爱挑剔者无法可说，他们一直密切关注这一问题并以此检视中国政府的诚信。
可以说，过去十年以来，上述对澳门居民基本人权的保障不但没有削弱和改变，而且继续在澳门得到贯彻落实，不少1999年之前澳葡当局从来没有积极落实的权利（例如，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等弱势团体的辅助、廉政建设），过去十年以来得到了显著加强。
所以，即使以国际标准来衡量，而非单纯地与香港过去十二年的总体性表现相比，“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应该是相当成功的。换言之，“澳门神话”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给何厚铧82.5的优秀评分
1999年何厚铧在参选和就任澳门特首时，曾经在其《参选政纲》和《就职演辞》提出8项承诺，那就是：恢复法律和治安、经济重建、改善公共行政系统、反对贪污、加强教育青年和职业培训、社会支持系统、族群和谐、文化使命。
在澳门目前仍没有存在“双普选”（各级行政首长均由普选产生、各级民意代表全部均由普选产生）的客观环境下，由于这些都是何厚铧本人对外公开作出的承诺，因此，不管你有没有权利或有没有在选委会里投过何厚铧一票，甚至一向反对何厚铧本人，都有权要求和评估何厚铧本人有没有完成他公开作出的这些承诺。
所以，如果我们将上述八点承诺，每项列为12.5分（即总100分），观诸过去十年澳门的总体发展，除了在改善公共行政系统上未如理想（应该扣7.5分）和反贪工作远远落后市民要求（应该扣10分）之外，对于其它六项承诺，何厚铧特首领导的澳门特区政府不但完全做到，甚至在某些项目之上，还是超标超时完成的。
因此，何厚铧特首领导的澳门特区政府，其评分应该是至少有82.5分的优异成绩。
不但如此，澳门大学、澳门高等校际学院、澳门理工学院最近一个月以来公布的多项调查结果，包括反映贫富悬殊程度的吉尼系数（跌至0.4以下）、失业率（跌至3.8%）、幸福指数（升至0.4以上），都在在反映出大多数澳门受访市民，基本上对澳门过去十年的政绩是肯定的。
澳门经济的动力：赌权开放和港澳个人游
根据澳门特区政府博彩监察协调局最新公布的2009年第3季度统计数据显示，澳门博彩业从2002年2月的“1个牌照、1个经营者、11个赌场、339张赌桌、808部角子老虎机”的“独占市场”，发展到2009年9月（第3季度）的“3个牌照、6个经营者，33个赌场，4610张赌桌、14175部角子老虎机”的“完全竞争市场”。换言之，即是经营者（博彩公司）上升了6倍，赌场数目上升了3倍，赌台数目上升了13.59倍，角子老虎机上升了17.54倍。升幅速度之快，完全出乎澳门居民和外来投资者的想象。
回顾过去十年澳门经济发展的轨迹，促使澳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实来自两项因素：澳门特区政府于2002年初宣布赌权开放，和中国中央政府于2003年宣布的开放内地居民“港澳个人游”（俗称“自由行”）。
因为，澳门特区政府正式开放幸运博彩赌场的经营权后，赌场经营者不但自1家增加至3家（最后增至6家），世界级的大睹场（包括金沙、银河星际、威尼斯人、永利、美高梅、新葡京、新濠天地）还纷纷在澳门落成营业，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内地旅客“前进澳门”，这才令澳门在中国内地旅客带来的巨额消费和境外商人不断兴建新型赌场的投资推动下，连续几年出现史无前例的、每年高达20%到30%的高速经济增长。
澳门发展的隐忧：居屋、污染和贫富悬殊
赌权开放后，对澳门本地的物价和房地产价格影响甚大。由于空前的经济繁荣和大量投机性外资涌入，澳门不但物价楼价（租金）狂升，远远快过工资上升的速度，受薪阶层的购买力大幅减低，于是，未曾买楼的普通市民，目前已陷入一屋难求的地步。与此同时，亦有，数千个被称为“无壳蜗牛”的澳门本地无屋家庭，争相申请入住澳门特区政府兴建的“经济房屋”（包括香港所称的“公屋”和“居屋”），并至少要排队5年以上。
不但如此，由于年轻人在短期之内上楼无望，加上澳门迄今仍未兴建任何捷运系统，公共巴士服务亦奇差无比，为了能够对外炫耀和准时上班，许多年轻人便蜂拥而上去买两轮的摩托车（电单车）或四轮的汽车（私家车），令只有大约30平方公里面积和100公里道路长度的澳门，几年之内，便塞进约8万辆摩托车和3万辆汽车，不管是上班或下班时间，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把澳门的马路塞个水泄不通，令交通堵塞、喇叭乱响、废气满天，成为澳门城区里最严重的环保问题。
与此同时，由于外来资金大量涌入，新赌场不断兴建，澳门本地高级建筑人才供应不足，于是，承包商往往必须要采用“24小时日夜加班工作”的方式去赶建新赌场。但是，如此一搞，赶工时发出的巨大噪音，便严重影响到新赌场工地附近楼房居民的正常休息或睡眠（生活素质），环境污染、（都市中心地区）热岛效应等问题也日趋严重。
故此，对大多数澳门人来说，过去十年以来，金钱是多赚了，总体生活质素却是下降了。
不稳定因素在扩大和升级
因此，目前澳门已经浮现和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核心是：澳门已经出现与政治社会学中与暴动、骚乱、革命等暴力行为有关的“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同时，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在逐步扩大和升级。
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革命到来之时，往往不是大多数人民生活最贫穷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生活变得比较富裕，但贫富不均却愈来愈严重，所得分配愈来愈不公之时。因为，长期的贫穷状态会使人民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天天忙着为三餐奔波，生活品质虽差但相对平静。
但当经济增长出现时，经济条件的改善，唤醒了大多数人民对未来生活可能会更好的期待，但是，经济增长并不等于人人都可以平等地受惠，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得益较多，一部分人受惠较少，甚至所得减少或者失业（落后群体）。平等期望与收入差距愈大，理想和现实之间差距愈远，落后群体的心理挫折就会愈大，嫉妒和怨恨愈高，并最终将不满心理转化成暴力行为。
目前澳门市民的“相对剥夺感”主要来自社会经济高速增长，但贫富悬殊却日益扩大。造成此现象的基本原因来自外资只集中投资在回收速度较快的博彩旅游业领域，澳门的整体经济结构是否能够自博彩旅游业（龙头产业）升级至休闲娱乐业（龙身）、会议展览业（龙尾）的较高层次，值得政府关注。
换言之，即是澳门问题专家黄东所指出的，澳门经济迄今“只见龙头，未见龙身、龙尾，甚至可以说是连龙的手指甲都还未看到”。于是，能在博彩业（赌场）工作的市民和未能进入博彩业（赌场）工作的市民，马上便出现巨大的所得（收入）差距，令贫富悬殊问题随之突显出来。
总而言之，崔世安博士正式就任澳门特首之后，如果不能在经济房屋、交通堵塞两大问题上对症下药，全心全意全力地，将19,000个经济房屋单位和轻轨捷运系统（第一期路线）如期落成，一向与别不同的澳门，可能随时会爆出什么意想不到的问题，那才是最令大家担心的事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