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4月15日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发表题为《推动共同发展 共建和谐亚洲》的演讲。胡锦涛主席指出，10年前，在亚洲有关方面和人士共同努力下，博鳌亚洲论坛宣告成立。10年来，博鳌亚洲论坛在凝聚亚洲共识、传播亚洲声音、促进亚洲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论坛之一。
这个被公认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经济论坛，其总部就设在中国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入海口的博鳌镇，十年前这里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渔村。2001年2月27日，由25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发起，正式宣布成立“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缩写BFA，或称为亚洲论坛、亚洲博鳌论坛）。论坛为非官方、非营利性、定期的国际组织；为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等提供一个共商经济、社会、环境及其他相关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海南博鳌为论坛总部的永久所在地。这也是继总部设在上海的“上海合作组织”之后，第二个总部设在中国大陆的国际性组织。
十年，与其说见证了昔日一个小渔村的巨大变化，不如说博鳌见证了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巨大变化。胡锦涛主席在博鳌十周年的开幕式上是这样总结的：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条件下，亚洲能够发生这样深刻的变化，得益于总体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得益于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得益于亚洲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更与亚洲人民既坚持发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又注重学习借鉴世界其他地区的有益经验密不可分。
这是对亚洲的总结，又何尝不是对亚洲最大的经济实体中国的总结？！胡锦涛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把亚洲放在对外政策的首要位置，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积极发展同亚洲各国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永远做亚洲各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在谈到区域合作与国际组织时，胡锦涛主席指出：中国将着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推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10＋1、10＋3、东亚峰会以及中日韩合作，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稳步发展。我们将加强同周边国家在交通、能源管道、信息通信、电网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提升本地区互联互通水平。
胡锦涛主席在博鳌论坛上这一宣示，尤其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表明了中国今后在处理国际问题、区域合作与国际组织方面所继续坚持的方针与政策。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日趋主动
中国主流学界认为，中国参与各类国际组织的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相对孤立阶段（1949－1970年）；消极参与阶段（1971－1978年）；部分参与阶段（1979－1991年）与全面参与阶段（1992年—至今）。
全面参与阶段是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起点，中国总结前面40年参与国际组织的经验与教训，认识到加入国际体系是打破包围与孤立、赢得负责任声誉的重要条件，因此这一阶段中国参与、融入国际组织以全面性、战略性与长远性为基本特点。1992年后，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事务上，变得更加合作与积极，中国也因此在国际上越来越扮演与它的大国地位相适应的角色。
美国哈佛大学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教授的统计显示，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参与国际组织的速度增长非常迅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实质上没有主动参与政府间国际组织。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已经成为大部分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所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绝对数目是美国的80%。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与国际组织关系的这种演变历史，国际上的学者众说纷纭，大多归因于中国以意识形态与自身利益为主的外交指导原则。这其实是有失偏颇的。要知道，早在1949年建国后不久，中国就屡次提出要求加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但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阻扰。
新中国成立后奉行和平相处的外交政策，坚守不结盟的外交路线，而冷战时期的各种国际组织甚至包括联合国，都沦为美苏两大阵营互相敌视与对抗的战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加入国际组织持以消极甚至排斥的态度，不是没有客观原因与道理的。然而，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进入多元合作的阶段，这个时候也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邓小平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在他1992年南巡后，由江泽民与胡锦涛两代领导人继承与发扬的基于邓小平指导思想的内政外交方略，让中国崛起于国际，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力量，也展示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这一时期，用上海外国语大学刘宏松博士的话说，中国也调整了对国际组织的看法与态度，首先调整了对主权原则的理解，其次提升了国际责任意识，并开始根据自身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主动设置议程，变被动为主动。这一情况，我们从中国进入联合国后的活动情况（投票与议程设置）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
1992年前，中国加入了大部分的国际组织，但大部分美国学者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加入国际体系后的中国非常被动，并不是议程的制定者，而只不过是对别国所提出的议程作出反应。中国在联合国大会或联合国安理会上很少提出建设性的解决办法，只是对其它国家所提出的议程投票，而很多时候又选择投弃权票。这让美国的国际问题专家感到很惊讶。
西方学者认为，1990年前的中国领导人大多抱有这样的世界观：担心被多数票击败，担心合作的要求可能减少国家主权，这必然导致中国疑惧正式的多边合作。基于如是世界观，最好的战略是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承诺同时又鼓励其他国家作出限制相对实力的承诺。但是，很显然，这种世界观已经有所调整，一是源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冷战的正式结束，二是中国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两代领导人有更多的自信与更广的国际视野。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飙升，让中国自然而然地置身于国际舞台的中心。
国际组织愈加需要中国参与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未来能够如何借助国际组织与区域合作促进自身的发展，区域合作与国际组织又能从中国的参与中获得哪些新的活力与动力？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2年至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与区域合作，给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尤其是加入WTO，让中国国内财富得到国际承认而成倍增加，更加速了国内的经济发展与转型。
通过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中国逐渐确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开辟了多条沟通渠道，为中国经济发展以及进一步“走出去”奠定了基础。由中国倡议建立的或由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倡议建立的东亚峰会、中国与东盟首脑与部长级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机制、“10+3”公共卫生合作机制、东盟与中日韩打击跨国犯罪合作机制等推动了地区治理网络的构建。
而国际上对于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组织与合作也持乐观、肯定的态度。美国国会设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题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角色演变》的最新报告中指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展示出越来越强势，越来越积极的姿态。从各个方面来说，中国越来越有效地利用国际组织争取其国家利益，获取其所需。”报告同时说，中国日渐扩大的角色“对其所参与的组织来说经常具有建设性和帮助性”。
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前IMF执行委员会委员多米尼克•隆巴迪(Domenico Lombardi)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国际金融机构管理中的角色显然是日渐增长，特别是IMF和金融稳定委员会中的角色。中国现在是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完全成员，中国以前甚至连金融论坛的成员都不是。在正在进行的有关国际金融监管政策的讨论和制定中，都有中国的参与。”
这份具有权威意见的报告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有这样的变化与其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是分不开的。然而，正如国际上不时出现的“中国威胁论”一样，对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日益持重的角色，也有不同的声音，甚至正在形成偏见。这种偏见源自于美国地位的下降与中国地位的飙升。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国家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亚非等国家的援助和发展的重要来源；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难怪这份报告警告说，未来的国际组织可能会打上中国的印记。
好在即便在美国，这种声音也没有成为主流。相反，美国多位重量级的智库专家驳斥了这种偏见。前面提到的布鲁金斯学会的隆巴迪就直言不讳地说，世界不应该对此感到恐惧和忧虑。他说：“很显然，你不能让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在国际组织的机构生活中没有自己的奉献，这将对这个组织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这些都应该是受到欢迎。”
西方学者一度担心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时会“固守传统的主权观念、工具性地利用国际组织”。事实证明，中国正把一种全新的观念，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带进了国际组织外交中。中国推崇的是秉持以共享型、问题解决导向的主权观，主张包容而非对抗的国际交往原则。胡锦涛主席在博鳌讲话中，对这一理念做了更加具体的阐明。
倡议联合国在华设亚洲分部
过去20年，中国积极参与区域合作与国际组织，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天大研究院课题组从下面几个方面分析问题并提出建议。
第一，由中国创立与主导的国际组织与区域合作论坛，迄今为止，只有上海合作组织与博鳌论坛，而这两个组织与论坛的成功已经得到全世界的公认。这也是中国在过去二十年里实行国际组织外交最成功的尝试。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中国，应该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中国的外交理念成为一股引导国际社会健康发展的新力量。中国应该更积极地创立类似于上海合作组织和博鳌论坛这样的国际组织与合作机制。例如，在中国与非洲的合作日益增强的情况下，中国应该考虑设立更具实际作用的中非合作组织。
第二，进入国际组织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多名华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高官。来自中国的张月姣女士出任WTO大法官后不足两个月，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所的林毅夫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也是第一位担任此职的中国人。在此之前的2005年，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竞选获胜，就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执行局主席；2006年11月9日，陈冯富珍在日内瓦当选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就在她当选次日，国际电联（ITU）选举中国籍的赵厚麟为副秘书长。近年，中国人出任世界组织重要职务仍呈上升趋势，而中国籍的国际组织官员与专家，为中国实行国际组织外交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国应加强人才培养，积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中国人进入国际组织担任重要职务，为增强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提供更多的平台和空间。
第三，与中国所参与的国际组织相比，设在中国境内的国际组织（或者分部）数量，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经济实力与人口比例远远不协调。中国是亚洲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经济发展最迅速与国际地位上升最快的国家，而设在中国境内的国际组织总部与分支机构，却远远少于印度、泰国、日本与印尼等亚洲国家。这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严重不相符。中国应该在政策与策略上做相关调整，为国际组织及其机构进入中国创造条件。
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先生在长期观察后曾经提议，联合国应该在中国设立亚洲分部。目前联合国除了纽约的总部外，分别在欧洲与非洲设有分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热点问题也比较集中的亚洲，尚无分部。方先生在考察各项条件后认为，中国作为亚洲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最快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成为联合国亚洲分部的合适地点。可以设想，把联合国分部设立在中国，不但可以借助中国的发展与经验服务于联合国，贡献于联合国，而且也是加速中国融入世界，让更多的中国人接受联合国宪章的价值理念，让13亿中国人受益的大事。
最后，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利用现有的国际组织平台，主动制定议程，积极发挥作用，打破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设立的屏障，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