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举行的香港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梁振英以689票当选。这次香港特首选举，虽然是沿用过去由选举委员会来选举特首的办法，也不是第一次有多个候选人竞争的特首选举，但却对香港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本文从此次选举对香港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影响、政治板块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特首选举模式的启示这三方面做一个较深入的分析。
特首选举成败系于理念之争
这次选举中的两名建制派候选人，最终是梁振英战胜了唐英年，这结果固然与两者的个人能力、在选举中的策略与表现以及受负面消息影响的程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两人在如何处理香港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理念上差别有重要的关系。
香港在过去的十多年克服了不少困难和外围的冲击，经济有所增长。但整体而言，经济增长的表现显著逊于周边地区。香港2009年失去作为中国生产总值最大城市的地位，而且经济规模在未来数年内将被中国内地多个城市超越。预计四五年后，香港经济规模可能降至中国城市的第七或第八位，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天津等城市之后。香港人均生产总值也将在10-15年内被这些城市超过。即使与同为成熟经济体的美国相比，香港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也较为逊色。1997年，香港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1%，2010年只有1.5%。
而在经济增长表现的后面，是香港经济结构单一、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低收入阶层向上的流动性减少和社会各阶层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香港产业结构多元化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经济发展过分依赖金融和地产这些波动较大的行业。由于过去几年，香港政府未能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及时调整土地和房屋的供应，办公室和住宅的供应都出现不足。高地价和高租金的经济环境不但令营商成本上升，而且抑制了投资实业及创业的积极性。同时，住房价格一路上升令依靠工薪收入而又不符合申请公屋资格的年轻人怨声载道，但在高价位时买入房子的部分中产阶级，又害怕楼价下跌，令他们成为“负资产”人士。在这种利益矛盾之下，香港政府举步维艰。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由1997年至2010年，香港人均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了33.5%。然而，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所有市民都受惠。同一段时间内，属社会最上层10%的家庭人均住户收入上升了64.7%，但是属于社会最底层的10%的家庭却下跌了22.2%。相当一部分市民无法感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得益，结果造成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分歧扩大，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唐梁的特首之争，后面反映了两种如何处理经济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理念之争。唐英年出身爱国工商世家，但本身并不是强势风格的领导人，而且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大地产商、几大商会以及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自由党、部分工商界的功能组别议员和若干金融界的人士。因此他的政策倾向是在维护稳定和现有政府政策取向的基础上，对其中一些政策进行微调，达到缓和大财团、中产阶级和基层民众之间矛盾的目的。
而梁振英虽然也是来自商界，但他出身基层，白手起家，较有主见，而且作风硬朗。他在参选前数年间，就香港的土地与房屋问题、经济结构以及财富分配和贫困问题，撰写过逾十万字的文章。他积极主张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实施适当的产业政策，同时要改革土地和房屋政策，解决低收入者的贫困问题。加上得到民建联、工联会等与基层联系较密切政团的支持，树立他关心基层，力求以新思维、新作风为香港带来改变的形象。
在数个月的竞选期内，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始终高于唐英年，并在大部分时间里领先20个百分点以上，这反映了香港大部分市民“求变”的心态多于“求稳”的心态，希望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来带领香港解决解决长期的深层次矛盾。虽然唐英年在竞选后期，也在政纲中推出多项惠民主张，甚至提出了比梁振英更为大胆的房屋和扶贫政策，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个人和背后所代表的阶层利益的形象，却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
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之后面临的道路并不好走。香港毕竟是一个商业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在香港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建制派因竞选而分裂的情况下，如何既团结大多数工商业资产阶级，保持经济稳定，同时又推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香港的经济结构、土地房屋问题和民生问题，成为梁振英面临的重要考验。
这次特首换届还是特区政府成立十五年来第一次实质政权交接。梁振英与政府公务员系统之间能否顺利配合，也成为梁振英想推出的政策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和收到成效的重要因素。如果两者之间配合不好，难免导致如回归初期董建华“空降”成为首任行政长官后，与高级公务员之间磨合出现很大问题，以致很多事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自由党走向牵动政治板块变化
在过去的十五年，香港政治的两大阵营非常鲜明。反对政府的“泛民主派”与支持政府的“建制派”各就各位，前者旗帜鲜明的反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后者则有民建联、自由党，以及众多功能组别议员团结一致，为特区政府的立法和政策护航。由于建制派未曾受到重大的利益矛盾冲击，并在立法会占有多数议席，董建华和曾荫权时代，政府提出的政策，虽然有时会遭受批评，但绝大部分都能在立法会顺利过关。
可是从过去的经验看，一旦自由党临阵倒戈，投入“敌营”，会导致政府在立法会失去多数支持，举步维艰。2003年《基本法》23条在香港本地立法的失败，就说明这一点。而这次选举造成的建制派分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自由党和部分无党派的功能组别议员，是唐英年的主要支持者，即使在选举进入最后关头，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然不回归传统建制阵营，而是寄希望于选举“流产”。
尤其是手上握有不少功能组别议席的自由党，高调反梁，在梁振英当选后，该党主席刘健仪还表示“痛心”。并在随后的几日里，批评梁振英的说辞几乎和反对派议员的讲法一致。可见该党“不支持梁”的态度，选后还会至少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梁振英的管治难度不只要与自由党和解，还要取得各财团巨头的信任；但他的政纲基调是扶持中下阶层，改革土地、房屋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争取贫富双赢，无疑要考验梁振英的智慧和能力。
如果梁振英和建制一方选择“放弃”自由党，无疑会利用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来重新洗牌。自由党一向在地区直选中成绩平平，如果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和其他建制派独立议员不和自由党在选举中协调和妥协的话，该党很难在地区直选中突围而出，很可能和上届一样出现无一人在地区直选中当选的结果。
至于功能组别组中的自由党议员和个别高调反梁的独立议员，因为在业界有一定的网络和人脉支持，议席并不会轻易被抢走。但如果这些人继续高调指责中央干预香港选举和批评下一届政府，难免与建制阵营出现摩擦，甚至支持他们的工商企业和财团也会和他们保持距离。
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和各界一致鼓励香港工商界积极参政，但从自称为商界代表的自由党的选举成绩和政治表现来看，并不大理想。虽然自由党一直未能有效凝聚商界的共同利益，也未能得到市民普遍认同，可是自由党连这种象征性的代表也告消失时，将会造成另一个问题。民建联或新民党所代表的阶层不同，不可能在短期内填补自由党所代表板块的空缺。上述的政治板块挪动，也是下届特区政府所要面对的问题。
建议调整未来特首选举模式
这次特首选举中，有两名候选人进行了实质性的竞争。但结果出现了恶性竞争的局面，尤其是“爆料”和“抹黑”盛行。过去也有过传媒爆料导致议会候选人受冲击，建制派和反对派都有类似经历。但像这一次特首选举中出现的“抹黑文化”，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在竞选期间，出现了大量欠缺事实证据的攻击，好像战场上杀红了眼的士兵。到后来不仅亲政府的媒体积极爆料，就连政府也插上一脚，加入放料的行列，而且愈放愈多，弄到立法会引用“权力及特权法”去调查。到了最后时刻，其中一位建制派候选人亲自在面对七百万市民直播的电视辩论中爆料、放料，还公然声称这些泄露出来的谈话是行政会议讨论的机密，甚至呼吁宁可投票给反对派的候选人，也不能支持建制派内的竞争者。这种为了打击竞选对手而不择手段爆料的乱象，以致不惜与反对派合作来打击建制派对手的情况，令人感到震惊和忧虑，而且会对将来的选举文化造成长期不良影响。
总结这次特首选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考虑到未来行政长官很可能将通过一人一票的直选产生，将来建制派应当团结推出一名候选人。如果让两名或以上的建制派候选人互相竞争，即使内定某一位或某几位是“陪跑”的，但在直选的情况下也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局面（此次只有1200名选委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失控情况）。尤其是在公开辩论的情况下，候选人难免互相批评甚至攻击，必然造成建制派分裂，也会对选举以后当选者的管制威信造成损害。
由于下一届特首的选举方式很可能是先通过提名委员会，获得一定提名票数的合资格候选人，再由一人一票的普选竞争选出新特首。这其中的提名门槛成为关键。从过去特首选举的经验看，反对派候选人一般能通过内部预选机制推出一位候选人。从提名委员会的构成情况看，过去两届反对派参选人都可以获得略高于提名委员会总数六分之一的提名票。在现有提名门槛是获得八分之一的委员提名（即1200名选委中获得至少150张提名票）的情况下，反对派几乎可以肯定保证有一人获得足够提名，成为正式参选人。
如果为了将反对派候选人拒之选举的门外，而大幅提高提名门槛（比如增加至四分之一），但这样政治上会出现较大反弹，反对派必然动员大批民众上街抗议，政治上成本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建制派如果又只推出一位获选人，就变成“等额选举”，从现在的有竞争选举变成将来的无竞争选举，在香港的现实环境下必然行不通。
比较可行的模式是，不提高现有的提名门槛，允许反对派的一位参选人进入选举。选民在选举特首时候的思维模式和选举立法会议员的时候是不同的。只要建制派推出的候选人的民意支持度不是极低的，现实的香港人会做出理性的选择，不会选择一位和中央对抗或无法沟通的反对派候选人成为特首，这次反对派候选人何俊仁在所有民调中的低支持度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如果梁振英的名望在2017年不是非常低的话，他必然会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寻求连任。建制阵营必须现在就开始考虑接班的梯队，尤其是年轻一代（60后出生的一代）政治领袖的培养，为2022年的特首选举打下基础。
《港澳观察》2012年3月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