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40年前，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为尼克松访华铺路，谋求打开中美僵局；40年后，基辛格出版新著《论中国》，不仅回顾当年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纵横捭阖，更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并尝试建构新的世界格局与中美关系。《从基辛格新著看大国外交与世界格局》一文，由基辛格新著入手，不仅对基辛格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等建议进行了深入剖析，更对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大国外交与世界战略格局变化作了全面论述和分析，整篇文章立论客观，分析深刻，见解独到。
作者指出，基辛格从历来大国兴衰中看到了力量对比变化对大国关系的影响，因而向中国进行劝诱求援并提出建构未来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的四点构想，希望中美合作建立“太平洋共同体”，推行“胡锦涛计划”。作者分析认为，“太平洋共同体”超越了中国能力的限度，中国要趟进这摊子深不可测的浑水，其结果只能是慕虚名而得实祸。因此，中国不应接受基辛格的建议。
在论及中国崛起时，世人多强调邓小平的重要决策和中国自身内部因素，很少涉及外部环境对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作者认为，基辛格新著对此作了重要补充，尤其强调大国关系对国家实力盛衰变化的影响。本文梳理了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中美苏大三角的力量对比与关系变化。作者指出，增强大国实力，除了有形的“硬力量”，掌握大国命运的领导人更需要具备“软力量”——谋略。毛泽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仍为贫弱大国时，出奇制胜地实现了与苏联从结盟到分裂对抗和与美国从敌人到友好的两个180度的战略大转变，是当代大国外交中以谋略制胜的最大手笔。
作者认为，纵观全球大势，世界经济政治中心正在从西方向亚洲迅速东移，而亚洲地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战略态势，蕴藏着未来冲突的可能性。因此，在当前的大国外交中，中国必须从目标、手段和后果三个方面慎重考虑，准确判断形势把握时机，运筹帷幄扭转局势，分化强者，保持均势，运用天时地利人和的内外条件来反敌制胜。作者强调，保持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符合双方的最大利益。两岸统一与南海领土主权问题能否通过和平协商解决，或者当前解决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必须通过武力解决，值得有关方面慎思。
本文作者陈有为先生曾在中国从事新闻与外交工作半个世纪，退休旅美后进入学界，作为华盛顿中国论坛社社长，继续钻研国际形势，发表大量评论推崇中国发展成就，分析国际局势。因其文章富有洞察力和新意，广受海内外舆论的重视。作者曾出版过《基辛格评传》、《风情 人情 世情》、《天安门事件后的中美外交内幕》与回忆录《无悔坦荡人生》等四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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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最负盛名的国际战略思想家、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最近发表新著《论中国》（On China），很受世人瞩目。在这本600多页的巨著中，他回忆了当年为尼克松总统访华铺路的破冰之旅，论述北京与华盛顿在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中的纵横捭阖与战略互动，并对中国崛起与中美两个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进行分析和预测。
作为国际外交问题的学术权威，基辛格是以研究欧洲强权政治与均势外交问题起家的。他早年以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为基础撰写的《重建的世界》一书，对欧洲列强在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如何以割让领土牺牲小国利益来瓜分欧洲，建构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大国均势作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尽管英、俄、普、奥与法国之间的利害矛盾并未完全消除，但是会议在保持大国利益均沾、防止一国独霸方面有所具体安排，从而使欧洲享有近百年的和平，直到1914年以英德矛盾为主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在《论中国》一书中，人们可以感觉到基辛格过去的思想脉络。那就是：在一个动荡、多边和不稳定的“多极”世界上，大国外交必须根据“实力和均势来思考”，以“均势来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因为“历史上的稳定总是和均势相联系的”。针对几十年来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特别是美苏中三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与关系变化，基辛格主张实行大国均势政策，考虑各方利益，化解相互矛盾，以避免对抗和确保各国安全与世界和平。
古往今来，大国强权的盛衰浮沉，始终是世界局势变化的主要原因。从冷战到后冷战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影响世界全局的最大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中国崛起和美国走向衰退。而基辛格1971年6月访问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谋求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可以说是引发这三大变化的一个起点和直接导因。也许有人觉得此说言过其实，那就让我们通过事实的论证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美和解阻止苏联发动侵华核战
1969年3月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事件以后，中苏关系变得极度紧张，濒临战争边缘。由于北京在中苏论战中把苏联领导定性为国际共运叛徒，苏联演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再加上在珍宝岛武装冲突中使苏联遭受沉重打击，令莫斯科对中共恨之入骨，忍无可忍，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准备对中国发动战争，要以“外科手术”摧毁中国的核武器与核设施。但要实现这一目的，苏联必须首先获得美国的背书，以免腹背受敌之虞。
在基辛格的新著里，人们看到了中苏关系“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节。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克里姆林宫之命前往白宫紧急求见并与基辛格长谈。他表示，苏联准备向中国发动核战争，如果美国不便支持，也希望它对苏联的战争行动保持中立。
毛泽东当时洞察苏联阴谋，预感战争危机已经到来。他有对抗苏联的决心，但意识到唯有美国插手干预，才能遏制苏联动手。因此多次要求巴基斯坦与罗马尼亚领导人向美方传话，希望美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打开中美关系僵局。他甚至在天安门上要美国记者斯诺转达这样的信息：中国欢迎尼克松来访，不管他是以总统身份或旅游者的身份来访都行。
基辛格在书里以亲历者的身份透露，他在会见多勃雷宁后的次日早晨向尼克松汇报说，“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在对局势研析和权衡利弊之后，尼克松和基辛格认定，西方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战略利益，苏联进攻中国的结局不会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当时尼克松正困于美国人民反对越战的高潮，急于想借北京对越南的影响力来从越战中脱身，因而有求于北京，最后决策拒绝苏联请求。
由于缺乏适当渠道将此情报知会北京，美国政府通过一家小报《华盛顿明星报》在当年8月28日刊出一条惊人内幕消息。它透露苏联将“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当勃列日涅夫获悉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结果时，还难以相信“美国会站到中国一边”，马上打电话询问多勃雷宁。后者只好据实报告说：“情况确实如此，两小时前我同基辛格会晤过，他明确表达了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
多勃雷宁还说，基辛格向他透露，“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准备对我国（苏联）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勃列日涅夫听完之后不禁大骂“美国人出卖了我们”。
针对当时情况，基辛格在书里写到了中国为了防备苏联进攻，“很快转入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轨道，大批工厂转入隐蔽山区，北京等大城市开始挖掘地下工事”。可见中苏上空浓云密布，两国大战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尽管毛泽东向全国发出“深挖洞，广积粮”的备战口号与“一号动员令”，把聚集在北京的军政高官分批疏散到全国各地，为在军事上对抗苏军入侵进行准备。但当时文革刚进行到一半，全国上下忙于内斗，造成国内经济凋敝，社会秩序失控，产品质量下降，很多军事装备与援越武器弹药无异废品，在实战使用中屡出事故。中国1964年才进行首次核爆炸，无论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都处于初创阶段，军事实力远不足以跟苏联打一场核战争。
如果不是美国拒绝为苏联背书而听任它放手进攻中国，这一段的中国历史就要重写。不管战争最后结局如何，中国国土将变为巨大战场，中苏双方投入兵力至少百万以上，战争的时间会拖延五到十年。而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场核战争，将使中国付出死伤数百万人的惨重代价，很多重要城市将变成核战争的废墟，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肯定会推迟一两代人的时间。
迄今为止，无论中国或外国，在论及中国改革开放与中国崛起时，只着重邓小平的决策与中国自身内部因素，而很少涉及外部环境对中国发展的重要影响。基辛格的新著对此作了重要补充，有助于人们引发新的思考。
根据上述事实与分析，人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论断：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发端于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么使得苏联发动侵华战争受阻和中国避免一场核灾难，能在和平国际环境中进行改革开放，这正是美国选择了和中国站在一起反对苏联核战争的结果。即使美国这样做是为了它自身的利益，但尼克松政府此举客观上对中国产生的有利影响，是不能否定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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