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连串舆情危机看互联网与中国民主实践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起源于美国的互联网，可以说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而且促进了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延伸，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

二十一世纪，在相距互联网的诞生地美国万里之外的中国，由互联网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些年，中国政府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制定、完善和修正，以及反腐败、司法监督都跟互联网息息相关。互联网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既发现了一个个的问题，引发起一次次的危机，另一方面也汇聚了民意，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场，对政府行为进行质疑和监督。正是网民的监督和舆论的力量，使得政府和执政者能够正视、面对失误，并及时做出修正，避免更多的错误出现，也挽回了政府的公信力。

互联网给了广大的民众一个对社会不满和矛盾积累的宣泄口，正是有了互联网这个宣泄渠道，使得社会的各种矛盾不至于积累到火山爆发的那一天，客观上避免了更大的动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互联网无疑是舒缓了官民之间那根拉得紧紧的、随时有可能断掉的弦。在这个敏感的社会转型期，互联网帮助中国政府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弥补了现行体制造成的上下不通、民意无法表达的缺陷。

盘点近期发生的一些危机事件，从广州新塘大墩村群体事件、郭美美炫富事件到温州动车事故、大连市民抗议PX项目事件，几乎都无法绕开互联网。本文通过对这些事件进行梳理、分析，旨在借此观察和找出事件中的共性，从而感知高层对民意的态度，客观公正地评估危机处理的得失，以便为未来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一些参考。

广州新塘“6·11”事件与城市务工者权益维护

广州新塘“6·11”事件是一起社会管理失当引发的群体事件。事件源于四川籍孕妇王联梅在广州增城新塘镇大敦村农家福超市门口摆摊，阻塞通道。该村治保会工作人员见状后，要求其不要再在此处乱摆乱卖，双方因此发生肢体冲突。冲突中，孕妇倒地受伤，现场引发人群围观。冲突事件由围观人群通过手机信息、网络微博等渠道迅速传播出去。次日，“孕妇老公被打死”等谣言四起，冲突事件升级。大批四川籍民工涌向事发地，骚乱围观参与人数一度过万，骚乱人群损坏车辆、银行柜员机，袭击公安民警，并一度危及附近“凤凰城”等楼盘的居民财产安全。骚乱事件持续4天，经广州市委市政府一系列措施并行处理，新塘开始逐渐恢复平静，事件平息。

“6·11”事件后，广东省政府深刻反省了在社会管理上的不足，急切寻求破解外来人口管理难问题的策略。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在关于加强和改善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座谈会上直指事件原因是社会管理服务滞后，要求改善并增强外来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此后，广东省广州市政府迅速出台一系列方案措施，包括设立社会工作委员会机构，社区成立专门为外来工服务的组织，并吸收外来务工人员进入社会参与社会管理事务，将“本地人管理模式”转变为“本地人与外地人共同管理模式”，外来工积分入户，流动人口同城同待遇等等政策。

表1：“6·11” 事件经过与政府的危机处理方法和措施

这些措施无论从近或远来说，都是有利于政府社会管理的完善及政权的巩固。

广东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和改革也得到了中央高层的肯定。近期胡锦涛总书记在对广东的视察中，就对广东的社会管理新政表示支持和鼓励，并要求广东在经济发展之余，还要在社会管理方面为全国作出示范。

郭美美炫富事件与中国公益事业体制改革

6月21日，大陆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引起网民关注，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短短两小时内，这条微博被转发上千条，网民们施展人肉搜索的强大功能，抽丝剥茧，矛头直指中国红十字会，引发了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空前的信任危机。

炫富本来是一个十分个人的生活问题，但一旦和政府背景深厚的红十字会挂上钩，个人的炫富就演变为全民的反腐。

表2：事件的经过及红十字会各阶段的危机应对措施 

 “郭美美事件”有其积极的一面，它挫伤的是慈善的官办体制，在强大的网络舆论的监督下，政府积极考虑解决事件中暴露的问题，有助于从体制上思考公益透明化，强化公益慈善机构的公益属性，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温州动车追尾事件与反思“GDP至上”

温甬线动车追尾事故把网民们的注意力从郭美美事件中转移开。7月23日晚，铁路温州路段两列动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铁道部对事件的失当处理，包括搜救的不力、掩埋车体残骸、急于清理现场通车等，不但引起受难者家属的强烈不满，更是备受网民们的质疑。多名遇难者亲属在网上注册微博，除了哀悼不幸逝去的亲人，也对铁道部的善后处理工作表示强烈的不满。网络上一片对铁道部的声讨以及对动车安全和高铁“大跃进”的质疑之声，更有群众集会追悼死者，抗议铁道部片面最求经济效益而罔顾人命。7月28日，温家宝总理亲到现场祭奠死者，看望伤员，慰问遇难者亲属，并召开中外记者会，严厉要求铁道部就是否尽力救人，给群众一个明白回答。温总理并表示国务院已成立独立事故调查组，若涉贪腐，也绝不手软。至此，民怨得到纾解。

 表3：百度指数分析动车事故的用户和媒体关注度变化表

 

从上表中可见，动车追尾事故在网民、媒体的舆论压力和中央高层的直接关注下，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化解了可能出现的危机。

温州动车事故的后续是免职查办了事故责任人，事故中表现失当的新闻发言人调离岗位，全国高铁动车减速。这一起最后由国务院总理出来化解的危机，最终让全国“大跃进”的高铁动车停下脚步，提升了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和人本的价值观。

大连PX项目群体事件与城市环境安全

8月8日，受热带风暴影响，大连福佳大化PX项目附近防波堤被冲毁，对附近两个装载有毒化工原料的罐体产生威胁，大连市政府立即启动灾害急救援预案，有效控制险情。群众对自身居住环境安全的担忧引发了8月15日上万名大连市民集聚在人民广场大连市政府门前，要求福佳大化PX项目搬出大连的群体事件。

事发当天，新上任不久的大连市委书记唐军和大连市长李万才等马上来到市民面前。市委书记唐军向广大市民郑重承诺：福佳大化PX项目一定搬迁，大连市委、市政府将尽快拿出解决方案。因为大连市政府处理危机的态度诚恳并及时，事件当日平息。

PX项目事件是近年来由于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而牺牲环境引发的较大的群体事件，而大连地方政府对问题的处理极为迅速及时，效率非常高。回顾2007年厦门的PX项目事件，厦门地方政府从开始的消极应对，到事件升温后不得不对强大的舆论采取压制，直至发展到市民“集体散步”的临界点，地方政府部门仍是采取拘捕“舆论领袖”等更为直接的负面应急措施，最终引致持续整整两天的在厦门市政府办公楼前面的大规模集会。大连地方政府此次无疑比当年的厦门地方政府处理危机的手法更科学有效，也更有效率，而这些都要归功于大连地方政府及时准确地通过互联网把握了民意，从善如流。

从以下来源于百度指数分析的大连PX项目用户和媒体关注度（图一）以及网民由此事件而引发的对同类PX项目的关注度（图二）可见，事件引发了民众对同类PX项目的关注，以致尚未进入舆论中心的南京项目的关注度也急速提升。健康与环境安全是城市居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更高层次的关注，因此，提醒各地计划或已经进行PX项目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南京PX项目，要慎防大连PX事件的波及。在追逐利益政绩的同时，不能置民意于不顾。

（图一） 

（图二）

政府与网络舆论监督良性互动

如下图对事件的归类分析显示，网络微博传播信息、集结舆论、施加压力，最终引起上级部门或高层领导的关注，政府部门借此听取民意，及时解决问题，防止事态扩展，展示了一定的高效率，这是我们从近期的一些危机事件中观察总结的共同点。

互联网特别是微博的兴起，开启了全民记者的时代。相比于传统媒体拥有更多自主空间的网络媒体，成为重要的信息发布、传播渠道，以及重要的舆论监督工具。网络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近期历次事件都是网络舆论推动着事件的正向解决，政府已经无法不重视网络民意及回避网络舆论的监督。

任何事务都有两面性，网络也不例外，我们看到，在上面所举的一些例子中，互联网的诸多特性也被少数不法份子利用，用来传播谣言、激化矛盾。这当然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就在不久前发生的英国伦敦骚乱中，不法份子利用社交网站如推特、Facebook传播不实信息，鼓噪一些年轻人打砸抢，造成了生命与财产的严重损失，事后，伦敦警方受到指摘，一些专家学者更把矛头指了这些社交网站，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并在必要的时候考虑限制、关闭一些网站，包括可以即时通信的手机。

对比英国当局对伦敦骚乱的处理，以及对互联网的诸多抱怨，中国政府显然有备而来，拥有更丰富的经验，在处理类似事件中也更加有效率，展现了中国特色的优越性。这也是中国当前的政治体制的某种优势。我们知道，西方民主政府这些年相继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根本的问题正如一些学者所总结的出现了“民主的疲软”——过份依赖与强调选举，选举过后，政府陷入四到五年的无所作为、效率低下的状态。而中国政府，虽然在选举上远远没有达到西方的那种标准，但是在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以及促使民众参与管理上，由于有了互联网，逐步探索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有些方面，中国已经走在了西方的前面。

互联网已经是中央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一条有效沟通桥梁，最高当局利用网络民意及时掌控局势，对下面的官员进行制衡，消解不稳定因素于萌芽状态。北京高层对网络民意的回应速度，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

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高效率的速战速决方式只能是特殊的非常时期化解危机的方法，是一种不经过程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的。长远来说，发挥这一优势，并把这一网络良性互动的优势逐渐演变到制度的建设，才是关键。而通过互联网互动，不但对民众，对政府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本课题组认为，执政党和政府部门可更好地发挥互联网作用，利用网络这个平台，实践中国式民主试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民主政治之路，从聆听民意、从善如流，上升到制度层面的建设。

对于互联网上中国民主的实践，本课题组提供以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第一，鼓励相对独立的民间智库成立与发展，尤其要加强与那些针对网络舆情与互联网研究的智库。民意的表达与听取是政府民主和开放度的体现，目前，中国政府获取独立意见的重要途径是通过互联网。不难发现，近几年来，一些关乎环境安全、民生建设、社会管理的政策与法规的制定都颇受网络民意的影响，但如何获取互联网真正有建设性可行的民意与建议，是一个大问题。

网络上的民意真假参半，相当分散，如果没有相对独立的智库机构对他们进行整合，并从旁验证与调研，网络上的意见本身可能具有误导性，有时甚至让政府部门措手不及。相比于官方智库颇受体制和部门利益的影响，以及现阶段网民们对政府公信力的普遍不信任，民间智库在研究网络舆情、民意调研、意见归集等方面更有优势。民间智库可以通过各种专题讨论，从网上到网下，吸引各种各样的观点、看法、主张、建议，经过融合与碰撞，汇集民间智慧和独立的声音，平衡各方利益关系而取向于公共利益，为政府决策机构提供创新性、前瞻性和公正性的政策建议，从而避免出现对于社会秩序的冲击。民间智库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有宣传作用，通过一些相对独立于政府的民间专家学者提出一些建议或辟谣，往往更容易为网民接受。西方国家政府部门利用民间智库获得建议与取信于民的历史有一百多年了，中国在这方面还需要追上。

第二，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实行政务和信息公开，从网上开始，增加透明度，拉近民众与政府的距离。早在2008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都是实行政府政务信息公开的法规依据。目前，很多政府部门亦响应上级要求和顺应潮流，纷纷建立自己的门户网站。但据我们观察，这些政府所属的门户网站绝大部分是流于形式，信息可有可无，可信度存异，有些部门的门户网站甚至半年没更新过。胡锦涛与温家宝多次强调公民的“知情权”，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只有在信息透明公开的社会环境中，民众才会有安全感，社会才会稳定与和谐。这些年，无论是2008年的“非典”事件，还是近期的“抢盐”风波，以及全国各地越来越频发的群体事件，无不与网络的传播息息相关，又无不是因为信息的不透明与闭塞而导致事件的升级，政府危机的加剧。

作为最大的信息资源的占有者，政府部门有责任与义务公开信息，特别是在遭遇危机等非常时期，通过准确、详细、及时地在网上发布其所掌握的信息，有利于客观信息的广泛传播，抑制虚假信息的影响和泛滥，以确保公众所获信息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我们建议，一些直接同民众打交道，尤其是一些负责处理社会矛盾的部门，一定要重视互联网门户网站的作用，要把这个虚拟世界的平台扎扎实实地做起来。

第三，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增加民众之间以及民众与政府之间直接的、全面的参与和沟通。在上面所举的诸多例子中，我们看到，每当危机爆发的时候，政府部门的发言人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网络发言人制度是通过网络进行互动的最直接形式，可促进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思维的转变，改变公众的政治冷淡心理，提高政治的参与热情。微博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形态，具有及时、传播快且广等特点。微博转发可以将信息转发给更多的用户，是一种裂变式的传播，也增强了互动性，因此，微博是一个很好的、高效率的网络互动平台。目前，很多传统媒体以及政府部门、企业都注册了微博账号，用以发布信息和获取更多的动态信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东省在新浪微博上实名认证的各级政府部门有三百多家，这些政府机构利用微博这个中介，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民众可以通过网络发言人的平台反映问题，提出质疑，政府也可以通过平台及时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通过政府部门与网民和公共领域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维系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例如，在“两会”期间，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微博发表提案与网民沟通，其中很多提案都是大众关心的问题。合理化的意见建议通过微博来集纳，有利于提高人民的参政议政水平。
目前网络发言人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就是普遍存在官员充当发言人，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对媒体也了解不够，他们有时还抱着高高在上的心态，不善于也不屑于与媒体记者沟通，也不太注意表达。例如温州动车事件中，发言人一句“反正我信了”从某种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引起了新的误解与猜疑。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同鼓励民间智库发展、建立政府门户网站一样，应该成为政府重视的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