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经济危机到来了，一切都要经历市场经济法则的检验，重新洗牌。”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国际格局因之而变。
求因以治本。要正确应对经济危机，首先必须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刘吉先生《论经济危机》一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重新认识了经济危机，深刻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本质：“市场经济下经济危机的本质不应再认定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规律，而是市场经济‘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
刘吉认为，当代经济危机是当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发生的。他总结了当代市场经济六大法则：等价交换、自由竞争、法制公平、宏观调控、优胜劣汰和化劣为优。正是由于在经济长期繁荣期中出现了一系列反市场行为，才引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出现，“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有问题，而是各种反市场因素综合积累的结果”。因此，他明确指出，认识了这一规律，我们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当代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重现市场经济六大法则的尊严，坚决清除一切反市场的行为后果，以迎接危机后新的经济高涨。
为进一步揭示经济危机深层次原因，刘吉建立了与之相应的新资本观。他更深刻反思当代经济学的作用，建议必须自觉、认真、系统建设战略经济学和球观经济学，以使未来的市场经济成为高频低幅式的波动，避免较大的“危机式”冲击。
“危机出智慧”。刘吉以战略思想家的智慧和使命感，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审视当代经济危机的本质，总结市场经济波浪式发展的客观规律，厘清了众多认识上的偏差和谬误，这不仅是对当代经济学的巨大贡献，更是对人类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的重要贡献。
论经济危机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刘吉
过去我们是从书本上认识经济危机，这次“次贷危机”让我们亲历了一次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有的专家还认为这次金融危机超过了当年的“大萧条”。现在全世界都在应对经济危机，各国各有对策，孰是孰非，莫衷一是。要正确应对经济危机必先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请允许我发表一家之言。
一、重新认识经济危机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一方面社会化大生产像魔鬼一样呼唤出空前生产力，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了不公平的社会剥削。由于资产阶级剥削造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两极分化，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加之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了许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于是出现大量“倾倒的牛奶”、“愤怒的葡萄”，结果形成了资本主义每隔11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次危机比一次严重，打击着资本主义经济一次又一次衰落，直至资本主义灭亡。无论从既往客观事实看，或者从理论逻辑看，这一结论都是令人信服的。斯大林曾断言：1929年“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全面总危机的开端。然而，后来历史的进程并非如此。经济危机依然存在，有时甚至相当严重，每次危机都可列出巨大的各种经济损失，可是，每次经济危机后迎来的是经济新的高潮，一次比一次更加高涨，历史总的趋势是经济在一系列低谷高峰中不断增长。这使我想起了当年毛泽东常讲的一句话：“事物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波浪式前进”。经济学家研究的结果（见图1）是：近一个多世纪美国经济穿越波浪式前进的是近乎一个指数曲线，1945年后更快速上升。即使1929年“大萧条”也只是偏离这一增长总趋势的一个小小的波谷，使美国成为并至今仍是世界最富强的霸主。欧洲经济发展曲线也是大致如此。
图1— 美国和西欧一百年的经济增长
在西方经济学中还有各种商业周期理论，集大成者是著名的熊彼特理论。他不仅归纳了前人关于商业周期的研究，计有康德拉季耶夫周期（60年）、朱格拉周期（10年）和基钦短周期（40个月），难能可贵的是，他特别关注了科学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波动和商业周期中起着至高无上的作用。然而，二次大战以后，美国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并没有与科技创新严格对应的明确年月的周期律。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重新思考的案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经济危机。
生产无政府状态无疑是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人们在消费、生产和投资的决策中都存在“买涨不买落”的心理预期，也起了很大作用。这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不发达的初期更为突显。随着市场经济法制的完善，随着企业经济规模化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一方面是大型和超大型企业有计划生产，配置了社会主要资源；另一方面是社会调控能力（包括市场信息及时传播、各种信息研究和咨询机构服务、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自律等）不断加强；加上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生产无政府的盲目状态已大大减少。资本主义社会中两极分化现象也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力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逐步变成相对贫困化。特别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教育普及化，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脑力劳动者逐渐成为社会主体，从而他们作为中等收入阶层的“中产阶级”成为分配主体。经济发达国家蓝领工人人数降至10%以下，并且享受到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许多蓝领工人也加入了“中产阶级”队伍。所有这些表明，分配两极化曾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也已大大削弱淡出了。
那么，当代经济危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正确认识它的本质和意义？无可回避，当代经济危机是在当代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下发生的。因此，首先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简明的历史考察与准确概括。
二、当代市场经济
以1776年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揭开了人类工业化的进程，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是分工协作的社会化大生产，比农业社会以家庭为基础的全能生产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目的是满足社会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因此越来越大规模生产的是买卖交换的商品。供社会消费的商品经济代替了自给自足消费的小农经济。社会大生产与商品经济正是两面一币。商品买卖交易自然是在市场中进行。起先，市场小而简单并不引人注目，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即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市场从空间讲越来越大；从内涵讲内容越来越多（不仅是商品，还包括资本、技术、人力和服务等一切资源）；市场的机制和规则也越来越完备和复杂，从而市场的地位和作用逐步提升到主导的重要地位。因此二十世纪诞生了市场经济的概念，代替了传统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市场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它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也越来越清晰和合理。当代市场经济基本法则或规律可以概括为下列六点：等价交换、自由竞争、法制公平、宏观调控、优胜劣汰和化劣为优。
等价交换是人类追求的终极公平，从这个意义上看，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性质。一切依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特权、亲情友情的裙带关系、乃至道德的交换都必然是不等价的，不公平的。实现等价和公平是不容易的，没有什么先验的科学方法，人类至今找到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自由竞争。通过充分的自由竞争实践，人的才能及其物化的商品方能各就其等价交换的位置。然而，自由不是随心所欲，更由于事物不断变化和发展，新事物不断冲破旧的体制，或者原有体制本有疏漏和不完善之处，加上人性的弱点（贪婪、无原则宽容的“滥恕”），必然为特权、裙带、道德提供了市场交换的空间，从而破坏了公平的等价交换。因此必须有完善法制建设以确保公平竞争。个人与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他们遵纪守法地公平竞争，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发展，创造社会财富。作为单元，他们活动都有各自局限范围，同时他们毕竟都活动在共同的市场系统之中，单元的活力如何更有效地形成系统效应？这就需要必要的宏观调控。调控是在市场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市场活力无须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的目的正是为了使市场更具有活力，而绝不是限制它，阻碍它。宏观调控的手段依序有信息、法律、政策、经济手段（税收、利息和汇率等）以及必要的行政干预。必要的行政干预不仅因为它是必要的，而且只是必要的最后手段和必要的有限干预。宏观调控所实现的正是更有效的资源配置这一经济学使命。没有宏观调控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是当代市场经济，但把宏观调控理解为计划经济的政府统制更是完全错误的。宏观调控是当代市场经济要素之一，是与自由公平竞争共生伴行的，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不应等同于计划经济周期性特定的“整顿调整”。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有发布信息的统计分析部门和科研组织、以及同行协会等机构，有立法司法机构，有经济监控机构，以及议会和政府等国家机构等等构成调控经济的协同系统。市场经济实现等价交换等一系列运行的结果必然是也一定要是优胜劣汰。这不仅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同时也是提高效率增加财富的必然要求，从而保证了当代市场经济公平和效率的高度统一。最后，竞争是无尽的，而优胜劣汰只是这一轮竞争的结果，决不是凝固的结果。在持续不断的竞争中，优劣地位是在经常更替的，这是当代市场经济公正、自由的再一次体现。劣汰也绝不是社会摒弃。对汰下来的“劣质”企业可以兼并重组新生，特别是劳动者个人，社会不仅要给予必要的人道主义福利保障，更要通过无偿教育培训和激励个人努力的政策来提高他们的社会竞争力
，投身到下一轮的市场竞争之中。这就是化劣为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该体现这一点。
无须赘言，当代市场经济仍在发展之中，还应该继续考察，及时对其发展实践进行新的总结。现在我们可以研究这次在当代市场经济下发生空前大经济危机的原因了。
三、经济危机的真实原因
探索事物的原因是一个复杂的事，何况经济危机这样复杂的事物。因果关系是一个哲学命题，原因分析本身是一门大学问。原因有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一般原因、基本原因和主要原因，远因、近因和引爆原因，乃至“蝴蝶效应”，必然原因和偶然原因，内因和外因、间接原因和直接原因……还有眼下时尚的深层次原因等等。报刊中，经济学家们对这次经济危机提出的具体原因，根据我不完全统计达43种之多，普遍涉及的如资产泡沫、过度的流动性和杠杆作用、复杂的金融创新、金融监管缺位与不严、错误的货币政策、银行家贪婪、信息不透明等等也数以十计。最后大多归结是综合原因。综合原因的结论一般说也没有错，但对于我们认识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求因治本”也无大补。我们的任务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在全面分析已有的事实和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求解经济危机本质和根本原因。
我们亲历的这场经济危机的事实虽然错综复杂，但是其爆发和演进过程大致是清晰的：首先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广大“中产阶级”受害和贫困化；同时暴露了金融创新产品无监管状态，从而造成了广大“中产阶级”对金融业发生金融信任危机，占人口80%的“中产阶级”捂紧了口袋。于是金融业发生“资金流短缺”的金融危机，来势凶猛，人们惊呼“金融海啸”，进一步暴露了一批金融业丑闻与破产，一大批富有阶层缩水乃至贫困。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龙头，加上“中产阶级”贫困化和富有阶层缩水，社会消费大幅度衰减，从而导致实体经济困境，企业纷纷倒闭破产，劳动者失业，形成了一场势不可挡的全面经济危机。对这个次贷危机 — 金融危机 — 全面经济危机案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当代市场经济下经济危机根本原因如下：
1. 破坏市场经济基本法则，违反市场经济规律。次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市场经济铁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在没有足够经济能力和信用保证的情况下，银行是决不会贷款的，这是不言而喻而且从来如此的金融规则。然而，布什总统在他任期快要结束时，可能是出于历史政绩和即将大选的政党需要，提出“让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住房”的主张。接着有些金融机构就出现了“让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住房”的广告，提供次级贷款，也就是说没有还贷经济能力和信用保证的任一穷人都可贷款购房。于是几百亿美元的次贷贷出了。这是对市场经济规则明明白白的破坏，构成此次经济危机的起始原因和爆发点。“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是封建主义小农经济下农民的利益要求和幻想，回头路是绝对走不得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它的法则和规律是用一系统经济法来保证的。如果说次贷危机是一个特例的话，那么无视市场经济法则的情况总是经常存在的。原因除了上述封建主义小生产（小农）意识作怪外，还在于：（1）社会公众的反市场诉求。虽然市场经济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给公众带来了直接和间接的巨大利益，但是激烈多变的市场竞争使许多心理脆弱的公众望而却步，或竞争疲劳；在竞争中，优胜固然可喜，而劣汰者心态总是不平衡的，总把过错归咎于市场。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红眼病”、要求平均主义“共享”社会财富也是他们必然的内在要求。（2）决策者的心理矛盾。一方面他们理性地要求按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和法则办事，承担自己发展经济和人类进步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正如凯恩斯早已指出：决策者博取人们欢心的心理，使他们轻易作出违背市场共识的大胆决定。这一点政治家的决策更易如此，因为他们直接的利益是个人声望和选票，而不是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3）人性最大的弱点是贪婪。因此，有法就必然有违法，这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迄今无法消灭的现象。这次“金融海啸”中一些破产的金融机构暴露了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违法谋利行为。涉及几百亿美金的麦道夫投资公司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总之，即使在当代市场经济下，正是这些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市场思想和行为，破坏着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最后造成了经济危机。
2. 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中的不完善环节。没有一个绝对完善的体制，总是有某些可以寻租的环节。不要说像中国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建伊始，就是欧美几百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当完善也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发展之中，新事物不断涌现，而相应的管理体制和法规建设总是相对滞后。例如，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就是一个最新市场。金融创新无疑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还在某种意义上转移和规避风险，是一种良好的经济工具。所以，诞生以后，发展十分迅速。2001-2007年之间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场外交易（OTC）尚未清偿的合同全额从111.1万亿美元增至596万亿美元，增长了536.5%，比同期传统金融资产增长快10.1倍，比同期实体经济增长快7.1倍 。诚然每个金融创新产品是可能转移或减少了某个资本风险，但每转移一次必然增加了一次市场运行环节的不可靠性，也就是说增大了市场系统的风险。多转移一次，市场系统总的系统风险就加大一个增量。虽然每个增量也许微不足道，但许多增量积累起来的整个系统风险就十分可观了，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启动整个系统风险。可是对金融创新产品的出现有关金融监管机构没有及时防范监管，却任其自由高速泛滥；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没有足够的实践，谁也不可能先验地确定健全的新体制和规则。这就既为寻租利润提供了广阔的自由空间，也为这次经济危机埋下了“定时炸弹”！明知次贷是无法偿还的，那些金融机构为何敢于冒破坏市场经济规则之巨大风险发放次贷呢？原因正在于金融创新。他们把次贷债券和一些诸如保险等良好资产捆绑一起组成金融创新产品卖出，于是自己的风险被分摊乃至转让给下家了。下家又进一步金融创新衍生产品，如此一次一次转让，达十层之多。最后，这些金融创新产品被那些不知底细的“中产阶级”买去，而最终承担这些巨大损失也自然是这些“中产阶级”。一些“中产阶级”因此破产或贫困了，广大“中产阶级”对金融产品及其创新机构失去了信任，捂紧口袋，这就扩大为“金融信用危机”，从而使一些金融机构流动资金短缺而破产，一场“金融海啸”爆发了！
3. 经济增长期的潜在负效应。辩证法教导我们，事物发展的过程总会产生阻碍发展的反效应，使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中国古老哲学名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依”。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正是在每次危机之前总有一个经济繁荣时期。此次百年不遇的大危机发生之前，全球经历了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繁荣期。2001-2007年全球GDP从31万亿美元增至54.5万亿美元。这是空前的。2003年8月到2007年12月美国创造了825万个就业岗位，大大促进了美国和世界经济繁荣，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繁荣培育着危机。在经济增长期间，企业很容易获得利润。因此，一些资源和管理劣质的企业也能够生存，甚至生存良好。在此期间，企业虽然也有竞争，但只是大利与小利之分，公平竞争无法解决优胜劣汰问题，甚至还可能出现劣币驱赶良币的情况。在企业有足够利润的情况下，人类恻隐之心和宽容管理理论都会逐渐占据上风，道德代替了管理，这也是人性的一大弱点，即过份宽容滥用宽容的“滥恕”。从而许多企业很容易吸收一些不合格的冗员，使劳动结构劣化，削弱竞争力。企业员工的福利也不断乃至过分增长，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本土工人平均年薪高达17万美元，成为把企业拖向破产的沉重负担。甚至一些投机的政治家举措（乃至立法）过度保障这些“弱势群体”的“权益”以争取选票和声名，还为社会所赞赏，所有这些都使“等价交换”的公平分配扭曲变形！在经济增长期间，优秀企业有充足利润乃至巨大利润，竞争压力减少，吃老本也可以持续维持现状，从而领导层对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和市场创新等等都会不自觉的放松。一些溜须拍马的庸才会被选上领导，乃至奸佞当道，扼杀了企业创新的生机。此外，经济增长过程必然是一些新兴产业兴起，一些夕阳产业衰落。衰落的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兴的只能在苦斗着等待机遇，这也是事物新陈代谢的规律。
所有这些负效应本质上都是反市场行为，都在静悄悄腐蚀着市场经济体制。日积月累，越来越严重。开始是不自觉，后来发现不在意，继而反复修补，再后积重难返，最终欲挽狂澜而不能，结果历史只能要求一个革命性的解决，这就是经济危机！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旧有国际金融秩序与经济全球化的冲突。这是一个全新的情况和命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利用她大发战争财和本土无战争破坏的优势地位，与相关国家签订了“布雷顿森林”公约，把美元等价于黄金，确立了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美元成了国际货币。七十年代当国际持有美元的份额巨大对美国经济形成巨大压力时，美国又单方面霸道地宣布美元与金本位脱钩。于是美国可以肆无忌惮地印发美元维持其政府天文数字的赤字和美国人放心大胆的超前消费，而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因为通胀由全世界美元持有者分担了。这完全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而是美国独一无二的不可动摇的“特权”（霸权！）。美国繁荣的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正是靠这一金融特权资本特权维持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崛起，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于是与美国经济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互补：发展中国家将自己的廉价资源和生产社会基本需要的低端产品出口美国市场，供美国廉价消费，而自己由于经济水平低下、社会保障落后以及贫穷思维定势（高储蓄、少消费）等原因，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从而不得不把从美国市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买美国的国债，成为美国债主。中国经济的和平崛起就成为美国最大债主。这就形成了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借钱给富强的美国维持其霸权和美国人浪漫型的超前消费！正是这样美联储就放心大胆地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降息，使商业贷款不断增长，造成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消费泡沫，而相应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投资泡沫。最后美国次贷吹破了房地产泡沫，引发了这场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从美国开始，扩展为全球经济危机。这是人类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它表明在经济全球化这一21世纪不可抗拒历史潮流下，各国的生产与消费的各种供求关系，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平衡，既大大增大了全球企业和各国经济发展空间，又大大增加了它的调控难度。经济全球化与各国货币分立（更何况美元霸权）的矛盾日益尖锐化。历史强烈地呼唤着终结美国经济霸权（包括美元霸权），建立国际经济（包括金融）新秩序。这是完善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问题新要求。
总结以上可见，正如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一样，市场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问题和新的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不完全来自经济本身，很多来自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本质上都反市场的，由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滞后性和人性的弱点，不可能全部及时正确应对，积累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需要一次“大手术”解决它。“经济危机”就是这种“大手术”，它强迫人类必须用“壮士断臂”的非常手段去解决一般情况下无法解决、不敢解决的问题和矛盾。“经济危机”彻底地暴露所有问题和矛盾，使人们也更彻底更清晰地认识而容易解决它。要言之，经济危机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有问题，而是各种反市场因素综合积累的结果，它虽有阵痛，却是成长的过程，具有不可轻视的积极意义。如果不是周期性，也应是定期性的或大或小必然发生的，是市场经济波浪式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认识了这一规律，我们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当代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繁荣时期，要随时随地与一切违反当代市场经济体制六大法则的反市场行为作斗争，把它们消灭在萌芽之中，从而避免或推延或减弱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中，必须重现市场经济六大法则的尊严，坚决清除一切反市场的行为后果，以迎接危机后新的经济高涨。这叫按科学规律办事。
四、危机和科技进步
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力是由资本、劳动力和科技进步构成。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曾经提出当代生产力 =（劳动对象 + 劳动工具 + 劳动力 + 管理）×科学技术的公式。不论哪种表达，现代科学技术进步都是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因素。科技进步不仅是自然科学，也包括经济、管理等社会科学内容。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个人志趣研究、企业R&D崛起与蓬勃发展等历程，现在已全面与生产和经济发展融为一体。经济高度繁荣与它紧密相关，经济危机和复兴也自然与它不可分割。因此，两者关系需要专题研究。现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导致经济增长与繁荣，这是不难理解的。经济繁荣时期，政府、企业乃至社会都有能力把巨多的资本投入科学研究，促进更多的科研成果问世，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然而，恰恰是这个经济长期繁荣越来越阻碍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基本原因有二：
（1）科学技术实践表明：一项新技术产品诞生，研究费用与中试费用、批量生产费用之比是1﹕10﹕100；当科研成果诞生后需要更大的十倍百倍的资本投入，企业往往就不愿意承担了。只要老技术产品还有市场，还有利可赚；老顾客用惯了也不想改用、不习惯用新产品，为什么要生产新产品呢？更重要的是新产品生产线建设的巨大投入；老产品生产设备报废的损失巨大；加上开始试生产不可能大量生产，达不到规模经济等等，都会造成过高的成本。新产品尽管技术上先进，但在经济上不可行或是企业不愿承担而无法成为商品。
（2）在经济长期繁荣时期，企业赢利很多，因此，原来锐意创新开拓的企业领导人也逐渐保守懈怠了，并且因为“功臣”很容易终身制垄断领导权。即使退休，选拔上来的新领导层也不大可能是有能力有创新开拓精神的，往往是一些忠诚听话、维护传统利益的二三流人才，甚至是牟私利的小人，他们谁会关心、谁愿冒险去开发投资新技术产品呢？因此，越来越多新技术、新产品无法成为商品，投入市场，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阻碍先进生产力诞生与发展。例如新能源产业。风能、核能早已是成熟的技术，太阳能也早已应用于航天和军事用途了，燃料电池、锂电池等电动力也都不是什么新发明，早在半个世纪前美国凯特皮勒公司就生产出25马力燃料电池拖拉机运行了。然而，这些新能源及其动力都没有产业化。因为石油和内燃机历史地占有了市场，使它们举步艰难。新技术、新产品、新企业得不到自由发展，于是劣质产业、劣质企业、劣质人才越来越多，形成恶性循环，越来越阻碍着经济的创新和发展，直至酿成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到来了，一切都要经历市场经济法则的检验，重新洗牌。
现在流行一句话：经济危机既是危，也是机。这话对，但不彻底。应该明确：经济危机对劣质产业、劣质企业和劣质人员是绝对的“病危”，而对于优质产业、优质企业和优质人才是大好的机遇。只有一般产业一般企业才是既有危又有机，改革与创新是他们唯一生机。必须强调指出这里的“劣质人员”只是一个借用词，绝非人格侮辱的“劣等人”。他们只是在公平竞争中相形见拙的人，或者是在过去不公平竞争中利用特权占有其才能达不到之位置上的冗员。他们使企业劳动结构恶化甚至因人力资源配置错位而阻碍优秀人才贡献才智，从而使企业失去竞争力，成为问题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必须优胜劣汰。优胜使整个社会人力资源优化，成为经济增长最活跃的因素。而劣汰下来的人员经过自己重新学习或国家和社会无偿培训，提高他们的市场竞争力，加上经过失业的磨练提高了自己的劳动品格，他们同样平等地继续参与社会人力资源优化，在新的经济增长中将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当然，适当的失业社会保障是必要，以保证他们在失业期间人道的生活水平。目前美国失业率已达10%，但社会仍比较稳定，正是当年“大萧条”后进行社会保障改革的结果，就是一个证明。总之，经济危机中必要的失业不是坏事，有着优化企业劳动结构和社会人力资源的积极作用。因此，经济危机既是危又是机还须补充一句话：如果继续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劣质产业，劣质企业和劣质人员由仁慈的政府包下来而不危，那么国家和社会就会错失新的经济增长的机会了，必将陷入不可解脱的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按照市场经济基本法则，科学理性地对待企业与劳动者才是应对经济危机的不二法门。面对危机，要区别六类企业状态：
1)优质产业创业中的优质企业。政府应给予各种政策和资源扶持，使他们尽快脱颖而出。
2)优质产业成长中的优质企业。市场中资本、资源和人才竞争涌入，正是发展的大好时机，政府无须干预。当然，政府任何危机对策都不能伤及这些企业。
3)一般产业的优质企业。遇到暂时诸如流动资金困难，政府及时给予救助，帮他们通过难关。
4)一般产业的一般企业。必须等待它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必须的足够的改革乃至破产保护之后，重组成为优质企业，政府才给必要救助。
5)一般产业的劣质企业，正是经济危机中必需劣汰的，政府绝不救助，任其死亡淘汰。
6)劣质产业，必须也必然在经济危机中劣汰，政府绝不能救助。
不言而喻，政府应该大力支持社会各种技术创新；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度过危机也必须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以造就新的优质产业和各类优质企业。正是经济危机提供了廉价的自由劳动力、优质人才更多的选择空间、较多技术创新的资金、以及劣质产业劣质企业让出的市场，都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企业脱颖而出提供了充分的环境。
应该强调提出：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手中的钱不是自己的，而是纳税人的钱，是人民劳动的剩余价值，决不可乱花，随便救助一个企业。救助该死的劣质产业和劣质企业，充其量救成“植物人”，反而成为社会无底的负担，而不产生任何价值和社会财富，这就是赤裸裸地挥霍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即对人民的剥削行为！因此，绝不存在“大银行”“大企业”不可破产的咒语。政府救助的目的是通过优胜劣汰，使社会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劳动结构优化，从而才能真正摆脱危机，实现经济新的更高的增长。所以，政府应模范地按市场规律和法则办事，警惕自己落入可能的反市场陷阱。
还应该强调指出：政府干预救助，也必须是等价交换。政府救助本质是借贷给危机的企业，帮助渡过难关，危机过后是要按市场规则归还的。危机过去，政府将及时退出，绝不是什么国有化！既是借款，就必须公平竞争，根据优胜劣汰原则借给优质产业和优质企业。 技术进步的巨大意义还在于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危机揭示出来市场经济体制中许多寻租的空间，例如对金融创新监管空缺，对资本信贷杠杆和流动过大监督不严等，都必须得到有效的改进，甚至要对市场经济某些体制进行改革。此外，全球化经济新秩序的创新就是不可懈怠的历史进程。所有这些都是科技进步的内涵，由专家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和前提。技术进步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可以表达于图2。
由图2可见，科技进步应用停顿下降可以成为经济危机一个重要的潜在信号。当科技进步应用为零时向人们警告危机已迫在旦夕了。技术进步更新的速度决定了经济危机期的长短和危机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水平。正是在这次大危机中，长期停滞的新能源、新动力产业在全世界崛起，推动着经济复苏和未来新经济大增长。据美国太阳能产业协会今年4月公布年报：美国2009年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481兆瓦，总装机容量已达2108兆瓦，即使如此，两项都低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居世界第四；既使如此，美国太阳能行业2009年收入已达40亿美元，比2008年增长36%，由此可见一斑。
综合以上，经济危机是在经济长期繁荣期中由于一系列反市场行为出现和发展造成的。正确应对经济危机必须严格按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则办事；大力开拓和应用科技创新，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经济危机的结果是劣质产业、劣质企业淘汰了，劣质人员也得到了更新。留下来都是优质产业、优质企业和优质人才，加上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怎能不是更加高速高质量的增长呢？图1所示上世纪欧美国家经济指数曲线增长得到了良好的阐明。
通过以上分析论证，至此我们可以断言：市场经济下经济危机的本质不应再认定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规律，而是市场经济“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它不应只看成是消极的，更应看到，只要坚定地按市场经济规律正确应对，它在经济发展中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和作用！
五、新资本观
巨大的资本流动和银行家的贪婪是被普遍指认是这次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这无疑是有根据的。马克思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这句话，曾被广泛引用揭露资本家的贪婪本质，这无疑也是有道理的。然而，细心的读者一定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写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在那个年代，只有资本家拥有资本，因此二者可以同义理解。在那个年代，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资本，资本输出被列宁定义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因此，马克思这句名言用以形容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从本质上讲也是正确的。然而历史又前进了一个多世纪，正是资本发生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发生了某种历史性质变。我们必须建立与之相应的新资本观，才能进一步揭示经济危机深层次原因。
资本发生的第一个变化是劳动者资本的崛起。现代科学技术催生了现代先进生产力。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者组织起来斗争，现在已不是当年的“血汗工厂”了，劳动者的收入除了供家庭生活消费外，尚有多余积累，成为劳动者的资本。特别是劳动者知识化，无产阶级更多的“中产阶级化”，从而大大壮大了劳动者资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劳动者资本有集体资本，许多社会福利保障，如养老基金，医疗保险基金等即是；也有个人资本，即不同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不同，从而他们形成多少不同的资本。每个劳动者资本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劳动者人数巨多，集中起来或从社会整体讲，劳动者资本是十分巨大的财富，甚至是越来越超过资本家资本。在社会主义消灭剥削的资产阶级之后，更全部是劳动者资本了！于是，历史性的问题是劳动者的资本怎么办？出路何在？这些资本最初总是存放在银行取利，以保值增值，可是银行增值小，而且还有通胀贬值的危险。资本要扩张，劳动者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也是一种逐渐增长的贪婪），于是，可以有下列选择：
（1）提高物质消费水平。例如，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经历了老三大件（手表、自行车、家用缝纫机）、新三大件（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的消费浪潮，现在是住宅、汽车和旅游三大需求。当这些消费需求都已满足了，现在还看不出什么是下一轮三大件。
（2）提高教育、文化乃至各种创新活动的精神消费水平。
（3）腐化消费：赌博、嫖玩异性乃至吸毒等。
（4）愚昧消费：无意义无限制的宴会送礼等社会应酬，各种封建迷信活动，以及酗酒等有害嗜好等，（当然，军备竞争和战争是人类最大的愚昧消费！）。
（5）浪费
在以上五种选择中，第（1）（2）类是正当的，不仅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和素质，而且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构成人类经济活动（科研、生产、流动、分配、消费）不可分割的一环。但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二类消费都是有限的。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刚刚脱贫致富的劳动者有节约和储蓄防范的思维定势，正常消费就更有限了。而（3）（4）（5）各项都是既损害劳动者个人，又损害社会发展进步。因此，劳动者资本必须有一个既有利于个人身心、又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健康出路，那就是投资。
最直接的投资是劳动者集资合伙经营实体企业。它虽然值得鼓励，但受到劳动者的才能和兴趣的限制，只有小部分甚至很少部分劳动者才能做到。于是，股票、证券等金融市场越来越繁荣。同样，它也受到劳动者个人才能和兴趣的限制，于是各种投资机构（投资公司和基金）兴起代理劳动者投资理财。资本投资就是资本的增值扩张。劳动者也是人，必然也有人性弱点的贪婪，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代理投资机构的贪婪，除了机构人员本身利益驱动外，还包含着对劳动者承诺的责任。于是各种投机和违法行为（如诈骗）就不可避免了。诈骗者的贪婪不正是利用了被诈骗者的贪婪心理吗？
资本发生的第二个变化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崛起。第二次大战以后，一系列国家摆脱帝国主义殖民剥削，走上独立的和平发展进程，由于后现代化后发优势；与发达国家经济互补的出口导向；虽然出口资源和产品价格以及劳动力工资都低廉，但几乎全民勤俭节约低消费，所有这些使发展中国家迅速积累起越来越多资本。它既包括了剥削者的资本，也包含着劳动者资本。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高速和平发展，GDP持续十多年二位数增长，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积累起巨大资本，更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既是发展中国家资本，又是劳动者资本。加上印度、巴西及其它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和发展，使世界资本比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像美国这样世界最发达国家1952年还是净债权国，债权占GDP的10%，到2004年已成净债务国，债务占GDP的22%，中国竟成了美国第一债主。亚洲经济崛起也反映了这一历史转折。1950年亚洲在全球GDP中份额仅18%，而1998年已上升至37%，经济学家预测到2030年可增至53%，而西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比重将降至33%。2007年亚洲拥有世界官方外汇储备的66.8%，也反映了这一历史变化。
综合以上资本的二大历史性变化，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市场经济竞争促进科学技术研究，导致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不断增长，资本不断增值，人类社会的资本就必然越积累越多。到2006年底，全球资本市场的总值达88万亿美元，其中股票市场总值为50万亿美元，债务市场总值为38万亿美元。如此巨大资本在全世界找增值出路，形成巨大的流动性。
（2）市场经济等价交换，造就起越来越公平的分配，直到人类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这一效率与公平高度统一的分配，于是劳动者资本产生并在整个社会的资本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更促进整个社会的资本总量增长。
（3）劳动者资本也不例外，必然要求增值扩张。各种扩张都是人类智慧的开发，使资本扩张的工具和机制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控制。同时，所有的扩张也伴随着人性弱点贪婪的张扬。从而使经济危机成为不可避免。人类面临的课题是如何及时发现危机并把它限制在低的水平，如果不可能消灭在萌芽中的话。
（4）从当今全球范围来讲，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及其创造的社会财富，还远远不够满足全人类高水平的正常消费。即使在经济发达国家，分配不公以及各种腐化消费、愚昧消费，和各种形式巨大浪费都广泛存在。即使如此，发达国家资本自不待言，加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崛起，全球资本的数量已是相当可观了。
资本积累越多就要求更多地资本扩张，资本扩张增值又导致资本更多的积累，进一步形成更多的扩张冲击。这就是当今资本巨大的全球的流动性！资本冲击到实体经济就导致产能过剩，资本冲击到资本市场就导致繁杂的金融创新和虚拟经济。资本短缺，资本不扩张，社会生产力不发展，无法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要求；资本过多，又无足够正当消费来吸纳，资本就必然冲击性扩张，从而导致市场这样或那样失控，构成当代经济危机的经济基础。这是人类当今面临的、今后越来越严峻的两难命题。
（5）如何使资本控制在既能促进社会财富不断增长而又不导致经济危机的范围内。有三个途径：其一，实现公平分配机制。市场经济等价交换的本质原则要求公平分配，但在实践中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血汗工厂”、“诈骗”、“贪污”（权钱交易）等剥削情况依然存在。从而使本来供人类正当消费而不会积累的资本集聚到少数富有者手中，形成巨大资本。必须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建设，努力实现一切可能的信息共享和透明度，旗帜鲜明地宣告“不劳动者不得食”，消灭一切形式的剥削，实现社会主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这一效率与公平高度统一的分配原则。这样，就可以避免少数人拥有大量资本，形成巨大的流动和冲击。经济发达国家有责任也有可能率先实现作出榜样，然后推广到全球全人类中去。其二，大力发展教育和科研，不仅本身大量吸纳资本，而且充分开发人类的智慧和科学研究业（简称科业），从而不断创造出与资本增值相适应的、足以消费掉这些扩张资本的有益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从而既不断提高了人类生活质量，又不积累过多的资本。这是劳动者资本的最佳出路。遗憾的是，正是当今实体经济没有创造出足够有益的消费产品，使资本更多地甚至可以说无奈地进入虚拟经济，并在虚拟经济中内循环，造成当今虚拟经济无限的膨胀，以至虚拟经济总量超过实体经济了，这究竟包含了什么风险、多大风险值得人类关注。
以上两条不可能一蹴而就，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其三，改变消费观。在节制资本的方面，美国人借债、超前消费应作两面观。借债消费（例如贷款按揭住房）具有一系列先进的意义。首先它实现了当代劳动者享受自己创造的当代先进的劳动成果，这是最大的公平；第二，不追求资本积累，节制了资本；第三，改变传统的前辈积累资本和财富、让子孙不劳而获的消费模式，消灭了继承性剥削；第四，为了还贷，劳动者必然更加勤奋的工作，努力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各尽所能”的一种内在实现动力和机制，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促进社会进步；第五，劳动者安居乐业，社会自当稳定和谐。然而，如果违反市场经济法则来实现借债消费（如美国次贷购房，希腊无节制国债供人民高福利消费），那就走向反面了。负债消费必须以劳动者创造足以还贷的财富为基础，为原则。
当然，也许还可有其四其五的办法，期待着人类的智慧。
新资本观告诉我们：资本发生了新变化，带来了新问题，必须用新办法去解决它。如果不能解决它，必将导致危机；危机出智慧，从危机中不断找出新的解决办法来。
六、对经济学的挑战
这次经济危机对当代经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当美国实行如此明显的反市场法则的次贷时，经济学家没有提出指责和忠告。当金融创新如此快速发展，经济学家没有及时研究和提出对它必要监控，任其放任自流……当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学家提出的对策五光十色，令人茫然……以致许多社会舆论质问：经济学怎么啦？经济学还有什么用吗？
经济学当然有用，这已是近代以来人类发展的历史所证实了。始则微观经济学，继而宏观经济学，还有各种专门经济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家们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就是面对这场经济危机也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很好的对策建议。当然，一些社会舆论质询也是有道理的，也表达了社会对当代经济学更多的期待。我们不能要求经济学是万能的，能洞察一切反经济规律行为。但是，经济学家们应该从这次经济危机中认真反思：当代经济学一定还缺少了什么？请允许我不揣冒昧提出：当代经济学至少缺少两类学科，或者说，虽有若干研究，但需要自觉、认真、系统进行两类学科建设：
1.战略经济学
战略讲的是全局长期总趋势。它不回答而且必须忽视一些枝枝节节问题，也不回答眼前乃至3-5年的短期问题，而是回答中长期的发展问题。经济战略服务于又受制于社会发展战略。由于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经济发展战略在整个社会发展战略中的突出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此外，从经济学本身发展而言，也应关注自己内在逻辑演进所展现的发展前景，这也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命题。经济发展战略对眼前和短期发展、局部和全局的发展都起着指导作用，因此，一切经济领域不断涌现的新现象、新事物、新问题（例如次贷），都应该用经济发展战略作为是非优劣的判据，从而制定出正确和优质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战略一错，全盘皆输，纵使眼前得利，最后损失不可收拾。
显然，战略经济学要有足够的全面的经济学知识，从历史到当今，从理论到应用，全面关注和研究人类经济活动全局，把握经济活动的总趋势大趋势；同时密切关注和研究人类经济活动中不断涌现的新现象、新事物、新问题（例如金融创新、网络虚拟经济），从蛛丝马迹中敏锐地发现其中必然而非偶然的、对社会有益而非有害的因素。特别要善于发现其中足以燎原之星火，进行认真的超前研究，来扩展和修正经济发展战略。达不到这一要求，经济发展战略也必将逐渐失去自己的活力和价值，甚至成为错误的战略而误导整个经济发展。
同样显然，战略经济学虽然立足于经济学，但它是高度综合的预见性研究，不仅仅是纯经济学问题。它必须综合考虑和研究政治、科技、文化、自然环境、社会等全方位的发展和它们的历史性要求。还应有必要的哲学观和历史观，最好还有广泛的从基层到高层的社会实践。从而才能有正确的综合研究方法，得出准确的经济战略发展的结论。或者说战略经济学是从人类发展全方位的视野、运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来研究经济学问题的经济学。还是显然，以上种种对战略经济学家的素质和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才能有志气的经济学家应该敢于和勇于开拓战略经济学。
2.球观经济学
既往的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是局限在一个国家范围之内。然而从上世纪末开始的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已经显现出它不可抗拒的生命力、冲击力和突破力。
经济全球化是二十世纪从民族企业到国际贸易到跨国公司的经济国际化进程的必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跨国公司大兼并诞生全球公司，是经济全球化标志性的起点。全球公司不仅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超级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它从资本、资源、技术、生产、管理、市场以至人力资源配置（包括最高层领导集体）等一切生产要素，都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因此，它代表了当代最先进的生产方式，也构成了人类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和世界大同的经济基础。这次经济危机表明，连经济危机也是更明显更广泛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着眼全球来研究经济的球观经济学必须随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球观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全球公司的种种问题，在当今全球分为一百多个国家，它们虽有共同的全球化诉求，但同时各自自然条件、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和政治制度等国情差异，各国现实的经济利益也有许多不同，必然有这样那样矛盾。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建立起球观经济的国际新秩序，达到大家和平发展和共赢，更是球观经济学的重大命题。
经济全球化是与先进的科学技术分不开的。没有全球化的信息技术，全球企业和经济是无法管理和运作的。二十世纪中叶以微电子技术崛起为开端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掀起信息产业、信息高速公路以及互联网络的浪潮，宣告了工业革命造就的几百年的工业社会已经走到尽头。知识和信息已超越其它经济资源，成为人类的主导的战略资源。生产知识和传播信息的科学研究活动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生产产业。美国硅谷标志了科学研究业（与历史上农业、工业相对应，可简称科业）已历史性崛起。原来，二十世纪中叶掀起的这场新科学技术革命，不是一般意义的科学技术革命，而是影响极其广阔极其深远的新的生产方式革命。正如当年工业革命那样，这是一场科业革命！它不仅改变人类生产方式，而且进一步改革劳动结构（脑力劳动成为科业社会主要劳动，人类一直被束缚的占人口的一半的女性劳动资源彻底解放）、社会结构乃至人们社会活动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科学研究产业化成为21世纪历史大趋势，科业正在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产业，从而代替正在消亡的旧的工业社会将是正在升起的全新的科业社会。科业社会经济将是怎样的有效运作的，也必将是球观经济学的基本命题。
既然是全球化的科业社会，只有一个地球，保持人类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经济，达到人类共同繁荣和公平分配的经济……等等都将是球观经济学的重大课题。
要言之，球观经济将是全球资源和产业要素有效配置的经济，高新技术快速更新下的经济、全球共赢下竞争与合作的经济以及解决全球问题的经济。
最后，回到经济危机问题，可以断言：当代和未来市场经济的运动和发展仍是波浪式前进，但战略经济学和球观经济学将可能使未来的市场经济成为高频低幅式的波动，从而可以避免较大的“危机式”冲击。经济学将为人类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经济学的社会影响力将有一个划时代飞跃！
作者简介：
刘吉先生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上海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和东方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华文化交流合作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人文学院高级顾问、全国工商联并购工会名誉会长和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等社会职务。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刘吉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发展战略专家，从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体制改革以及宏观经济政治文化研究，著有《社会主义改革》、《政企分开、政企分开、政企分开》、《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和战略对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论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等专著和论文。他是中国科学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领导科学的开创者，与夏禹龙等合著《科学学基础》、《领导科学基础》、《现代智囊团》、《现代化与中国》等著作十多部，并独立撰写《现代科学管理基本原理》、《论现代领导艺术》、《论经济发展的S规律》等数十篇论文，在海内外学术界、政界、企业界都享有盛名和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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