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6年中国实行党政领导任期两届十年制以来，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了。明年又将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换届之年。预定将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登上大位，接替胡锦涛总书记与国家主席的最高权力。
习近平崛起中国政坛为时不久，2000年之前还是一位县地级官员。后来相继提升为闽浙两省与上海市领导，渐令世人瞩目。2007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去年10月再次被肯定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从而进入未来接任最高领导人的暖身阶段。总体来说，他由基层到权力顶峰的仕途前后不过十来年。由于为人厚重，作风沉稳，内外不事张扬以免显山露水，国内外公众对他的思想品格与为政之道所知甚少，尚未形成全面和深刻的印象。
尽管如此，海外学者还是从现有信息中去探索这位未来中国新君的思想风貌与施政轨迹。以笔者之见，由他的家庭背景与人生脉络来看，习近平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与众不同的三个特点
一是泥土气。习近平生长于陕北黄土地带，少年时代正逢文革浩劫。被当作“走资派”的后代送往农村插队，最后当过村党支部书记。从那壮实魁梧的身材，可以测知当年他在陕北农村插队经过一番历练，决非悠闲之辈。长期的生产劳动与基层工作，使他和老乡们建立了深厚感情与亲密关系。六年之后，1975年他离开农村去清华大学时，全村农民排成长队依依惜别为他送行，传为佳话。
这一段生活经历对习近平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使这位高干子弟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感受到农民的勤奋、朴实和农民作为国家之本的重要性。无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农民向来都是中国社会的脊梁骨。他们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各个阶段中做出重大贡献。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效，也是与中国农民的自我牺牲与贡献分不开。如果没有几亿农民工甘愿每小时只拿0.8美元微薄工资来为中国和世界生产数不尽的廉价商品，中国的巨额外汇存底从何而来?!外国跨国公司又怎能从中国捞取天文数字的超额利润?!中国农民是整个中国财富金字塔的最底层，如果这个底层稳不住的话，中国势必天下大乱。只有在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脱贫致富，受到平等对待，进入现代社会行列之后，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从来经国者，宁不念樵渔”。中国古训教导为政之道必须考虑草民的命运和需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古人为官尚且惦记着平民百姓，更何况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仆。忘记农民就是忘本。作为未来新君，习近平长期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是可贵的，相信他永远不会忽略中国社会最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二是沧桑感。习近平出自中共高干家庭，从小就离不开错综复杂的中共内外斗争的政治漩涡。
他父亲习仲勋是陕北老根据地领导人，当年毛泽东历经万里长征后到达陕北，就是由“陕甘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接待的。后来革命胜利，这位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也随之进京当官。但也正因为来自西北地区，不如沿海地区重要，所以习仲勋在中共党内资历虽老，却不如东北局高岗、华北局彭真与华东局陈毅那么受重用，在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只占有二、三线的职位。文革之后，由于党内奸徒康生谗言诬告，习仲勋还蒙受小说《刘志丹》事件的不白之冤，尝过铁窗滋味。
习仲勋虽是内陆封闭地区高干，而且仕途命运曲折，但他在政治上却一贯表现得清醒开明，坚持党内正确立场。他在老区土改、军政统战与国家建设中曾多次反对极左路线，受过毛泽东的赞扬。后来在主政广东时，他排除极左思想干扰，为开辟和建设深圳特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更难能可贵的是，习仲勋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能发扬正气、坚持正确立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受命担任党的总书记，由于厉行改革冒犯元老派的既得利益，最后被拉下马。习仲勋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中敢于逆流而上，不惜孤军奋斗逆拂元老派心意，坚持到底捍卫胡耀邦，在中共党内树立了极为罕见的凛然正气。
作为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不能不受到其父与家风的熏陶，深深体会到党内斗争的复杂与残酷。这种沧桑之感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一笔宝贵财富，使习会审慎对待各种矛盾与复杂局面。
第三，习近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太子党。他之所以成为中共下一届接班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别于其他太子党的、值得党和人民信赖的可贵政治品质。虽然不少太子党成员仰仗父辈权势热衷经商积聚财富，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令人缺乏好感，但对太子党也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很多人曾在中国政治浪涛中跟随父辈饱经忧患，也是胸怀报国之志的栋梁之材，应在国家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让明智合格的太子党参政分享权力，反倒是保持中国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应对中国社会三大变化
古往今来，从储君走向新君是一个复杂而充满风险的过程，当年胡耀邦的朝浮夕沉就是例证。胡虽秉性正直、作风明快，是中共党内难得的清官。但他缺乏深思、易于冲动，妄顾客观形势莽然行动，够不上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所推行的干部年轻化政策，急于把元老派全部拉下马而触犯他们切身利益。最后重演了光绪戊戌变法的历史悲剧，反而令元老派结成死党迫使邓小平采取“先立后废”的下策。
光绪与胡耀邦的失败教训说明，即便储君转为新君，也不等于其权力巩固足以号令天下。事实证明权与谋是不可分割的，有权才能施谋，无谋则难固权。掌权之后必须思而后行，谋定而动，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现在中共元老派的因素虽已从政坛消失，然而党内逐鹿天下人皆可以为王，中国的形势仍然错综复杂，潜伏着各种难以预测的复杂因素。
从当前来看，习近平必须谋划新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三个重大变化：
第一是中国社会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过去对党国领导唯命是从的中国草民，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发现自我价值而致力于追求个人幸福，不再把命运寄望于政府。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增加了个人自由的诉求而削弱了国家对人民的束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和心理上长期成为“沉默多数”的中国文化知识界，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渴求文化学术与艺术创作的自由，使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主管部门面临如何掌握放与收的新课题。
比如对毛泽东评价的问题，最近有的学者公开发表文章加以激进攻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革浩劫中受害深重的干部与群众的意见。而坚持保守立场的对立面则要把这种思想认识提到政治问题高度加以法律制裁，以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其实关于毛的功过是非，中共早已在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决议中有所评定。但近年来民间与官方对毛泽东的分歧与争论越来越大，不可抑制。由于毛的全部事实真相不便大白于天下，即使展开争论也难以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恰当结论，所以今后领导也只能让它搁浅，对毛的问题继续采取“模糊政策”。
第二是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两极分化，孕育着未来新的社会危机。尽管中国推行改革开放增加大量社会财富，但是真正享受者却是通过官商勾结成为富豪的极少数人口。近年来网上大为流行的所谓“蜗居”、“蚁民”以至“屁民”的说法，反映了中国社会存在大量的弱势群体，至今依然挣扎在贫困线上。不仅是成亿农民工没有土地、没有资产、没有职业、缺乏保障，而且每年几百万高校毕业生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同样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命运。即使能找到工作机会，他们每月也只能靠一、二千元的低工资来谋生。由于中国经济主要仰仗商品出口，如果西方经济继续疲软，金融危机扩大深化，失业连年增长，影响中国出口和就业，则中国经济将产生严重后果而引发国内危机。
第三是中共党内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和治理的问题上出现不同的对策和分化。过去的一切思想、理论、政策与口号，都在经受着时代的考验，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究竟是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以变应变，与时俱进？
未来十年亚洲或有一战
除此之外，还要看到国际形势对中国有利不利两个方面。虽然中国经济与国力迅速增长，已经仅次于美国而占世界老二地位。但是中国GDP的主要含量是超过实际价值的房地产与大量廉价低端产品，而且主要仰赖于对外出口的国际市场。前两年中国投放4万亿人民币资金来防止世界经济危机侵袭中国。尽管当时颇有成效，但现在看来，由于大部分资金贷款落到各路地方诸侯手里用来急功近利进行房地产开发，从而形成房地产泡沫化与国有银行发放大量信贷难以回收的潜在危机。如果西方经济继续疲软，金融危机扩大深化，失业率连年增长，影响中国出口和就业，再加上中国国内经济负面因素有增无减，则将来有可能形成内外夹击之势，使中国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
从国际形势与中国周边环境来看，也不能忽略不利的一面。中国多年来大力推行经济外交，与远近国家广泛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是放眼五洲四海，除了巴基斯坦将中国当成超过老美的患难之交以外，又有谁家说得上是中国真正可以信赖的盟友。
中美双方如今都强调两国关系的重要性而致力于发展全方位合作，特别是在经济上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实际需要，但大国关系总有它的两面性。美国为了遏阻中国在亚洲与世界各地影响，正在军事、外交与地区合作上拉拢小国，加强对中国的外线包围。由于中国国力迅速壮大，以及东海、南海存在领土主权纠纷，亚洲中小国家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与对中国的防范日益加强。虽然中国拥有巨大财力而引起远至欧洲国家的羡慕与需求，但是中国还不能说因此而扩大影响享有全球大国的实际地位。
随着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的东移，亚洲地区的大国与小国， 正在卷入一场争夺战略资源与战略通道的新的斗争。这将使得中国捍卫领土主权的斗争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甚至不排除引起冲突的可能。如果说今后十年亚洲地区有可能发生新的军事冲突，而中国成为其中一方，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谈。
中国新任最高领导，将无可避免地面临以上所列举的内外形势与难题。中国古贤提倡治国良才必须经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过程。“格物”就是调研，“致知”就是掌握情况。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天生的治国行家，要担当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国君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何况今后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充满很多不确定性与不利因素。它可能是中国经济长足发展，国力大步提升的时期，也可能是中国社会矛盾越积越深，难以化解而最终导致危机并发的时期。
习近平一旦从储君变为新君而挑起治国理政重任，首先就要通过调查研究深切了解国情民情，从“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出发，采取符合人民利益并能化解实际矛盾的有力措施，开拓中国走向名副其实的全球大国的新领域和新时代，他将以一个真正继往开来的领导人而载入中国史册。
（天大报告7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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