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变革：东南亚政局风险评估

“709事件”引发新一轮博弈

“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2.0”（BERSIH2.0，以下简称“净选盟2.0”）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社会运动联盟，包括60多个民间团体，其领导人是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前主席、知名女性社会活动家安美嘉（Dato Ambiga Sreenivasan）。2011年7月9日，由“净选盟2.0”出面发动、反对党积极配合的一场针对现政权的抗议行动在吉隆坡爆发。抗议的主题是执政党利用不公正的选举制度和不干净的选举手法，垄断国家政权达数十年。

“净选盟2.0”表示，马来西亚选举中广泛存在的不公平、不干净现象（包括漏登选民、选票邮寄不到位、竞选期过短、选区划分不公平、议席数量分配不公平、政府滥用公共资源买票、官方媒体的不公平报道等等）。本来这些情况可以在国会讨论，但国会讨论没有效果，所以他们只能走上街头。

2007年11月10日，马来西亚民众举行首次选举改革抗议集会，曾吸引4万民众走上街头，并间接导致了2008年3月8日的政治海啸：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BN，中文简称为“国阵”）在国会选举中首次失去长期据有的2/3以上的多数议席。

“净选盟2.0”与2007年那次集会的组织机构有所不同，联盟内不包含任何政党，但“709集会”中，公正党（PKR）、伊斯兰教党（PAS）、民主行动党（DAP）等主要反对党参与了此次行动。这也是马来西亚200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街头抗议运动（大约有两万人参加）。它的一个新特点是，全球有20多个城市如悉尼、墨尔本、香港、新加坡、台北、首尔以及欧美一些城市，也都有穿戴黄色服饰的支持者同步声援。出现在吉隆坡的“净选盟2.0”示威者携带鲜花、气球和自己的孩子，以和平方式走向预定的集会场所默迪卡体育场，警方采取了强硬的阻挠、镇压措施，逮捕了至少1600人，其中包括多位知名反对派领导人。

马来西亚官方指责“709事件”的性质是反对党企图通过街头运动夺取政权，还指责事件中有外国势力、共产主义势力介入。早在7月2日，马来西亚内政部就宣布“净选盟2.0”是非法组织，这反而激起了“净选盟2.0”和反对党支持者的反弹，从而导致了“709事件”。

“709事件”对可能在2012年举行的国会选举有重大影响，执政、在野两大阵营将展开新一轮的博弈。

就现政权来说，他们将不得不推出更多的惠民政策（例如在2011年10月的政府预算案中给出种种惠民承诺）来吸引选票，但这也有可能推高通货膨胀、加剧公共财政负担，并且推迟许多为了吸引外资所必须进行的经济改革（如削减燃油补贴）。执政联盟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惠民政策，重新在国会获得2/3以上的议席。而反对党则期待着现政权有更多强硬的镇压行动，以激发社会的强烈反弹，因此他们还将推出类似的街头抗议行动并等待政府“上当”。警方对“709事件”的强硬镇压，已经使政府丢分不少。

但是现任首相纳吉布（Najib Razak）的思路是：如果不采取最低限度的武力镇压，就会有更多街头示威运动出现，进而影响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影响政府的施政绩效，所以必须严厉应对。纳吉布警告反对党不要开启街头政治竞赛，因为执政党同样有能力动员大批群众在街头显示力量。

“709事件”是在纳吉布首相民望持续升高的形势下发生的，这是反对党展开逆境反击的一个手段。当然，现政府由于深重的体制惯性，在利益分配上有诸多不公平的行为，这也为反对党带来了生存空间。亲政府的巫统青年团和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等名声不佳的强硬派在“709事件”前也声称要发动对抗性示威，反而激发了反对党和其他社会运动人士的斗志。

“净选盟2.0”选定了他们的街头运动服饰颜色——黄色，和1986年菲律宾人民推翻马科斯政权时的服饰颜色一样。该组织已经呼吁民众自7月16日开始，每逢周六穿戴黄色的衣饰上街，使“709运动”延续下去。

街头运动是民主制度尚未真正落实前的社会所难以避免的阵痛，如果矛盾冲突的各方不能寻求共识、彼此互不相让，那么就可能让社会经历长期的阵痛并付出高昂的代价。特别是垄断大量政治经济资源的统治集团，应当认识到这种垄断局面在新的时代里不可能长期维持，必须做出让步和改变。

“阿拉伯之春”来到了东南亚？

“709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纷纷评论说这是阿拉伯民变风潮波及到东南亚，甚至有“阿拉伯之春”之后是“东南亚之夏”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错觉。

“709事件”的主题是要求公正、干净的选举，尽管反对党阵营想上台执政的愿望已郁积很久，但显然他们不指望通过街头抗议来推翻现政权，这与阿拉伯民变风潮是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反对党只是希望通过街头运动来显示力量、动员群众、揭露现政权的不公不净，从而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也就是说，“709事件”的诉求不是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国会选举这样的“正规战”来打败现政权。“净选盟2.0”领导人安美嘉也强调，709集会不是茉莉花革命，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与政府合作来改革选举制度。

但也不能因此说，709事件和“阿拉伯之春”没有关系。应当说，在信息时代，“阿拉伯之春”的视频、图像、文字报道传遍世界，为其他地方的民众挑战专制权威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暗示和信心，而马来西亚国情与阿拉伯国家国情中的一些类似之处，也让马反对党和对现状不满的民众产生了跟风心态。按昂山素季的说法，“阿拉伯之春”还为缅甸民众提供了斗争的灵感。

“阿拉伯之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这是一场信息时代的民变，便利的通讯工具使人群方便聚集，减少了成立固定的反政府组织的风险，宣传可以坐在家里发动，人们可以随时聚集，网络取代了传统的革命组织，网络成了最大的革命人力资源库。而瞬间可传遍世界的视频、图像使一切无可隐瞒，使采取镇压行动的政府声名狼藉，使受到暴力镇压的民变行动得到广泛同情。于是，一些旧政权垮台了。

早在2011年1月埃及人民在“愤怒星期五”爆发民变时，马来西亚就有多个反对党公开表示声援，指埃及人民受到突尼斯人民起义推翻本•阿里政权的鼓舞，对贪腐专横的穆巴拉克政权展开了抗争。马来西亚反对党认为，国家政治经济资源被极少数权贵垄断、民生困顿、当局对和平抗议的暴力镇压，是造成突尼斯、埃及人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2011年2月，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残酷镇压民众和平抗议，再度在马来西亚引起波澜，反对党和社会团体组织了在利比亚驻马使馆前的抗议活动，要求卡扎菲下台。

马来西亚反对党借阿拉伯民变风潮多次影射当局，指首相夫人的豪华生活、物价上涨、民生困顿等问题和阿拉伯民变国家相似。反对党联盟——人民联盟（Pakatan Rakyat，PR，中文简称为“民盟”）的共同领袖易卜拉欣•安瓦尔（Anwar Ibrahim）表示，如果反对党联盟执政，将立刻推出以“百日新政”为主题的一系列惠民措施。

总体上看，东南亚目前确实处在一个政治大变革的历史阶段：新加坡反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突破性成绩，马来西亚在野党联盟的政治竞争力迫近执政党联盟，泰国在政治拉锯战中有望逐渐走出国王—军队等旧势力的阴影，印尼已实现多次和平的执政党轮替，越南实行了初步的党内民主，此外缅甸军人政权的高压统治也略有松动。

东南亚国家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是发生类似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革命，要么是主动改良以实现和平的政治转型。新加坡已经选择了渐进的政治改良，号称“兰花进化”（orchid evolution）。

总体上看，与上世纪第三波民主潮时期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有所不同，现在西方国家的心态更复杂一些，因为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民主潮，原来与西方合作打击恐怖、极端势力的旧政权的垮台，将可能导致反西方的恐怖、极端势力被释放出来，政治变动后的多元竞争也可能使执政党采取对西方的强硬民族主义立场。特别是，目前经济状况普遍窘迫的西方国家也不可能像当年第三波民主潮时那样有太多的富余资金可用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运动。

所以，西方国家对阿拉伯政治风潮的支持将是选择性的，和有条件的、游移的。但在东南亚，反西方的恐怖、极端势力要弱很多，因此西方国家对东南亚反对派抗争运动的放心程度要高一些；但由于东南亚的战略地位和能源储藏量都弱于阿拉伯地区，这又使得西方国家对东南亚反对派抗争运动的关心程度要低一些。

东南亚的起火点将会在哪里？

（一）存在政治体制或政治资源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且政治—社会潜在火险处于第一等级的国家有5个：缅甸、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

【缅甸】

上榜理由：

1. 军人政权长期垄断国家政治经济资源，政治民主化方面欠账太多，已经引发并将继续引发激烈的政治对抗；

2. 反对派运动具有一定的实力，虽然受到政府长期打压，但在国际上获得较多支持，在民间亦有一批坚定的或潜在的支持者。

3. 缅甸的经济状况不佳，对外开放使经济受外来风险牵动的可能性增强；

4. 缅甸的社会问题累积较多，特别是少数族群的武装割据问题、中等阶层的政治代表权问题、下层劳动者的生计困顿、人权问题等等。国际人权组织最近谴责缅甸军方有系统地将全国各地犯人押送到与少数族群叛军作战的前线，充当苦力乃至人盾。这是缅甸人权状况极其恶劣的一个典型例证。

2011年7月，缅甸两名驻美国的重要外交官先后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并要求缅甸政府进行政治改革，这显示缅甸统治集团内部存在裂痕。尽管缅甸当局在2010年11月举行了20年来的首次国会选举并把政权正式移交给民选政府，但政权的专制实质并没有改变，这让缅甸许多民众深感失望。不过，国会选举这一个政治形式一旦启动，将会给缅甸政局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关键的相关因素：中国对缅甸内部事务的态度。

【越南】

上榜理由：

1. 长期一党独大，一党执政；

2. 党内民主有限，初步的政治改革难以满足日益上升的利益分配矛盾。突尼斯民变就是在政治上有所松动的情况下发生的，越南也可能遭遇突尼斯式的政治变局。但应当说，如果不改革，执政党的风险更大；渐进改革则仍有和平过渡，光荣完成历史变革使命的可能。

3. 越南少数族群和宗教群体中存在着强大的反现政权力量，海外亦有反政府势力。

近日越南发生强烈的民间反华抗议行动，这亦可解读为越南社会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通过对外事件得到了宣泄。

关键的相关因素：政治反对派能否汇聚成一个统一战线，从而真正具有挑战现政权的能力。

【泰国】

上榜理由：

1. 泰国已启动近大半个世纪的民主化进程一直是个烂尾工程，其特征是在一人一票产生的议会内阁制之外，军队和国王这些未经选举而产生的势力仍保持独立的甚至是凌驾于民选政府之上的权力，军队始终没有真正从属于民选政府。要真正解决这个烂尾工程，可能还需经过多轮的政治博弈（包括大选和街头抗争运动）。

2. 从力量对比上看，泰王—军队阵营与他信阵营之间的矛盾是深刻的。泰王拥有传统权威，军队拥有枪杆子并拥有太多的既得利益从而无法和多数底层民意站在一起，靠大量底层选票出头的他信阵营尚不具有针对军队和泰王的压倒性优势，尽管自2001年以来，他信阵营在每次大选中都获得了胜利。这意味着两者间的对抗（泰王和军队可直接出面，但更多时候是通过代理人如黄衫军、民主党）将不会在短期内结束。

3. 泰国社会下层与社会中层之间的阶层矛盾，尚未在政党政治中得到有效缓解，尽管从2011年的大选来看，为泰党和民主党都试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全民党，但阶层间的利益冲突仍然是各种政治势力所乐于利用的争权夺利的工具。

泰国之所以存在政治体制变革的空间，是因为国王和军队的势力尚未彻底退出国家政治领域。

关键的相关因素：泰王的健康状况。

【柬埔寨】

上榜理由：

1. 在允许多党制的情形下，长期一党独大；

2. 洪森一人长期执政并控制军队，自1985年担任首相至今长达26年，比突尼斯的本•阿里的执政时间（不到22年）还要长，是东亚目前仅有的两个从冷战时期就上任并连任至今的政府首脑（另一个是文莱苏丹兼首相哈桑纳尔•博尔基亚）。

3. 洪森的执政风格专断独行，其家族在国内的名声亦不佳。如果洪森还想持续连任下去，他就有可能像本•阿里那样在统治集团内外都遭到反对。

4. 柬埔寨广泛存在的贫困人口和血汗工厂，使柬埔寨的民间抗争时有发生，如遭遇严重的突发事件，并结合统治集团内的反洪森力量，发生突尼斯式的变天并非没有可能。

洪森施政颇有山大王风格。他曾经嫌自己的中文名“洪森”不好听，听从算命先生的建议改为“云升”，并正式通告柬埔寨华文媒体和中国政府，但不久又通告说还是用回原来的“洪森”；又如他公开聘请流亡在外的泰国前首相他信为柬政府的顾问，加剧了柬泰关系的紧张。这种风格亦有可能对他的政治生涯带来负面影响。

关键的相关因素：洪森是否已选定并开始培养接班人，以便在适当时期宣布退休，不搞终身执政。

【马来西亚】

上榜理由：

1．在允许多党制的情形下，长期由一党及其领导的执政联盟执政。巫统自1957年以来长期执政，由它领导的执政联盟“国阵”垄断了大量政治经济资源，形成了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体系，造成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在英国《经济学人》信息部（EIU）2010年的民主指数排名中，马来西亚在167个国家中位居第71位。

2．马来西亚的反对派力量较强。反对党结成了争取上台执政的“民盟”，已夺取数个州的执政权，在州一级已实现了多次执政党轮替，尚缺的就是在中央政权层面实现执政党轮替。从民意支持率来看，“民盟”正在逐渐接近“国阵”，2008年3月的大选中，“国阵”已失去在国会的2/3优势，未来不排除反对派通过大选上台执政。未来的大选中如果两个阵营选情接近或出现严重舞弊行为，则可能发生大选结果受到其中一方抵制，社会将陷入严重动乱。

由于纳吉布政府的改革和亲民措施，“国阵”自2010年以来赢得一系列州议会的补选，为下一次大选打下了良好基础，反对派阵营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净选盟2.0”出面抗争，就是反对派阵营试图扳回局面的一个战略行动。

EIU的分析指出，由于马来西亚经济在2010年强力反弹以及今后平稳的中速增长预期，“国阵”有望赢得下届大选的胜利，但不会赢得特别顺利。虽然乡村马来选民大多会继续支持巫统，但受过良好教育、思想开放的各族中等阶层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反对党。通过因特网新闻站点和博客，民众越来越便利地获得未经审查的信息，这一点也强化了他们对执政党的疏离心态。不过EIU也表示，“民盟”暂不具备替代“国阵”执政的足够可靠的能力。

3．马来西亚的族群矛盾仍然尖锐。马来西亚的独立民调中心的民调显示，在华裔中，66%的受访者对巫统持负面看法，这主要是由于巫统纵容马来族极端势力——“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印度裔多数民众也对现政权持负面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裔民众的政治抗争意识近年来已大为增强。此外，马来西亚的宗教间（如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爆发过多次激烈冲突。

4．马来西亚的经济与民生问题仍有较大缺陷。当局在制造表面的经济繁荣景象时，产生了大量的经济泡沫和严重的国民家庭负债。当局在为自己拼政绩的时候，既加剧了民生痛苦，也为国家经济埋下了隐患，近年来的私有化改革也成为权贵瓜分国家财富的盛宴。

5．马来西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世代间对抗”。反对党里聚集了众多的年轻人才，这是已执政半个世纪的老巫统所不能比拟的。反对党国会议员刘镇东披露说：马来西亚人口比较年轻化，72％是40岁以下，40％是20岁以下；同时城市人口比重较大，到2010年已达到65％；而巫统是从乡村起家的政党，村长往往兼任巫统支部主席，他们认识村内每个人，但城市的状况不一样，巫统的问题在于不懂如何掌握城市及年轻的选民。

在大学生团体中，自1998年安瓦尔及其支持者发动“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以来，大学生团体的议题从校园生活扩大到社会批判，它们中有的与政党联合，有的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但多数具有反体制倾向。马来西亚下届大选中，一大批首次参与投票的年轻选民将对现有政治生态带来冲击。

6．还有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是信息社会的来临。根据马来西亚多媒体委员会的统计数据，1700万马国网民最热衷登录的网站是Facebook，平均每人有233位朋友，是世界最高纪录之一。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运动都非常重视网络空间的民意力量，许多政治人物都注意建立自己的粉丝群组，以拉近与网民、年轻人之间的距离。而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信息时代的交流传播工具更是反对党的选战利器，缺乏执政资源的反对党希望通过高科技来扭转战局。

相关的关键因素：反对党在它们已经执政的若干州政府是否做出了优良成绩从而增添选民对反对党的信心，还有反对党联盟内部的整合、团结情况以及族群冲突与宗教冲突情况。

（二）存在政治体制和政治资源分配格局进一步变化的可能性，但政治—社会潜在火险处于第二或第三等级的国家有3个：文莱、老挝、新加坡。

【文莱】

文莱的政治格局和阿拉伯君主国类似，苏丹长期执政（自1984年至今，已有27年），王族权贵高度垄断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只是由于小国寡民容易统治，国民容易被高福利政策所收买，加之反对派力量薄弱，所以文莱发生政治剧变的可能性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关键的相关因素：以石油天然气为主要支柱的文莱经济是否会遭遇剧烈波动。

【老挝】

老挝的政治体制与越南类似，老挝人民革命党是唯一合法政党，存在政治体制进一步变化的可能性，但由于小国寡民容易统治，发生政治—社会动荡的风险较小。

关键的相关因素：贫困问题能否得到缓解；中国对老挝内部事务的态度。

【新加坡】

虽然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独大，但新加坡人民尚没有实现执政党轮替的想法。不过新加坡多数民意希望国会里有更多反对党的声音，希望有正常的政党竞争。2011年5月的国会选举结果（执政党只获得60%的选票）清晰地表明了上述态势和愿望。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显然是走在一条渐进改良的、可控制的道路上。新加坡脆弱的地缘政治形势也决定了新加坡难以承受政治上的动荡。但无论如何，新加坡政治上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关键的相关因素：之所以说新加坡存在一定的政治—社会动荡风险，是因为其脆弱的地缘政治形势，如果周边国家出现剧烈动乱，大量难民外逃，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那么新加坡将难以独善其身。

（三）已完成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已无一人、一党长期执政情况，但仍存在多种政治—社会风险的国家有3个：印尼、菲律宾、东帝汶。

【印尼】

自1998年苏哈托专制政权垮台后，印尼已发生多次和平的执政党轮替，很难再有政治剧变，但不排除有政治—社会动荡。如果政府过于贪腐、无能，仍有可能爆发街头抗议活动，但最终来解决问题的，仍然是一人一票的大选。所以，不可能出现重大的政治制度变化。

但是，政府贪腐无能、恐怖主义和地方分离主义及教派冲突等等，都是引发政治——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

【菲律宾】

自1986年马科斯专制政权垮台后，菲律宾已发生多次和平的执政党轮替，很难再有政治剧变。但是，政府贪腐无能、各种反政府的武装团伙等等，都是引发政治——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

【东帝汶】

自1999年印尼准许东帝汶独立后，东帝汶在联合国帮助下建立了多元政治制度，但政局极不稳定，军人对国家政治仍有较大影响力。

关键的相关因素：需要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稳定住政局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根据上述东南亚11国情况，制成下表：

余论

第一，需要指出的是，自由投票、和平的街头集会抗议是民众制衡政府的两大法宝，也是正常的民主社会的常态，不能把非暴力的、对人民生活和经济运行影响有限的民众抗议运动视为动乱。

第二，信息时代将推动东南亚政治产生更多变化。市场研究公司ComScore在2011年1月的调查显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这5个东南亚国家的互联网用户中使用社交网站的比例位居世界前茅，例如菲律宾是95%，马来西亚是91%，印度尼西亚是90%，新加坡是82%。此外，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还排在Twitter全球15大市场之列。在信息时代高速前进的东南亚社会，也将产生更多的民主化压力，也将产生许多有效的推进民主化的途径与手段。

（天大报告7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