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朔：过去的英德，今天的中美？

——当前中美关系的严峻挑战

2007年，学术生涯横跨英美的牛津及哈佛学者佛格森（Niall Ferguson）及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率先提出“中美国”（Chimerica）这个概念后，无论同意或反对，“中美国”这种提法显然已受到人们相当的注意。

一个人会设定出一个概念，当然并非凭空的遐想，而是有他的理据甚至别有怀抱，它会显露在它文章的文本间。由佛格森2008年所著的《货币崛起》以及延续他的逻辑，由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于2009年所出版的《超融合》，我们已能体会到，他们之所以提出“中美国”这种说法，其实是寓有“借古鉴今”的用意，那就是昔有英德，今日的中美会不会步向它的“后尘”？佛格森指出：一百年前在第一次全球化的时代里，许多投资人也认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和欧陆最蓬勃的工业经济体之间有着类似的共生关系，那个经济体是德国。当年也跟今天的情形一样，共生与对立只有一线之隔。他指出，百年前人们不认为英德会起冲突，直到冲突出现，人们才发现许多显而易见的因素都被故意忽略了。而今天中美关系会不会恶化到引发全球化的瓦解呢？看似不可能，但却不能掉以轻心。他甚至指出，“中美国”这个字与希腊神话里狮羊龙“三不像怪兽”（Chimaera）相似，一不小心即会这个变成那个。例如美国指控中国贸易不公平竞争及操纵人民币汇率已有好一段时间，但从2007年8月起，美国调降利率到接近零，并让美元贬值，它其实就是一种美国版的“美元操纵”。由于指控中国已成了一种必要的惯性，纵使中国对美出口减少，这种指控也不会停止。

佛格森教授除了在《货币崛起》中以英德为鉴，对当今的中美关系表示忧虑外，非常值得注意的，乃是他在2010年三及四月号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专文，对美国这个帝国的衰落提出警告。其中有一段提及美国目前的财政危机，他指出：

多数帝国的衰落都与财政危机有关，亦即税收与支出之间出现严重失衡，且不足以偿还公共债务。目前美国债务急速增加，2009年已超过1.4兆美元，约为GDP的11.2%，为六十年来最大的赤字，2010年的债务也不会太少。公共债务在未来十年将大增一倍，由2008年的5.8兆美元，增至2019年的14.3兆。在同一时段里，债息支出将由联邦税入的8%增至17%。以上这些数字皆属恶兆，但在政治实体的问题上，人们的认知才更重要。帝国的危机上，权利的实质支撑并不那么重要，对未来权利的期望值才更关键。上述财政数字不会侵蚀美国的实力，但人们长期以来认为美国有能力度过任何危机的信心却会减弱。现在全球仍希望美国能够像丘吉尔的名言所说，尽管另外的方法已经用尽，美国仍应去面对自己的问题。美国赤字已极严重，到了2080年，将到可怕的比例。尽管为时尚远，但美国已需堵住这财政的破洞。

佛格森以悬挂在“纽约历史学会”由19世纪美国画家柯尔（Thomas Cole）所绘的五幅“帝国的历程”为例，替美国的帝国没落发出警告。他指出，美国赤字债务日益严重，它将在某个时刻，因为人心的预期效果而出现债息及通膨的巨幅升高而造成灾难。帝国的没落从来就不是个渐变的过程，而是情况恶化而突然出现巨变。而不幸的是美国这列危险的列车并没有刹车装置，甚至还是由盲人在驾驶!

综合上述佛格森教授的观点，必须指出的是，“中美国”这样的提法，一则是一种期望，另则是一种警告。中美双方有互利共生的一面，但也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如果不能发挥互利共生的特性，在这个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缺乏良好规范的时刻，任意将贸易和汇率问题政治化，只会造成对立面的扩大。尤其是金融海啸之后，美国债务持续升高，以美元贬值为手段的通货膨胀输出日益严重，并有籍着美元贬值来稀释它的庞大旧债之含意。这其实只会让美元危机趋于恶化，如何堵住财政破洞，已成了美国迫切的课题。

卡拉贝尔在《超融合》里，接续了前述佛格森的观点，指出对“中美国”双方，更多的是针对美国而言，应该注意昔日英德两国对立和两败俱伤的历史经验。卡拉贝尔认为，眼前的道路提供至少两种可能：不是美国和相当范围内的欧洲和中国携手合作，将此种制度再加琢磨和发展俾同蒙其利；就是重拾昔日二元论的观点，把“他们”的长进一律视为“我们”的没落。就美国而言，若是选择接纳美中依存关系，那么我们就很可能躲过当前种种挑战，维持现有繁荣，甚至在未来数十年更上层楼。这固然意味着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相对改变，但权衡得失，利益仍然远大于成本。

卡拉贝尔在书中所提出的，其实是一种“大合作”与“大对话”的新思维模式。他在书中指出，中国的崛起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纵使有一天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也不是美国的末日，对美国的活力和角色也不会有太大的破坏。因此他认为双方在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已需做重大的调整。例如过去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驻军的帝国，对中国有许多挑衅式的围堵习惯。这种帝国积习显然已应改变。个人认为，卡拉贝尔的主张里强调中美双方必须理解到，两国合作最需要的是要去开辟许多“超主权事务”的对话与磋商。

在其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即非常具急迫性：中美两国都在自己的围墙内制定经济政策，虽然时有磋商，但仍然将利率、币值和预算等事务视为不容侵犯的主权。但是，在一个中国外汇存底有许多是以美元资产方式持有和美国预算靠中国信贷融通的世界里，在一个两国资金流通塑造国内收支平衡的世界里，双方若能以协调来决定政策，也许更为可行。中美双方目前是有个对话机制，但这跟美国联储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共同决定利率大不相同，现在看来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两个经济体系合流的结果，可能很快就得这么做了。

在此，以较大篇幅讨论佛格森及卡拉贝尔两人的“中美国”观念，乃是就眼前的客观事实而论，中国的崛起已无法被否认，但中国崛起后它与美国的关系，却与百年前的英德，六十年前的美苏相同，都反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危险期。在英美的意识形态里有着强烈的善恶二元论本质，它源远流长，开始于宗教改革时代新教逐渐在英国取得支配地位，并持续到殖民扩张主义和工业革命。视东方为野蛮专制落后的所谓“东方主义”从此在英美被建造完成，它合理化了帝国干涉主义。近年来动辄以人权自由为理由来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法，乃是它有“道德勇气”的证明。而这种意识形态在美国两党皆然。在民主党方面其实更强，这也是民主党有较强以道德为名的扩张色彩的原因，就以当今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例，他即有传统民主党道德主义的色彩。他的道德主义用于内政，可以推动出“健保改革方案”这种重大的改变，实在应予称赞，但这种道德主义用于国际社会，他在“国情咨文”报告中宣称，“美国人不甘居于第二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卿坎伯宣称美国要成为亚太地区的在地强权而非“过客”，这些谈话都使人捏把冷汗。

因此，在中国和平崛起，估计今年在经济规模上即可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估计最快到2020年即可赶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处于这样的时刻，人们切莫志得意满，反而应当更警惕到，这才是中国最危险的时刻，因为过去那些“疑中”、“歧中”、“畏中”、“反中”的情绪，反而容易在这样的时刻迸发。因为当今全球的资讯、贸易及货币秩序并不稳定，所有上述的情绪必会籍着这些秩序的改变而排山倒海而来。个人一向有种悲观的态度，那就是经济结构出了问题后造成大衰退，除非主要国家反躬自省并忍受付出代价，否则衰退危机必不可能解决，而会走往终极战争解决这种人们最不愿看到的模式。30年代大萧条的解决绝非凯因斯或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动员经济。人们会以英德经验为戒，希望中美关系切莫不幸地走向历史的旧路，其实有其用心良苦之处。

目前世界形势紧急，尤其是中美关系更为脆弱，由于美国乃是西方价值观的代表，而西方传统上即有摩尼教善恶二元论的传统。这种传统早已内化为思想史上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一环，它由西方人歧视与敌视邻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而后逐步将范围扩大到包括了中国的东方。在这种“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里，他们认为东方是专制的，权力集中于少数寡头之手，个人生命财产自由无保障，集体性超过了个人性等。对于已习惯于西方说辞的我们，在概念上很难一下子给予否定，但这种说辞究竟有多精确则实在可堪讨论。

然而，这种“东方主义”式的反中价值观虽然最为可议，但因它已维系了数百年，对多数西方人早已成了一种习惯。这使得西方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乃是“另一个苏联”的崛起。在全球战略、人权、政治、民主等问题上不能松懈。英美的中国论述里还有一个核心环节，那就是1793年英国专使马戈尔尼（Lord George Macartney）赴热河行宫两度朝觐乾隆皇帝要求通商谈判遭拒，马戈尔尼当时也拒绝用叩头的朝觐之礼。从此以后，“叩头”（kotow, kowtow）这个字在中西关系史上就具有特殊的意义，那就是英美与中国，无论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让步，让步就是“叩头”，就是“没有道德勇气”。这也是最近中美各类问题迸发，但只要一涉及与政治有关，美国媒体上的所谓专家意见，就一致主张不能向中国“叩头”，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华勒沙）甚至还表示向中国“叩头”，美国即“不配再做世界的领袖”云云。

因此，当前的中美关系，最核心的难题仍是意识形态以及延续了数百年的文化歧视。任何人皆知道，任何过去被长期歧视、蔑视、甚或敌视的人与国，当它逐渐发展，最后必然会触及这些问题，它的对手会以过去的态度看待它，甚至合理化它们新的怀疑和敌对，而它自己当然格外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来说服以及取信于对手。否则怀疑与敌对就会持续发展强化，引发更大的对立。

而我们已可知，最近这段时期中美关系紧张，最核心的问题如西藏、谷歌事件、人权问题、新闻自由问题等，美国的态度皆日趋强硬。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也都被贴上帝国注意的标签。美国甚至不讳言它要重新“入亚”，要成为亚洲“在地强权”的企图。这已是当年英德对立时的布局，政治及军事，甚至意识形态的战线已全面拉开！我们当然不能轻率地说这种情况将无限恶化，但我们却也不能假装问题不存在，甚或愚昧的过度乐观。中美之间存在着太多文化及利益的栅栏，当中国崛起，就会一个个地遭遇到这些栅栏，当中国崛起到它的总体经济规模，甚至国力规模已和美国愈来愈接近，所遇到的栅栏也将愈大。这是国家之间的障碍赛，中国目前所遇到的障碍，已比从前更大且更全面，在可见的最近都不会缓和。

而中美关系在此刻突然趋于恶化，除了中国崛起，使得西方过去的那些历史偏见和文化习惯全面迸发外，当然也和美国的经济形势有关。中国由于幅员大，基数低，成长的空间仍然极大。因此尽管受到全球经济衰退影响，仍可保有快速成长。但美国则不然，过去二十年，美国虽拜全球化之赐，大型公司的利润增加，金融服务部门更是一枝独秀，但其积弊却也同步日增：

它基本上是以美元作为全球最主要储备货币之地位，持续的以国际债务来维系其地位。美元的长期泛滥，其实是在股市和房市等资产市场吹着泡沫。资本利得成了人们向往的目标，而债务的累积，其实等于是在以新债养旧债，以新债稀释旧债。这乃是所谓的“债务帝国”的格局。而它显示在实体经济上的，则是“两层经济”（Two-tiers Economy）的矛盾日益严重。第二层的技术竞争力日衰，工资当然无法上涨。全球所得的M型化，其实是以美国为中心和起点，而向全球扩散的。

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它的主要机理乃是商品市场的开放与金融扩张的互相交换。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吉尔品（Robert Gilpin）即指出，我们对商品市场不宜称之为“自由贸易”，因为“自由贸易”这种概念只存在于理论中、教科书里，甚至官方的宣传中，实际存在的只是“贸易自由化”而已，真正在运作的则是“被管理的贸易”。例如，就概念而言，没有任何政府角色的贸易才是自由贸易，那么政府对贸易的租税减免优惠，对公司的纾困，甚至更明显的补贴岂不都违背了自由贸易原则。由于真正的自由贸易并不存在，因而贸易体系长期以来都是“不安定的系统”（Insecure System）。美国以它“最后购买者”的最大市场国身份进口，并以最强债务国身份要求顺差大国日本购买美国国债及美国公司的债券。当要求不能实现，就会以顺差为理由施压。这种贸易逆差换公债的方式，也就是财经作家庞勒（William Bonner）和魏金（Addison Wiggin）所谓的“债务帝国”的格局。而在此逻辑下，美国又可籍着赤字债务而促成美元的贬值，从而使国家债务被稀释。这形同是用美元贬值而“对外输出通胀，进口通缩”。美国长期皆进口物价低廉产品，实肇因于此，这也是所谓的“大中庸”（Great Moderation）时代之起源。这种“被管理的贸易”，昔日的对象是日本，而今则是中国。由于日本内需规模有限，美国对日施压容易，但这种“不安定的贸易系统”，却使得国际贸易的秩序缺乏客观性，具有太多政治操作的空间。

自从1970年代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之后，货币体系即不再有非货币的参照条件。美元根据美国经济独大的现实，“信用”即成了美元价值的保证，而这当然给了美国进行佛格森教授所说的“美国式货币操作”的上手机会。美国可以籍着国家赤字促使美元持续贬值，稀释其旧债，美元得以全球泛滥，透过各方小国的境外中心在国际间进行资本利得与资本支配性的活动。如果我们注意各境外避税天堂的发展，当会发现它主要与美元全球泛滥和全球支配活动密切相关。庞大的美元力道，既是美国国内货币但同时也是最主要国际货币，它已俨然成了“拉平”全世界利率水准，减低资本交易成本的最大力量，也为全球资产泡沫化的同步发展做好了准备。

自从金融海啸迄今，全球各种金融峰会持续召开，但几个重要问题全都未曾触及：包括信用评级机构的正当性问题？各国对赤字问题是否应有规范？资本跨国移动是否应做出最低标准的管理？个人认为，由于全球货币体系失去了客观性，汇率问题的确已被重重扭曲。前述的吉尔品教授即已明言货币体系的不稳定确实已成了当今的主要难题，尤其是金融海啸迄今，各国印钞救经济，至今各国债务已达四十五万亿美元，货币价值已更不稳定。这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局面。

因此，综合上述简短的叙述，我们可以说当今的全球体系其实早已破绽重重。去年我就已指出过，若美国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在百分之十左右徘徊，中美之间的经贸、货币、甚至意识形态问题皆必然逐步表面化，而从去年底美国在商品贸易部分即持续升高对中国的指控。其他如人权、资讯自由等也都同步出现，现在更发展到汇率问题。原因无他，全球商品贸易及货币秩序的长期不稳定，它的矛盾全都暴露，并针对到了中国头上。而其关键，则无疑的仍在于美国的经济现况。

中美汇率之争是“阻贬”美元之争

自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迄今，所推动的其实就是以“量化宽松”为名的扩大债务印钞救经济。我们不能否认它确实具有一定成效，对股市有一定振奋效果，但它似乎并没有滴漏到“两层经济”的第二层。这也是失业问题始终无法改善的原因。美国债务持续增加，美元继续扩大供给，当货币政策仍救不了经济，而美国政府又通过花钱极大而财源无着的健保改革，未来财政的改善希望极渺；而同时，失业问题并未改善，奥巴马为了拉拢工人选票，又做出“五年出口倍增”的承诺，处于如此的情势，他在经济上其实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加快美元贬值的速度，籍着美元贬值使美国制造业有较大的成本竞争优势，以通货膨胀来拯救经济。最近在若干专家的言论及著作中已告出现，中美之间的汇率战争，表面上是升贬之争，但换个主客易位的角度，其实也是“阻贬”美元之争。

当今由于政府介入经济的角色日增，特别是美国纾困企业即形同另一种优惠与补贴，这已使保护主义更趋模糊，而且由于贸易设限，顺差逆差已很难作为货币升贬的理由，中国对欧美有极大顺差，更大的原因或许乃是欧美对商品输华有太多限制，对中国资本输出如并购及投资公司等有这样那样的怀疑，因此，设若开放更多，中国的国际收支即会更趋平衡，这也是个人认为，当中国面临美国的顺差指控，其实应另辟话题，将美国对华的贸易设限、投资设限等，做出有说服力的抗辩。若美国设限减少，中国自美进口就会增加，这也将有助于美国的就业。只在顺差上做文章，反而局限了更全面性的观点，特别是美国对出口中国设限减少，以及对中国投资放宽限制，也表示基于敌对心态而设限的前提必须调整。美中长期以来的怀疑敌对必须逐步淡化，商业上的许多设限其实都有敌对性的前提，当设限放宽，敌对性淡化，商业活动的被扭曲程度就会减少。也正因此，要求美国放宽出口及投资，而非压缩中国的出口，这才是更符合中美共同利益，而且也有助长期友谊的选择方向。

其次，诚如近代主要国际金融秩序参与专家吉尔顿（Toyoo Gyohten）所指出，安定而有效的国际货币系统必须以安定的政治基础为要件。二战之后的初期，美国及其盟友政治无间隙，的确有极好的表现。而今那种条件早已无存，任何主要经济体的不一致，想要籍着建制化的规定及政策来解决，可谓已无可能。透过“危机管理机制”（Crisis Management Mechanism）来协商解决，已成了唯一的选择。美国企图像当年对待日元一样，联合欧洲在1985年逼迫日元升值，这次联合声明对人民币施压，其情况已不一样：中国对美欧不存在“不公平贸易”的问题，只存在着美国对出口中国设限太多的问题；国际社会上的确有许多专家如孟代尔，高盛的欧尼尔等不认为人民币低估，美国操纵让美元贬值对全球的负面影响更大，这时候更显得双方共同建立“危机管理机制”的重要。个人认为，中国已应更主动的要求美国放宽出口及开放中国资本投资美国产业；中国也应透过这个机制，要求美国逐步有效降低国家债务，解除美元贬值的风险，中国已是美国最大债权国，美元价位稳定，才是中国债权的保障。美元稳定，国际社会才可免除那种美国人曾说过的：“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这种诅咒。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输出自己的问题，而美元的确已成了当今美国输出的最大问题。

当今美国问题重重。美国长期以来皆经济新自由主义当道，对富人轻税，且鼓励资本利得活动，贫富不均，国家债务日益沉重。游牧式的富人全球串走，这都是奥巴马政府的问题核心。由于向富人征税如海外查税等并不确定，在未来几年国家负债将更增，美元贬值压力将更大。因此，美国需要时间及魄力来减轻这些问题，中国也理应在美国困难时提供适当而双赢的助力。中国在有条件下扩大美债的持有，但美国必须承诺要有更确切的降低债务及增加政府收入的做法；而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必须放宽对中国出口和中国投资美国的限制，中国本身也需扩大内需进口。目前中国由于进口增加而首次出现逆差，这其实已反映出中国内需扩大是可以期待的。

中美两国乃是未来世界安定的两根主要支柱，但中美的磨合，其难度之大可能超过人们的想像。历史累积的猜忌不信任，长期形成的意识形态优越感，特别是美国一对中国让步就被看成是“叩头”；一对中国不那么盛气凌人，就被说成是“欠债者将成为借贷者的奴隶”。这些恶意的陈腔滥调也逼迫着美国政府对中国必须愈来愈强硬。这都使人对中美关系尽管充满期待，但也觉得乌云笼罩，担心这种被形势造成的敌对升高，会有擦枪走火之虞。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只能希望中美相互勉励，过去有英德两败俱伤的前例，今天的中美一定要避免这种旧路，只有中美磨合成朋友，世界才可能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