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社会最广泛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被称为“八十后”青年人的示威和游行。青年人“斗争”的激烈程度，让整个社会震惊，却也让人困惑：是什么让年轻人有如此强烈的斗争动机？这不禁让人想起法国的五月风暴，当时的参与者都是被称为” ”富裕与教育的产物”的年轻人。
二战后二十年间的法国，如同经历了七十年代后二、三十年间高速发展的香港社会，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在消费文化的笼罩下，人们格守“闷声发大财”的原则，把自身价值与经济紧密地挂钩，因此也被称为“沉默的一代”。然而，沉默许久之后的渲泄却显得更为可怕。1968年的三月，一场悄然的对抗先是在大学涌起，起因是学生要求改革学校的教育制度。到了五月份，涌上巴黎街头参与游行示威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0万。事情远没有就此停止，接着，罢课罢工浪潮席卷了法国多个省份。虽然戴高乐总统用解散国会重新大选的办法暂时渡过了危机，但社会上已经留下了深刻的裂痕。次年戴高乐总统的辞职也可以视为六八年风暴的余波。
这场风暴的诱因幷非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青年人反叛的是技术官僚社会，而目的则是带领人们走向更为真实而具体的民主。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形式常常则是反叛、愤怒、批判和对抗。不单单法国，上个世纪60年代整个西方发达社会都出现了相类似的青年运动，比如美国的反越战示威、意大利和西德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等。
如果对比欧美二战后到70年代之间和香港社会最近二三十年的社会发展，除去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相似，另一个给社会结构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就是高等教育上的发展。大学，由传统的精英模式（指毛入学率低于15%）逐步向大众化阶段过渡，这带给普通民众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 这意味着，是过去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即社会阶级较低的群体，有了更多机会进入大学。从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间，法国大学生的人数增长了3.6倍，其中，从1963年到1968短短五年间，人数就增长了2.2倍。 在所谓的大学“博雅塔”生活了数年后，这些年轻人幻想着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实现个人价值，也促进社会和整个人类的变革。但是毕业之后，等待他们的则是失落、就业困难、现实生活与理想的差距。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内部也悄然发生着另一个变化，即大学不得不由博雅学府逐演变成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场所。但这种过度是强迫性的，在过程中带来了很多至今都未能解决的危机。传统的博雅学科，比如文学、哲学、历史受到挑战，这表现在受欢迎程度和资源配置上。相反，过去很多实用性、技术性的学科有机会进入了大学，幷且成为社会的新“宠儿”，比如商学。大学一面承载着传统的使命，追求真理和德行；另一面却再也不能独善其身，必须融入到物质化的现实世界。
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福利。这使得更多的普通民众分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但有趣的是，高等教育却并没有像公营系统的医疗一样，一步步走向全民免费。相反，政府越来越将高等教育推给市场和社会。这是因为扩大高等教育机会的另一个考虑是经济因素，政府试图向通过高等教育这个杠杆以继续巩固社会的繁荣。像许多经济实体一样，大学也要考虑起效益问题。但是高等教育的扩招最初是由政府的单边行为所引起：因为人们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所以在政府的支援下增加了大学供应。如同增加了货币供给而产生通货膨胀，当青年人把青春、期盼和学费与大学/社会/政府交换之后，在供给增加后，大学生在求职难度、薪金水平和未来在职场的发展上升空间等方面，都与他们原来的预期产生了很大落差。他们不可避免地产生失落和不满——对政府、也对这个社会。
换句话说，当高等教育被供求双方都看成是一种投资之后，政府单方面的增加供给，减低了原有高等教育的投资回报。在过去二十年，香港的高等教育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多间学院升格为大学，以及后来副学士学位的学生大大增加，香港的大学生亦不再是“天之骄子”。更雪上加霜的是，随着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越来越集中和依赖于金融和地产等资本密集型行业。这使得香港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变差，年轻人对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怨气越来越大。所谓的八十后问题，虽然表面上最容易被观察到的是世代冲突，新一代和老一代人价值和生活信念上的冲突，实际则是一种民众和政府在社会交易过程中的失衡。
八十后这个词语本来自中国大陆，特指计划生育后在80年代成长起来的独生子女。有人会问，中国大陆与香港基本同时经历了高等教育扩招，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八十后则没有出现与社会的公开对抗？这是因为：其一、大陆仍有自己一套在政府管理下的价值观念；其二、大陆的经济发展的上升空间仍然巨大，还有很多“闷声发大财”的机会。
未来的高等教育不可能再回到精英教育的阶段，相反，未来它会朝向更为普及化发展——事实上，现在很多发达国家早已经达到了这个阶段。换句话说，随着供给量的进一步增加，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供给契约会趋于平衡，对投资回报的看法也会相一致。而留给我们对高等教育的反思是，如果要把大学的传统使命和务实联系在一起，学校必须要有明确的理念和机制帮助学生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而不是让学生一点点去接受理想与现实两个世界，一步步走向妥协和无奈，又或者产生对抗。这需要社会和学校给予学生一种主流的价值观念。
香港社会在70、80年代经济腾飞时候也有自己的价值观，积极乐观、吃苦耐劳、创新拼搏的精神。但是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么，大学除了教授课业知识之外，是否有充分的准备告诉学生如何成为一个积极的公民，怎样作为贡献社会的一份子？作为“八十后”的年轻人，不应当只是要求社会和政府来理解自己，也而应当用跟积极的态度去理解、参与和改变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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