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海争端看中国经济外交的限度

近年来，南海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周边国家步步紧逼，中国周边外交一时面临重大压力。

南海争端中东盟的立场

国内分析南海问题时，多从国际法、主权、经济利益或历史等角度加以分析，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发生纠葛的多为东盟成员国，而中国自冷战后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如建立自由贸易区。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并没有因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而持偏向中国之立场。

2010年7月，在越南河内召开的东盟地区论坛（ARF）部长级会议上，南海问题被破例提出，各国要求中国作出妥协。在2011年11月刚结束的东盟峰会上，菲律宾提出有关南海的提案，试图通过东盟对中国施压。可见，东盟立场在2009、2010年有了重大转变，从偏中立转向直接针对中国。

不可否认，东盟立场转变的背后，美国功不可没。2009年7月，在泰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透露出美国要“重返亚洲”的信息。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发表题为《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原则与重点》的演讲，向世界正式表达了美国外交“重返亚洲”的转向，她说：“我们不仅重返，而且会留下来。” 但是问题是，东南亚是中国周边，是中国战略关注重点，我们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为何美国一宣称重返亚洲，东盟各国就纷纷转向？中国十多年的经营一朝尽付流水，其症结何在？

经济外交的限度

就改善与东盟关系的问题，中国近年来主要采用经济外交的模式。其观点是：中国与东盟经济上的合作将加强相互依赖、改善关系，降低双方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双方于2002年11月签订《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突飞猛进。

从双边贸易额看，根据图1，可以看到，中国是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总额高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从图2看，近十多年来，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整体呈增长趋势，2010年贸易总额为1999年的十倍。

图1：东盟2009年与主要贸易伙伴国贸易份额比较
（数据来源：http://www.aseansec.org/22122.htm）

 图2：1997-2010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状况

（数据来源：1997－2009年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0年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官方网站）

中国与东盟高速发展的经贸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下面将根据盖洛普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经济外交使东盟对中国有较强好感。在东盟各国中，认为与中国有密切关系是好事的人数比例都接近或高于50%，而认为与中国关系密切是坏事的人数比例都低于30%。在一些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矛盾较大的国家如越南，认为是好事的比例达到59%，认为是坏事的比例仅为6%。可见，经济外交在改善双边关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作用。

根据表2，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和美国领导力的认可上，2007年的调查结果是两国各擅胜场。除了个别国家，多数东盟国家对于中国和美国领导力的认可程度没有太大差别。可见，在东盟国家看来，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接近美国。

表1：2007年盖洛普关于与中国关系的调查

 表2：2007年盖洛普关于中美领导力的调查

然而到了2009年，根据盖洛普调查数据，可以发现情况出现重大转折。从表3可以看到，绝大多数被调查的亚洲国家都支持美国的领导。美国从中国手中迅速抢占阵地，中国获得的支持比例明显下降。显然，美国重返亚洲政策起了重大影响，如2010年6月，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4个国家的军队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演。2010年7月，在越南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针对越南声称拥有主权的中越争议地区南沙和西沙群岛，美国首次明确表示支持越南。这些行为提高了美国的支持率，但是中国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多年来经济外交的成果为何没法抵御美国的干扰。中国是东盟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为何一旦美国外交主动，东盟国家就转而投向美国一方？

根据以上数据分析，笔者认为，中国需要思考经济外交的限度。从双边贸易角度看，中国非常成功。但是经济外交也有其力所不能及之处。

首先、经济外交能推进双方的低政治合作，但很难迅速转化为高政治合作。二战后的法国与德国通过煤钢联营合作推动了欧洲共同体的成立，进而形成欧盟，但是不可忽视这背后的国际权力结构。在冷战时期，法国、德国直接面临苏联的军事威胁和美国的政治领导，为了恢复大国地位，法国德国必须团结，这是经济外交推进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原因，显然当前国际权力结构与冷战时不同。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与中国崛起使东盟国家并不一定要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两边要价反而更有利于东盟。

表3：2009年盖洛普关于中、美、印领导力的调查

其次、通过加强经贸往来可以获得对方好感，但是这种好感很难转化为威望。根据前面的盖洛普调查，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矛盾最激烈的国家之一就是越南，但是从表1看，2007年59%的越南受访者认为与中国有更密切关系是好事，只有6%的越南受访者认为与中国有更密切关系是坏事。从表2看，2007年支持美国领导的越南受访者比例为29%，而支持中国领导的越南受访者比例更高，为35%。从表3看，甚至到了2009年，在很多国家转而支持美国时，支持中国领导的越南受访者比例（31%）仍然高于支持美国领导的越南受访者（26%）。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外交的限度。通过双边贸易，越南对中国的好感会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越南就会因为这种好感而放弃自己的领土、主权要求。

中国要在东亚谋求主导地位，不仅需要各国好感，还需要威望，这种威望会使各国主动服从，不在领土主权问题上挑战中国底线。从中国历史上看，汉唐盛世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可能不多，但是通过打败匈奴、突厥，中国在东亚形成了强大的威望，周边小国轻易不敢在领土问题上主动挑衅中国。

中国的对策

综上可知，中国当前的经济外交模式并不足以解决南海问题。因此中国有必要转换思路，全盘布局。笔者尝试给出几点建议。

对于双边摩擦，中国要考虑在主权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可以采用减少贸易、降低投资甚至经济制裁等手段。若对方行为触及我国底线，可以采用军事演习或威慑等显示武力的方法。通过强硬立场，使东盟国家不敢在南海问题上一意孤行，双方可以进行有效谈判。这一对策可以快速摆脱当前的东盟国家依靠美国对中国施压的局面，但是也会产生副作用，东盟国家从此可能离心离德，“中国威胁论”将益发盛行，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环境将更加恶化，甚至可能擦枪走火，陷入战争。

中国有必要反思参与国际组织的意义所在，参与国际组织并不一定有利，反而可能使中国受制于人，东盟就是如此。尽管在冷战结束后中国改善与东盟关系有助于当时中国政府打破被孤立的局面，但是目前来看，东盟各国已经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中国，这样中国与东盟谈判南海问题将面临一对多的局面，诚所谓双拳难敌四手。中国也许只有退出东盟“10+3”机制，才能谋求双边谈判，取得平等的谈判地位，而且一旦中国退出，东盟国家势将反思，有些国家可能会出现松动，不再与中国关系僵化。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采用战国时期张仪的连横外交，分化东盟。当年秦国面临的六国合纵从形势上看比当前中国更为恶劣，但是张仪通过找到楚国、齐国为突破口，一举打破合纵。中国可以借鉴历史，在东盟中有些与中国没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中国可以大力拉拢，增加经济合作，甚至可以结为政治同盟。对于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我国进行双边谈判，同时通过减少贸易、军事威慑等方式施加压力，这必将打破东盟一致对付中国的局面，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

《孙子兵法》有云“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南海问题的背后是美国的支持，因此即使中国成功解决南海问题，未来也会出现类似问题如东海问题等。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崛起势必引起美国的遏制，要解决南海问题，中国必须全球布局。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冷战时期，苏攻美守，美国经历了越南失败、国内民心不稳等一系列问题，然而短短二十年后，苏联解体，美国不战而胜。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美国与中国建交改变了整个棋局的走向。当前中国面临的环境也是如此，美国在东亚步步为营，从日本、韩国到东盟国家，形成了对中国的政治封锁。中国目前的大国盟友只有俄罗斯，因此中国有必要继续深化与俄罗斯的政治、军事合作，加强对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重视。但这并不足以改变中国的被动局面。事实上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势力没有得到中国足够的重视，那就是欧盟。中国潜意识中一直认为欧盟是美国的盟友，但是有必要认识到，冷战后欧盟也要谋求领导地位，与美国也会有重大矛盾。例如2003年，法国、德国、俄罗斯与中国就曾联手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使美国霸权软实力受到重大挫败。若未来中国能与欧盟、俄罗斯结成政治同盟，美国战略重心必将部分返回大西洋，中国在东亚承受的压力自然减轻。当前一个有利时机是金融危机使欧盟陷入债务危机，欧洲有求于中国，在此情况下，若中国能抓住机会，帮助欧盟，进而加深与欧盟的政治关系，则不仅能改变被动局面，有利于解决南海问题，而且援助欧盟是道义之举，能提高中国威望，加速中国崛起。

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中国要时刻谨慎，历史上大国崛起失败的经验教训比比皆是。如何能既解决南海争端，又排除崛起道路上的障碍，这是中国学界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