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上下两卷的《关于党的建设工作》(下简称《党建工作》)一书，作者曾庆红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长期从事和主持党务工作，是党建方面老资格专家。按照中共的惯例，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离任）出版书籍应得到中央书记处，甚至更高领导的同意。所以, 本书的出版不应只看作是作者个人讲话和文章的汇集，而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中共党建工作的脉络，因而引起各方，包括海外舆论的关注。
《党建工作》收录了曾庆红自1985年至2007年的讲话和文章107篇。从内容看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反映了作者在不同领导岗位从事党建工作的思路和做法，涉及面较宽也较为具体；另一部分是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反映了作者在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值得重视。
恢复和发扬传统，实施人才战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的地位开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但在建设什么样的党，以什么理念执政这两个根本性问题上，经历了长期、反复和曲折的探索。大体上讲，经历了从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党向建国初期建设型执政党的转变；从建设型政党向继续革命政党转变；再从革命型政党向建设型政党转变这样三个阶段。这样的划分可能不是很精确，但基本反映中共执政过程和理念的变化。《党建工作》反映了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共执政理念的演变。
《党建工作》一书首先反映了“文革”后“恢复传统”时期党建工作的实际情况。书中选录1980年代的文章（包括讲话，下同）很少，只有两篇，这种谨慎的选用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当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专注地方党建，对全局性党建工作所论不多；二是，作者认为这两篇文章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时间同样为1985年作的“为创造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而奋斗”和“学习与纪念”两篇文章，都是谈人才的。前者重点提出了 “如果不适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就会由于缺少组织保证而贻误整个改革进程” ，只有“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才能“创造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 。更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改革应包括“改革干部选拔录用制度” 、“干部人事管理制度” 和“干部培训工作” 。而在“学习与纪念”一文中，通过纪念一位叫华怡的工程师，重申了中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的理念。
由于文革造成的后遗症，198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人才短缺的问题十分突出，高级科技人才更是奇缺。作者特意保留1985年的两篇文章，强调了选拔人才，创造人才涌现环境的重要性，既有现实的需要，也体现了中共一脉相承的传统。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共可以称之为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们，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在改革的大潮中走上经商的道路，但也有不少人开始步入政坛。后者通常有良好教育的背景，较宽广的视野，同时对中共有深厚的感情，从政后，很容易将一些现代意识与革命传统结合起来，形成自身的改革思想，而曾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曾庆红到中央工作后，曾担任过中央办公厅主任、组织部长等要职，后来更晋身中共核心层，担任政治局常委，长期实际主管党建工作。他在1980年代提出得干部选拔、干部管理、干部培训方面的改革，贯穿了其工作的全过程，并对以后的改革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在《党建工作》一书中，曾庆红对干部人事改革中，更多注入党内民主因素，加强党内监督，选拔和培养人才有诸多论述。先后提出了从党管干部扩展到党管人才；为了实现干部“能上能下”，提出建立和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任期试用制、辞职制度及部分领导职务聘任制。在党的教育培训方面，主持了“三讲”、“先进性教育“等活动。这些党建工作中一些新的尝试，既包含创新的强烈愿望，又保留了明显传统的印记，还通过不整人、不搞运动的政策界限，体现对党内斗争教训的汲取。
关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的思考和探索，贯穿了《党建工作》全书，如怎样发现和选拔社会人才，做到“野无遗贤” ；不仅选拔人才而且“提供让人才自我涌现和表现才能的机会和舞台” ；如何有效实行党内和社会监督，在制度上设计和实施中解决干部工作效能低下和腐败问题；如何建立起既能保持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又能符合现代执政党要求的培训体系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或开拓了更为深入思考的空间。
汇聚人才于党的中心工作，是中共革命时期的传统，毛泽东曾讲：要组织浩浩荡荡的大军，完成民族解放之大业。但在“继续革命”时期，特别“文革”中，很多人受到伤害，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相信曾本人对此深有感受。邓小平当年搞拨乱反正，就是从全国科学大会，从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开始的。《党建工作》始终抓住人才和干部问题，既是对传统的恢复，也旨在说明执政“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其实，这是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问题。
曾庆红从政后仕途顺利，乃至进入最高的核心层，使其有一种超乎常人的“使命感”，时刻站在谋党谋国角度想问题，既与他出身于深红家庭的背景有关，也与他自身和很多同龄人一样的坎坷的经历有关。这种背景和经历，使他对中共的传统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思想基础，又可能通过对党内和社会弊端的深刻认识，坚持革新现状的思考和探求。
以先进性推动中共的建设现代化
《党建工作》收录文章的时间跨度有22年，但除1985年两篇外，1993-1997年每年只有一篇，13年间，共7篇。而1999年到2007年9年间则有100篇。这固然与作者在不同时间段所处的地位和工作环境有关，也反映了作者更为重视关于党的建设现代化的思考。
如何既保持党的性质和传统，又适应现代政治发展的要求，是中共党建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这大体有两个方面，作为执政党，一是执政地位的认受性和民意支持度；二是适应现代政治所包含的民主形式和程序。
中共“马上得天下”，在执政初期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执政地位和广泛的民意支持，这可能超过任何通过民主程序取得政权的政党。但此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也曾使中共陷入过“信任危机”。而在过去的30余年间，中共又领导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并且正在成为一个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大国。这一“丰功伟绩”帮助中共渡过了其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之一。同时，这一卧薪尝胆，浴火重生的过程也促进了中共本身的现代化。
《党建工作》一书，在执政党现代化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探索，就是如何通过党的先进性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自“把三个代表思想落实到从严治党中去”一文后，有10余篇文章是以“三个代表”和“先进性教育”为题的文章。“三个代表”理论和以此为内容的先进性教育，是作者在执政党现代化建设中，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从文中可以看到作者的思路是这样展开的。首先，“三个代表”理论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在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 ，为了进一步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问题” 。其次，在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面前，党的建设最重要的是保持其先进性，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先锋队性质”，体现“党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进一步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进入新世纪后，作者显然将与时俱进和保持党的先进性作为新时期党建设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共党内腐败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凸现。社会上对改革开放中的弊端和负面效果多有批评，左派也有回归传统体制，或反向改革的论点。应该承认，这些舆论和看法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在社会中下阶层中有相当高的民意支持。中共在继续改革，还是走回头路的问题上面临历史性选择。“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共选择了前者，顺理成章，党的建设也不能走回头路。要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要发展，自然需要新的理论指导。这个阶段的理论创新就是“三个代表”，并且将“三个代表”思想提高到了“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的高度。应当承认，“三个代表”理论在统一党内思想，回答和解决诸多党内建设问题方面起到了统领和积极的作用，在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议上，“三个代表”理论顺利写入了党章。
在《党建工作》一书中，作者从时代背景、党内民主、党建研究引入现代科技和党的教育培训四个方面对创新进行了阐述。
作者认为，新时期的党建应该适应新的形势，这种新形势包括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国际方面可归结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趋势等对党的建设产生的影响” ；国内方面归结于“国内大变革对党的建设产生的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将外部形势变化作为党的建设和工作的重要依据，是中共的传统。但“三个代表”所讲的先进性，不仅包括了在国内的先进性，而且包括了在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不应只是一种形势和提出理论的背景，而应该渗入到理论内容之中。将这种带有“普世”含义的先进性作为执政党建设的内容，应该是中共在党建理论上的重要成果。
民主化是党的建设现代化，保持执政党的生命力和活力又一重要内容。作者提出“积极探索在干部工作中扩大民主的新途径，建立了民主推荐、民意测验和民主评议等制度。” “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 。这是将党的建设与社会民主建设结合起来，挂上钩，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二者交互影响，互相监督、共同发展，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意义重大。
在党建研究的现代化方面，作者提出了“要高度重视和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如运用信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先进统计方法，把定性分析同定量分析结合起来，把基础理论研究同应用理论研究结合起来” 。事实上，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现在不仅在党建研究方面，而且在党的组织、宣传、纪检监督等方面，都已经广泛运用了现代科学技术。而现代科技也在从各个方面影响着党建工作的思维和工作模式。作者在十年前提出的将现代科技引入党建研究的主张，确实具有较强的超前意识和创新精神。
在探索党的干部教育培训现代化途径方面，曾庆红主持了延安、井冈山、浦东三个新型干部学院的建设工作。简单看，延安、井冈山学院强调了发扬传统，浦东学院强调了现代意识，使之成为“具有国际性、时代性、开放性特点的新型干部教育基地” 。 这可以视为对传统党内思想培训的重要补充。
对中共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的思考
中共现在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7000万党员的、世界最大的政党，其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并不是来自经济甚至军事方面，而是来自是否具有驾驭全局，把握未来的执政能力。近年来，中共最高层已对执政能力的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要求全党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紧迫感”和“忧患意识”，“基于这种时代紧迫感、深层忧患感，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鲜明地提出了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
在《党建工作》中，曾庆红通过对党建现代化的探索，逐渐更多地融入了对执政理念的思考，强调了执政党的建设要适应和融入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治国理政的效果是对党的建设的检验。这可以被认为是对党建工作，更加深的思考和探索。
首先，将党建和治国理政紧密地结合，提出：“紧紧扭住‘第一要务’”，牢牢铭记‘两个务必’，自觉实践‘三个代表’” 。其中所讲的“第一要务”，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将党的建设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联系是中共的传统，但将国家民族命运定位于发展，强调“财之不丰、民之不富、兵之不强，则国无以立” 。以这种质朴的谋国之言诠释“第一要务”，突显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关乎国运民生之实质，而这种颇具感染力的非意识形态化表述，符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其政治路线表述的特点。
其次，提出了“能力建设”问题。传统上，中共的领导人，特别是领袖，都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和政治斗争。他们的“能力”都是经过“筛选”和考验的。但和平时期，党的干部的选拔、任用和晋升，已经不可能有这种“筛选”机制和环境。处于各个执政环节中干部的能力的评价、选拔和培养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甚至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执政能力就会落空，而中共会因此失去执政地位。但这种执政能力这并不能通过传统教育或一般学校教育给予解决。曾承认在执政党的干部中存在“知识恐慌”、“本领恐慌” ，但根本上是能力恐慌。此后的文章中，他更加明确地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后一项根本建设”。他认为这需要通过坚持党的基本纲领和路线，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发展民主，建立更有效、灵活的干部选拔（筛选）进入、退出机制来解决。可以做这样的理论联想，即党的先进性应该体现在党员思想意识修养，组织结构的先进等方面，但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执政党，这些方面的先进性，需要集中体现在执政能力上。只有在国内外复杂环境中有正确的判断力、决策力和执行力的政党，才具有先进性和执政力。
曾庆红还在《党建工作》一书的多个地方对党建和执政使命结合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且强调了二者之间的交互影响。在对“执政为民”，落实“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执政理念的诠释中，除了强调党的建设要保证这些执政理念的落实，似乎还有这样一种思考，即这些执政理念也包含了对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最新的要求，甚至挑战。而党的建设不能自我建设、闭门造车，需要面对各种挑战去不断探索，不断进步。
通读《党建工作》一书，可以看到曾庆红为中共党的建设作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在如何处理好将党的传统与现代化结合，既保持传统之本又可得创新之利，收“鱼与熊掌兼得” 之效；如何使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相得益彰，有序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如何在实践中，通过人才建设，干部选拔和锻炼，找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新途径等方面，也给读者留下了思考和想象的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