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发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011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大多数香港传媒一如既往地以“大香港主义”的观点，就澳门特区政府“继续派钱”的措施大做文章，借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之名去批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可是，如果从大多数澳门市民的角度出发，最令大家担心的，不仅仅是这份报告提出一些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措施，还有外人不可能感觉到的，对澳门特区政府管治牵一发以动全身的（公务员）“中央招聘制”。
规划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发展蓝图
比起今年年初崔世安特首公布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刚刚发表的这份最新《施政报告》，的确是有一些进步的。
最新《施政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澳门特区政府“将继续从广大居民的切身需要和长远利益出发，广泛听取意见，优化民生素质，确保社会祥和穏定，扩展产业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方向，规划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蓝图，致力实现澳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试图通过发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途径，达成近年来多位中央领导人曾明白宣示的“产业适度多元化”目标，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除此之外，“施政报告”中提出的种种承诺，包括建设优质城巿生活，人文建设，经济适度多元，人力资源，支持中小企业，税项减免、经济补贴及津贴措施，提升生活素质，可持续发展，科学施政和制度化建设等等，都的确是“回顾过去，放眼未来”，如果能在崔世安的任期内一一达成，对大多数澳门居民来说，当然是件好事。
在“税项减免、经济补贴及津贴措施方面”，向每个合资格的中央储蓄制度户口注资6,000元；向每名永久居民发放现金4,000元，非永久居民每人2,400元；调低房屋税税率等等措施，即使不少市民都明白这是短期措施，但是，大多数市民也是乐意接受的。
社会各界关注施政承诺如何落实
因此，澳门社会各界对《施政报告》的关注，不仅仅是内容本身，而是《施政报告》中的种种承诺能否得以落实。
澳门文化评论员李展鹏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本来他一直都反对“现金分享计划”，但是，领了三年现金之后，今年突然少了两千元可领，他亦忽然觉得心中有气。这种情绪不单只是来自非理性的情感，也来自理性的思维。因为，只要反省过去几年澳门出现过的种种严重社会问题，包括楼价高涨、通胀不止、交通挤塞等等，除了派钱之外，澳门特区政府其实都没有给市民什么真正可以感受到的好处，让他们可以分享到过去几年澳门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的庞大利益。
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兼课程主任林玉凤则表示，对一些重大的政策变化，不管在报告内或在报告外的特首记者会上，都没有好好的说明或澄清，例如，为什么今年“现金分享计划”会自6000元下降至4000元，连一个理由都没有提过。
林玉凤教授指出，这份“施政报告”有着不少矛盾冲突、思路不清的地方，施政目标和手段之间未有逻辑因果关系，有时让人无法理解某些项目会落在某项分类之上。例如，在如何落实“致力深化人文建设”上，其中一项将要执行的工作竟然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将举办系列活动，以各种纪念形式展示孙中山先生在澳门时期的主要活动”（《施政报告》第20页）。在落实“文化领域”的“塔石广场大楼：塔石创意中心”的工作内容里，则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改建工程至中心开幕”（第90页）；某些其它项目的工作流程（从开展到完成），更是不清不楚。
在某些项目的相关性方面，笔者注意到，在“经济适度多元”的类别内，如果要完成“配合《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落实特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定位，加强与泛珠三角，尤其是粤港的紧密合作，促进粤澳的产业经贸合作、重点规划协调、大型基建对接、社会民生互惠”等等目标，澳门与广东（珠海）之间推行更方便的通关措施（包括硬件和软件）应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同一类别的内文中，竟然对此不置一词。一定要仔细地看完“施政报告”的全文，才会发现，有关落实上述目标的措施，包括“优化出入境口岸和客运码头的设施，增建电子自助过关系统，完善周边道路交通配套，开展与邻近地区之间的陆路跨界交通衔接工作”，竟在“建设优质城市生活”类别的内文里面。
“中央招聘制”威胁公务员既得利益
不过，对为数约两万人的澳门特区政府合约或非合约公务员来说，崔世安特首如果真的落实“中央招聘制”，那才是对他们当中不少中高级公务员的最大威胁。
与香港早在港英政府年代便实行“中央招聘制”为主的“公务员入职晋升制度”不同，澳葡当局和澳门特区政府从来都未实行过“中央招聘制”。对澳葡当局来说，这当然是为葡萄牙人（特别是澳门土生葡人Flihos da Terra）在澳门谋利而度身订做的长期措施，特区政府成立后不但完全继承了这套早已不合时宜的制度，甚至将其负面效果“发扬光大”，令社会怨气累积得更加厉害。
为何如此表述呢？因为，除了一些需要大量人手、流动率亦偏高的单位（如纪律部队里的治安警察、狱警），让一般无人脉关系可依靠的平民百姓有机会获得聘用之外，数量有限的一些“笋位”（好职位）往往都是通过“小范围”的“内部招考”而录取的，其直接表现必然是“亲疏有别”。于是，政府内部，不管大小部门，都充斥着“用人惟亲，近亲繁殖”的情况，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相对上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让有能有德的应征者可以更多地获得录取。社会上早已对此批评多时。
更令不少澳门市民火气大增的是，“小范围内部招考”的影响比较微弱，因为知者不多，考者更少，得罪的人亦少。但是，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追上国际水平，不少公务员空缺都是公开登报招聘和考试的。于是，不少报刊公开招聘某个“长俸公务员”的职位，便吸引了数以百计的年轻人或中年人去应考。可是，当应考者打开考卷，竟然发觉里面尽是“今年是第几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之类的“烂问题”。更气人的是，这个“长俸公务员”职位的发榜结果，竟然是在该单位早已工作了一段日子的一位“合约公务员”，其背景亦照例是局长或副局长的亲戚朋友或其子女。每次都是有一定“人脉关系”的“特权人士”才会捞到“笋位”。澳门特区政府每举行一次公开考试，便至少得罪好几百人；一年考十次试，便至少得罪好几千人；特区政府成立十年以来，久而久之，得罪的人数以万计。
因此，崔世安特首现在计划在澳门推行“中央招聘制”，目的当然是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让有能有德的应征者脱颖而出，但却是政府管治的一个“政治炸弹”，因为已经直接威胁到不少澳门特区政府中高级官员的既得利益，公务员势力对崔世安特首的软拖延或硬抵抗亦是在所难免。由于崔世安特首没有前特首何厚铧的强势，迄今仍然无法有效驾驭政务司司长陈丽敏及其代表的公务员势力，所以，香港特区成立初期的“将相不和”（董建华特首与时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之间的矛盾），未来几年有可能会在澳门特区政府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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