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五）

五、走向新的改革

从中道立场上重建改革共识

当然，以上有关转型危机状态下出现极左翼、极右翼以及国家主义的三种前景的预测，只是对特定危机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趋势的一种理论逻辑推衍。这种推衍的主要目的是让世人警惕极端思潮的危害性，而中国当下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中国发展中出现的五种困境，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有些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转型阶段的常见的发展综合症的体现（如腐败，权钱结合，威权自利化，庇护网关系等），有些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路径依赖所至（如“强国家—弱社会”体制下的国富民穷与“国有病”，文化创新力退化等等）。至少迄今为止，它们并非不治之症。十九世纪初期的英国，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上世纪初期的日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新加坡、韩国，也都经历过贫富两极分化、垄断性利益集团、权钱勾结、弥散性腐败与社会不公现象等各种不良症象。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观察，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占有稀缺资源的先富人群与普罗大众之间，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出现经济上的两极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一种自然客观现象。经济上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底层阶层则越来越贫困，在经济学上称为“极化效应”。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通过国家税收调节，通过一系列再分配的制度变革，通过宏观经济发展的本身自然逻辑，如投资由沿海与城市等发展中心地区向中西部边缘地区弥散扩展，经济发展的成果将越来越多地从中心向边缘延伸。世界各国成功的现代化的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由“极化效应”向“涓滴效应”的转变，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是完全有可能的。

事实上，中国社会大多数人并不支持左的或右的激进主义。用笔者在一次讨论会上听到的一位企业家的朴素的话来说：中国大多数人希望的只是“公平一点，腐败少一点，干部管得严一点，百姓福利多一点”。大多数国人经历了文革的折腾，也看到了不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民主化的消极后果，既不希望急风暴雨式的自由民主革命，也不希望再发生左派鼓吹的文革式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回潮。现在中国“沉默大多数”都是两极激进主义之间的中间派。用一位网友的话来说，这些沉默的中间派“是推动当前中国朝向改革开放道路继续前进的主力军，他们人数众多，注重实务，到了今天，其强大已令人不能忽视。相比来说，‘两极’只占到劣势，但却掌握了话语权，相反，广大中间派与‘两极’相比，这支大军不屑于或不大善于造势而已。”

虽然，在面对转型中期的发展困境时，左右激进主义派往往把上述这些发展综合症简单地纳入到左右激进教条中来解读。左派要发动底层再来一次文革，右翼的自由激进派则认为移入西方多元民主体制，问题就可迎刃而解。然而，温和的中道理性主义者认为，摆脱改革的锁定状态，有序地发展公民社会，激发社会活力，让地方进行广泛试错性的变革，发展地方自治与基层选举，让社会参与对政府的监督，逐步化解五大困境，持之以恒，中国可以就在国家之外，形成政府“一统整合”之外的社会多元整合机制。条件成熟时，中国的宪政民主时代就会到来。

可以说，温和的改革仍然是大多数国人的共同愿望。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谁也清楚，人们希望的只是，从共产党内部先改起，三年五年后能见到一些新变化，大家也就满意了。只要持之以恒，走小走、走稳步、不停步，在试错中找到适合的路径，中国总会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其实，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即使出现垄断性的利益集团，也并不可怕。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每迈出一步，都会遇到保守派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从分田到户到厂长负责制，都有着利益集团从中作梗或抵制。然而，只要上有中央政府下定决心，下有广大民众支持，利益集团的保守势力并非一定要通过革命或发动民粹主义的社会冲突来解决。这种民粹主义不但不能造成好结果，而且会让不受人民控制与制衡的机会主义政客为所欲为，最终给民族造成谁也无法预料的深重灾难。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有更切身的体会。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级。他们是中间派的主流。他们作为主流的中坚力量，是温和、务实改革的坚定支持者。用一个普通白领的话来说，只要让人们看到前进的希望，人们不但会起来造执政党的反，而且会积极支持执政党的前进政策。

改革的关键：形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格局

正如本文前文所指出的，中国转型期五大困境的产生原因，关键还是与“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性弊端有关。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路径所限定，强势国家在推进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带动自治性的社会发展。社会组织缺位造成的结果是，由于威权体制没有社会力量的制衡，官员更为有恃无恐。朋党化、自利化倾向更为膨胀，腐败更为不受约束，两极分化、国富民穷、国有病与社会创新力退化等现象均与此有关。“强国家—弱社会”体制在面对社会矛盾紧张的情况下，“大维稳”模式又进一步抑制社会自主组织的正常发展。

健康的公民社会，也是社会缓冲机制。正是从治本的意义上来说，需要不失时机地培育、发展公民社会，发展社会自治组织，通过公民社会来发展国家“一统整合”之外的另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新机制。社会自治组织实施协商与监督功能，可以帮助政府化解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减轻国家威权作为唯一整合功能实施者的沉重负担。公民社会的作用，是矛盾化整为零的机制，是一种多元整合的机制。发展公民社会同时要发展地方自治，让地方在探索宏观社会发展路径上，有更大的自主试错的自由。

大一统体制的危险在于，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来抑制社会地方与民间的自主性，使这种多元整合能力无法在社会上存在。缺乏多元整合，一旦陷入危机而要改革时，国家就会面临“上作而下不应”的处境。发展社会内部的多元试错，是克服这种困境的必由之路。“乌坎事件”出现重大转机，中央肯定了广东省的做法，以及深圳、珠海多种超前性试验，还有之前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沈阳防爆器材厂的首例破产、山东诸城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等等，局部地区的尝试与探索，均可以看作小规模的多元试错的成功例子。

从新权威主义向民主政治良性发展，需要以下条件配合才能实现：第一，从制度层面看，制度创新速度快于腐败速度，法制对社会整合起到较大的影响；第二，从社会经济层面看，社会下层向中产阶级化发展的过程较为健康，有足够的参政空间与市民社会支持民主的政治发展；三，从政治文化层面，公民在威权体制下受到相当程度的民主训练，这就为以后实现民主政治提供了社会化的条件。

因此，发展公民社会是走向民主的必要前提。公民教育的发展、公民社会的发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将有利于社会下一步的民主转型。在保持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历史连续性与正当性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下的社会多元化，从多元化的成果中来吸取政治稳定的社会资源，使中国可以渐进地走出威权主义，走向宪政民主政治。正因为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国家不应该是公民社会的对立面，而应该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园丁。

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

要心平气和地、理性地看中国当下现实。三十年来，中国所做的一切正是符合现代化逻辑的。执政党人现在所做的，正是后发展民族正在经历的工业化过程，这一过程既有令世界赞誉的成绩，也有着百年转型的阵痛。中国成功地与全球化接轨，实现的是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未完成的富强事业，三十年的成就，从百年的长焦距来看，即使从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比较来看，并不比当年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英美发达国家现代化做得差。

做得不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原因之一是后发优势，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已经形成的高水平生产力，本来就等在中国的“家门口”，可以被直接引接过来。中国只要对外开放，并实现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就意味着让整个国家接受全球化带来的“涓滴效应”的实惠。长期贫困环境中形成的生存能力与对美好生活的渴求，能迅速把中国人纳入到现代化经济竞争的潮流中来。

原因之二，是革命造成的组织化力量与体制，一旦被用来作为现代化的动员转型的工具，这笔政治遗产就可以发挥相当正面效果。各地搞对外加工区时，“野战军”式的动员力确实令世界瞠目。

原因之三，中国是统一的超大型国家而不是碎片化的国家。在上述两个条件形成以后，超大型统一国家就会形成对现代化有利的规模效应。而人口红利与中西部的劳动力与资源向中心地区的流动，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可以承受现代化初期“极化效应”的阵痛，又能为发展中期中国进入“涓滴效应”阶段提供市场条件。

如果我们能放弃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的心态，从百年的长时段来看一个民族的社会变迁，用一种更宽容平和的心态来看，每一个时代的政治精英只能做成历史让他做的一件特殊的事情。如果我们要求处于一个民族发展初期阶段的政治精英，去做超越他的历史条件与他的视野的事，很可能是一种不自觉的完美主义的要求。

民主宪政是中国人百年的梦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为了创造这些条件，从发展的逻辑顺序上，就不得不经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从以往世界上非西方后发展国家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特殊的政治历史背景来看，大体上可以说存在着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改革集团进入政治中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推进变革事业。中国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一百七十年，经历过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辛亥革命后的多党民主政治，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国民党的党国威权政治，毛泽东的计划经济全能政治，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由于种种历史与政治的原因，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才真正实现了务实的理性引导下的威权政治。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南方讲话”这十年，邓小平通过拨乱反正，实现改革派执政，实现了政治稳定，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第一个坚实的基础，完成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第二阶段，是改革者当政后的经济转型与经济起飞。改革者进入政治中心的使命就是要推进改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1992年“南方讲话”到2002年这十年里，中国经济进行了从计划经济全能体制向威权体制—市场竞争体制的成功的转型，从引入市场机制、国有体制转制到加入世贸组织，并实现了经济起飞。

第三阶段，在经济繁荣与发展的基础上，要实现从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极化效应”到“涓滴效应”的转变，政府就必须利用经济发展的成果，大力支持后发展地区与弱势群体在内的共享经济繁荣。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在民气顺畅的条件下去推进民主，因此，执政党在经济初步繁荣的基础上，国家可以利用经济发展获得的巨额资金，大力从事以中低收入与中等收入人群为主要得益者的民生建设。通过国家转移支付，让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做到全民共享，防止市场化本身带来的社会不公倾向，在条件成熟时，逐渐建立全民退休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全国免费义务教育，提高农村教师待遇，以引导优秀师资到农村工作，降低高校教育收费，降低医药费，降低目前所有的“三公消费”拨款和财务报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达到社会的高度共识。这是走向宪政民主必要的第三步。

第四阶段，在社会均富的条件下，大力发展公民社会的时代就到来了。要实现民主，还需要社会自治组织的充分发展。如果说，通过民生事业，实现了经济领域的社会公正，那么进一步大力培育公民社会，让公民在公民社会中获得民主政治需要的公民文化。通过非政治的社会空间里，培育自我管理能力，组织之间协商妥协的能力，社会自治与民主习惯的培养，这将是第四个阶段。

第五步就是，开展以宪政民主为中心的民主化运动。如果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三十年，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今后三十年就应该以民生建设与培育公民社会为中心，到了第三个三十年，就是发展成熟的宪政民主为中心的时期。

可以说，改革者执政，经济转型、经济起飞，民生建设，公民社会，所有这些环节，大体上构成前后因果序列：只有改革者执政，才能实现经济转型；只有经济转型，才能实现经济起飞与经济繁荣；只有经济繁荣，才能有条件实现以扶持弱势地区与弱势群体为重心的民生建设；特别要指出的，而且特别容易引起忽视的一点是，只有以民生建设为基础的经济公平的实现，才能建立起不是对抗政府而是以自我管理为主要目标的公民社会；最后一环是，只有公民社会环境下的大众的自我民主训练，才能为宪政民主的水到渠成发展提供社会与文化的保证。前面四个阶段，都是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宪政阶段到来，创造出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的宪政民主，从发展的逻辑上说，应该分五步走。自197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已经走了前两步，第三步正在进行中。只有在克服了当今中国的五大困境与矛盾的基础上，发展民生，理顺民气，实现正义与公平，才能为下一阶段三十年的大规模公民社会重建打下坚实的基础。到了第三个三十年，从中道理性的视角来看，那才是建设有效的广泛的选举性民主的真正黄金时代。

在这个五步走的民主宪政路线图里，左派与右派各自追求的价值，实际上通过不同阶段的逻辑顺序，已经有机地包容结合进来了。如果左右各派人士都能稍安勿躁，共同打造实现未来宪政民主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条件，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建立起政治共识，避免左与右的激进说义、极端选择，中国就更有希望。

仅管左的还是右的极端派都具有其消极性，然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左右思潮的多元存在，却可以对社会的进步与良性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在社会正常发育的过程中，永远需要左翼所强调的公平与右翼强调的自由，在多元社会里，左派、右派与中间派的良性互动，形成社会思潮与价值的多元化，恰恰是民主宪政的必要条件，三者的互动可以起到积极的均衡作用。知识分子思想多元化与社会多元化相结合，则是中国民主发展与民主的有效运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更具体地说，自由派以自由、人权、民主法制社会为诉求，而“新左派”则以经济平等为诉求，新保守主义以秩序稳定为基本诉求，这种三足鼎立这无疑将丰富中国政治发展变化的色彩。

中道理性的两难矛盾

在所有这一现代化的理想逻辑中，国家应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国家则需要在不断变革中保持完成不同时代历史使命的能力。后发展的大型国家的集中权力及其对社会的干预能力具有两重性，如果强势国家与乌托邦主义工程相结合，或者与对外扩张的国家沙文主义相结合，或者变成满足特殊分利集团垄断利益的工具，那将是国民的不幸与灾难，如果强国家与务实理性相结合，并致力于追求全民的福祉与民主理想目标，用一位国外政治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可以形成一种“服务于美好事业的强大力量”。

温和的中道理性主义或哲学上的新保守主义，主张以试错与改良的、成本低、风险小的方式，以“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务实理性态度，批判左与右的激进主义，在尊重历史上形成的权威与秩序的条件下，争取从传统体制向现代民主文明体制的转变。

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当今中国大多数人应该说都是反对极端势力的中间派，这本是中道理性主义的优势。然而，中道理性主义成功的关键，并不取决于大多人是否支持，而取决于当政者能否有变革的意愿，能否把握历史给予的并不多的机会。

正如中国近代历史所表明的，专权的统治者如果因循保守，或遵循的是自保的逻辑而不是发展的逻辑，中道的理性既无法说服统治者，也无法劝解激进主义势力，随着社会矛盾的尖锐，社会情势的恶化，大众情绪会越来越失望，这种社会心态将是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思潮进一步膨胀的最佳温床。从历史上看，此时统治者的自卫性保守，只会进一步激发大众的浪漫革命心态。

事实上，社会上许多不满情绪，一开始与知识分子鼓吹的左的或右的意识形态并无多少关系，而只是大量城市年轻人在人生命运上受到各种社会制度的打击，无法发泄的表现。正如许多国家现代化历史表明的，在发生危机后的情况下，左的激进革命话语或右的自由主义革命话语，往往客观上为愤青的绝望情绪提供了发泄的畅通渠道。一旦青年人在左右意识形态话语中，觉得自己的积怨与宣泄获得了意义上的升华，他们就会从非理性的钟情，转变为“理性”层面的认同，就是成为左右激进主义的信奉者。正如一位在生活中受到挫折的青年人谈自己人生感悟时说的那样，“许多街头青年，在理性上非常追求英美那样的务实、渐进的政治进步，而在遇到人生挫折时，事实上则抵御不了高调的革命意识形态引诱。”正因为如此，每当社会危机与矛盾使越来越多的青年受到人生挫折，左右激进主义就有了急剧膨胀的天赐良机。“五四”以来，从北洋军阀时代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愤青就是如此。大体上可以认为，一个社会的激进浪漫心态膨胀的速度，与社会危机恶化的程度成正比。一旦这种浪漫心态所向披靡，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一切中道理性，于是“革命”无法阻止。即使这种革命的悲剧后果，被理性的温和派（例如辛亥革命前的康有为、梁启超）反复地陈说了千百遍，都无济于事。到了此时，自称为被沉默的大多数赞同的中道理性主义，或相对于两种激进主义而言的新保守主义，将被迫边缘化，被激进的新一代所唾弃，这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多次证明了的。

改革的温和派可能描绘出一条理想的曲线，但现实中威权政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理想的曲线，这将是另一回事，也许这正是历史上所有的中道理性主义者无法克服的两难困境。在现实生活中，理性并不是不证自明的，更不是永远百战百胜的。从历史上看，由于权力不受约束会导致治国者自我感觉良好，他们有足够的资源来压抑社会不满，也有足够的能力来压抑社会自主能力的发育，使之处于无组织状态，以此来避免抗争者对自己构成威胁。另一方面，等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当社会不满汇集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并爆发革命，历史将用另一种方式来惩罚这个不幸的民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权政治最终成为“服务于美好事业的强大力量”，还是成为变革的保守阻力，这一切只能交给历史来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