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几个问题

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香港经历了诸多挑战和考验，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实践表明“一国两制”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是行得通的。

香港正面临新的形势，一方面政制发展开始向普选过渡；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复苏尚存重大隐忧的情况下，经济和民生发展的内在要求日趋迫切。与过去十五年相比，香港未来内在结构性变化和不确定因素将更为突出。如何在充满变数的形势中，保持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已经成为现实的挑战。这涉及环境改善、制度变革和经济规划等中长期问题，特别是政经的协调发展。而这首先需要对香港外部环境的变化有深入的认识。
 

作为高度自由和国际化的经济体，香港对外部环境的依存度很高，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对香港经济循环和周期具有显著影响。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资金“外逃”；回归当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的SARS冲击波；2008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影响香港社会经济的实证性范例。如果说这些“事件”仅具有“波动性”的影响，那么一些趋势性变化对香港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1.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近期的调整

三十三年来，中国经济大体经历了文革后的恢复性发展、改革开放的“起飞”及成熟期调整的不同阶段。1997年，香港回归时，虽然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但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起飞”的中段，作为一个大国，经济总量在国际上的排名，仍处于第二与第三集团之间。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处在一个量级。自2010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起飞”的后段，并逐步转入成熟发展时期。如果说在新世纪初外界还只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潜力的话，而十年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种发展将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显著提高了其综合实力，也改变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之间的地位。 随着加入WTO，中国不仅成为这个组织新成员，而且积极推动了“全球化”进程，成为世界经济成长最强有力的引擎之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切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正逐渐从世界经济的“供给者”向“供需平衡者”转化。近年来，中国不仅致力于通过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展内需，而且积极扩大了进口，并罕见地出现了贸易逆差。外贸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传统”出口加工企业的急剧衰落。资源型产业、高端加工业、环境产业和服务业成为未来可持续经济发展唯一的选择。通货膨胀、债务、失业率的上升不仅是上一轮发展的代价，也是下一轮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2.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及反复

2008年的金融危机，同样使全球化受到挫折。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经济全球化开始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全球化不仅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引起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改变。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升级，导致经济结构在国家和区域间的再次演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加工业从主要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了向发展中国家的再次转移；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加工业开始迅速向主要“新兴国家”转移。这不仅导致资讯产业和服务业在这些国家的兴起，而且主导了全球资源的流向。“金砖四国”的崛起，既得益于本国经济的内在发展，也得益于这次产业转移。

但传统“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全球化，并没有相应得到全球金融体系的正确回应，相反，以华尔街为源头的金融创新运动，不断脱离实体经济走向虚拟经济的自我循环，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空前挑战。同样，欧洲货币体系因为没有协调一致的财政原则和体系而导致了债务危机。美元和欧元体系所暴露出的问题与其说是政策失误，毋宁说反映了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经济体系所存在的严重缺陷。

3.区域性不稳定局面的出现

危机引起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重心的转移和多极化趋势，令版块摩擦加剧。大国之间在东亚、中东和北非间的博弈造成了区域性的动荡和全球的不安。传统强国对新兴国家再度崛起的压抑和围堵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经济利益的冲突正在演变为大国地缘政治的对抗和冲突。任何国家在解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时，都不得不更加顾忌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甚至必须优先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本国（地区）的影响。毕竟，在未来世界新的秩序和格局中的地位，关系到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4.制度选择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经济全球化和权力格局的多极化，对各国和地区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原有的制度安排和发展策略适应这种变化吗？新的发展机遇是什么?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明显的，几乎所有具备主导世界发展趋势能力的国家都在反思和调整自身的政策，甚至包括制度性的调整。针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模糊甚至是分歧的。发达国家在为过度金融化、证券化（虚拟经济的主要表现）付出代价后，选择了通过“贸易保护”的方式抵消和遏制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巩固发展成果的努力，甚至摒弃“比较优势”原则，开始了振兴本国（地区）实体经济的努力。危机表明，资产“市值”所获得的“红利”，远不如实体经济的“利润”来得可靠。毕竟传统产业对于弥补债务和就业缺口来得更为直接和可持续。而危机给了传统强国进行“贸易保护”最好的“理由”和机遇。长期作为世界贸易中“卖家”的新兴国家可能需要通过社会改革完善制度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为新一轮增长构建“动力模式”。

从更加广泛的意义分析，由于在可见的将来，并不会出现足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科技革命和进步，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可能主要来自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对于个别国家和地区而言，在世界格局变化中取得更为有利的贸易和金融地位，也将成为经济强大的推动力。

5.环境变化对香港的影响

作为高度自由和国际化经济体，华尔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香港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作为与中国内地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又具备在相当程度上对上述影响进行对冲的可能。这种对冲作用不仅表现在中国版块在资本市场上的稳定性，而且表现为对香港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的拉动和弥补。

中国内地经济调整带来的增速放缓可能对香港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这种放缓并不必然会使发达经济体在所谓“贸易平衡”中受益，从而给香港带来“反向对冲”的好处。当然，中国进口的增加有可能给香港带来一些机会，但这并不确定，就像中国出口的持续扩张并不一定给香港带来同样的机会一样。

今天，离开与中国内地经济的联系，对于香港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这不仅是当前的一个基本事实，而且对香港的未来影响深远。无论如何，中国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一个强大且极具成长性的力量，无论她今天如何的不成熟。因为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当香港谋求更加长期稳定的繁荣时，加深与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是有利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选择。问题是，这似乎存在阻碍和分歧，并未形成香港社会的共识。

应该看到，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香港参与内地经济的程度在下降，尽管原因很复杂，但这种情况需要得到改变。在国家方面，可能需要进一步明确香港在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甚至规划）中的定位和作用，而不是更多地强调其原有“中心”地位的不变，需要有更具有实质意义的跨区域、多领域的合作；在香港方面，则主动多方面调整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走出某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改变过于机会主义的态度。这既包括制度安排方面，也包括发展战略的契合。

回归后，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框架下，建立和发展与国家主体政治和经济的新型关系，是香港过去十五年发展变化的主轴，也是未来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础和前提。而现状似乎并不如人意。

不论从历史变迁还是国际比较来看，“一国两制”都是一个制度的创新。1997年回归后，“一国两制”成为香港新的基本社会制度。虽然香港仍然保持资本主义不变，但这个“不变”是以“一国两制”为保障的。离开“一国两制”，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就失去了宪制基础。所以，香港的基本社会制度是“一国两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新制度，不是旧制度。“一国两制”有些像“国家资本主义”，即在一个国家中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两种制度各有依据，相容共存，互相支援。没有任何国家希望实行两种相互割裂、各自独立、完全没有关系的制度，更不想在一个国家中实行两种充满对立的制度。

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港人“马照跑、舞照跳”的基本生活方式不变，确实是“一国两制”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香港社会普遍接受新制度安排的主要原因。但问题是，这并不是新制度的全部内容。

新制度还有两个主要内涵：其一，国家不再是新制度的外在因素，而是内在因素。《基本法》的实施，特区行政长官经选举后由中央政府任命，派驻中央驻港机构和军队，必要时全国人大可以应特区政府要求“释法”，均是国家在新制度中的现实存在。其二，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在国家体制中处于从属地位，受中央政府管辖。如果仍然将国家作为香港的外部因素，甚至以“保持原有社会制度不变”弱化，甚至撇去“一国两制”中的国家因素和受国家管辖的内涵，是一种片面、模糊视听的认识和做法，这必然会冲击香港社会制度的宪制基础和保障，这对于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是有害无利的。而将香港视为与国家“平起平坐”的“政治实体”，甚至主张“香港独立”，明显反对“一国两制”，是“违宪”的，更是危险的。  事实上，没有人认为1997年后香港的社会政治制度没有变化，应该承认基本社会制度得以“保持但有变化”。这是实际情况。

无须讳言，香港一些政治团体和个人对“一国两制”采取了“选择性接受”的立场和态度，对于捍卫“原有社会制度”是鲜明而坚决的，而对于“一个国家”的态度是暧昧的，甚至是抗拒的。这种影响在香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某些社会政争中常将是否坚持“原有社会制度不变”作为是不是“代表香港”，是不是“符合民意”，甚至是不是“香港人”的“试金石”。 以这样的标准“划线站队”，既阻塞了言路，又疏离了与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关系。而香港对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做法。如即使发生了菲律宾政府解救人质不利，造成香港游客多人死亡的事件后，香港社会都保持了理性和宽容。 这种对比是值得港人深思的。

“一国两制”作为一个新的制度构架，本身就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内涵，这是香港市民普遍接受的，本身并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而模糊两者之间的相交、相容的部分，把“原有社会制度不变”和“一国两制”对立起来，采取“选择性接受”的立场，必然弱化全面贯彻“一国两制”的努力。单纯讲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刻意不讲香港在国家从属关系的改变，这种“精明”而又“避重就轻”的选择，对于香港社会并非有利，容易令外界造成香港在政治上“投机取巧”的感觉。香港回归以来，在处理宪制性问题过程中所引发的社会争拗，既有管治经验不足的原因，更与这种对制度“选择性接受”的社会心理有关。

当然，问题也有另外一面。现实中也确实存在“香港回归了，就与其他内地城市一样，不应该有什么特别的”，“香港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议论。这当然也不符合“一国两制”的本意，同样是模糊、短浅的认识。但必须承认，不论在香港还是内地，这种认识都是极为弱小和不稳定的，更不是具有社会基础的、系统性的认识，对“一国两制”的冲击微乎其微。

国家宪法在“一国两制”中的地位可能是另一个被忽视，甚至被认为是无关的问题。香港的社会舆论，特别是知识精英阶层对此倾向于“讳莫如深”、“划清界限”，极少谈到对国家宪法的认同和尊重。一些极端团体，则公然藐视、嘲讽，甚至对抗宪法。实际上，“一国两制”中不仅包含了国家认同，也应包含对宪法有关国体、政体规定的尊重，这可能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但应该是香港在宪制层面上理应遵守的一个承诺。尽管香港并不实行作为国家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并不意味着应该攻击，甚至谋求推翻这一制度。通过各种形式来增强港人对内地（国家）的了解，宣扬国家的进步和不断强大，对于增强市民的“国家认同”无疑是重要的，但这种“感性认识”和“一般好感”显然是不足够的。因为这是一个宪制性的规范，也是一个相互交往中应该遵守的“游戏规则”：当你不尊重别人时，就不能要求别人尊重。

从“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一国两制”是一个复杂和充满矛盾的过程，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使某些摩擦和冲突不超出可接受的范围，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妥协。当社会成员对新制度逐步熟悉，社会情绪逐步趋于理性后，应该进入制度的发展和创新期。2007年12月全国人大在解释《基本法》附件3时明确指出：香港可于2017年普选特首，并不早于2020年普选立法会。 这是中央因应《基本法》和香港实际情况作出的积极审慎的决定，揭开了在“一国两制”条件下香港制度化民主发展的序幕。特区首长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以及相应选举制度的改变是香港基本社会制度的改革，也是基本制度的发展。这将为香港社会注入更多民主要素，扩大港人直接参政的权利，活跃社会政治生活，增强政府管制权威。而香港是否也应该逐步放弃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选择性接受”的做法呢，而对国家有所承诺呢？不能认为政制发展是港人，甚至是某个政治团体争取来的，并由此蔓延一种“只要争取，都可以得到”，而无需良性互动的逻辑。这对香港并没有益处，甚至出现过犹不及的局面。抗拒甚至反对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一国两制”也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政改同样有赖于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全面贯彻，以期保证这一过程健康、有序的发展。在制度和民主实践尚不足够成熟的情况下，避免随便将民主、民生发展和社会管理议题，上升到基本社会制度、中央（内地）与香港关系层面的争拗，避免设置和渲染可能导致社会群体分裂的议题，方可真正呵护政改前行，达致预期目标。

过去十五年，“一国两制”的成功在于，其已经成为香港基本社会制度的内核和特征，并得到社会和外界的普遍接受，以此保证了社会经济的稳定繁荣。已有的实践也表明，全面认识和贯彻这一新制度具有一定的迫切性，这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优化内外环境，保持香港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贯彻“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是治港的基本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外部环境的配合，更有赖于明确的管治理念和政策选择。特区政府的治港理念通常通过特首在《施政报告》中的政策宣誓表达，这对于明确政府方略和政策取向，无疑是很重要的。但相对于各界了解和认知香港中长期发展策略的诉求，则是不足够的。形成一种能够反映中长期发展要求的治港理念，不仅是对社会诉求的回应，也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可持续发展所需。

在一个高度国际化，信奉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定一种中长期发展策略可能是困难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这种政策选择存在矛盾和冲突：要自由就不可能规划，要规划就会损害自由，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样。

这种“二律背反”的纠结，可能源自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不干预”或“积极不干预”理念和政策的影响（与自由经济伴生）；

其二，社会主流意识受西方特别是英、美及其他海外文化影响很大，在良好教育和精英管理模式的背后具有“被动”、“固化利益和权威”的保守倾向；

其三，西方文明与中国粤闽区域文化交汇，形成了沿海贸易文化的特点 ：崇尚西方文明，善于自由贸易，富有开放和冒险精神，但缺乏有组织的大规模工业传统，获取经济活动成功的或然性很强，不习惯于未雨绸缪；

其四，历次经济转型，都是微观行为主导，即企业做出选择和决策。这些特性曾创造了香港经济的奇迹。

但所有这些是否足以应付改变了的环境和前景的不确定性呢？在传统制度因明显的缺陷而受到普遍挑战的今天，固有的理念否应该有所改变呢？

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依靠人文研究和科技创新蓬勃发展走到世界的前列。美国在二次大战后，逐渐形成了超强实力。这导致了“欧美中心”的形成，并长期以一种“优势文化”影响全球。这对香港知识界和社会精英层的影响深远，在思维和逻辑方法中基本属于“欧美中心”的系统，并具有一定排他性，对其他文化表现出优越感（内地精英层也有这种倾向）。受此影响，社会对于东方主流文化学说，特别是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认知较弱。

事实上，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西方体系，特别是其非包容性、利己主义和排他性，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和批判（包括自我批判），显示了“欧美中心论”并没有绝对优势。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新兴国家不仅创造着经济的契机，而且导致世界的重心向东方的倾斜，这必然促使东方理论和文化优势因素的成长。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不同，“经济民生、协调发展、共存共荣”的东方理念正在显示其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力，甚至有望成为另一种价值观体系，并可能超越或补充现有“普世价值”的内涵（起码在国家及民族关系上）。香港特殊的东西方历史和文化交汇的背景，为主流社会意识和治港理念的创新提供了条件。

1.充分实践“一国两制”的内涵，发展与内地相容、共赢的模式

这里可能存在一个被普遍忽视了的问题：即“一国两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部分。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一国两制”。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国家走出文化大革命中社会极端状态后创立的治国理论和方略。从本质上讲，这一理论首要的是解决中华民族存亡和发展，以及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正常化的问题，而不是强调和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这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框架里存在资本主义因素，并承认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因素对国家和民族具有积极作用的根本原因。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即使五十年后还要看，就是讲了这种必然和积极的作用。这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家特定社会主义制度相容、共赢的基础。由此可见，“一国两制”并非是一种“斗争”模式，而是一种“相容”的模式。这是香港各界和各种政治力量，包括持“左”和“右”的观点的派别，都需要认真考虑的。着力发展其相容性，不刻意地将其内在矛盾（差别就是矛盾）扩大化，将可以有效优化与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关系。这是香港政经协调发展的重要选择。

2.可考虑将“发展”置于更高的地位

相对于精细的管理而言，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足。尽管以往港府出台了多项试图促进发展的政策，但收效并不显著。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香港大规模向内地投资，产业向珠三角地区转移后，最近十余年来，香港经济结构并没有显著变化，处于一种徘徊的状态。这导致了投资和产业转移带来的红利萎缩，不可持续因素在逐年积累。发展并不等同于增长，其基本区别在于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以此标准衡量，香港大体属于“有增长、无发展”的状态。通过结构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多元化，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应该是未来保持经济繁荣重要的政策选择。人们经常议论，香港金融和教育为本地产业多元化服务的功能不强，其主要原因是缺乏明确的产业发展导向和预期。在本轮经济危机中，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再次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端加工产业的发展，而一些具有高端产业优势的国家，所显示出的抵御危机的能力，应该对香港有所启发。香港是否可以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是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长期决策问题。因为香港曾有过在亚洲“四小龙”中领先和发展高增值产业令经济走出低谷的历史。 香港资金充裕，教育发达，但仅以服务产业为目标可能过于狭窄了。香港应该有能力建立很高水准的产学研体系，也应该有产品和技术输出的能力。医药、微电子和海洋生物科技产业似乎是可以选择为新的产业增长点，而适当的“港产”品牌战略也是不错的选择。重要的是，这与“自由经济体”的定位并无必然的冲突。当然，这需要更为专业的评估和论证，但培育微观领域（企业）的创新能力和风险投资的市场具有一定迫切性。长远而言，需要教育和科研结构的调整，甚至改革。港府执政理念的创新，比以往更为“主动”地行事，可能是必要的。

对于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人民币业务对传统金融市场的注入，肯定是至关重要的，而低碳经济交易市场的可行性研究似乎也值得关注。

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经济发展有其规律但并无定式。当虚拟经济发展受挫后，已经出现追求区域经济结构自我调整；产业结构“逆向调整”，二次产业重新崛起；降低对外部经济依赖的迹象。这表明，服务产业的比重并非越大越好，经济结构的相对完整、科技支撑产业高端化、贸易平衡可能成为新的趋势。

3.社会管理与改革的兼顾与协调

香港高度自由开放，才有万商云集的盛况。所以，香港的任何政策均不可伤及自由及开放之根本。即便是发展民主政治也不可以本地居民利益为唯一诉求，须兼顾外来投资者的多元诉求和利益。这是香港政制发展和结构调整需要谨慎的地方，而过度的选举政治和议会民主可能成为一种隐忧。政府与立法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十分重要，但可能要考虑出现某种宪制性危机的风险。更好的选择是，在立法机构内部存在某种制度性的制衡和妥协，以避免轻易出现政府与立法机构之间的危机。

兼顾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是更复杂的问题。政府与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是民主政治成熟的表现。香港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充分的经验，但仍不足够。如，香港似乎没有界定政府官员与企业之间利益关系的法律细则，也没有特别针对超大型公司出现足以影响社会稳定的危机处理模式以及相关的法律程式。

兼顾经济与民生本身是一个存有内在矛盾的问题，很少有政府可以处理得很平滑。对于香港这样高度自由的经济体来说，基本的做法是更偏重经济增长，同时不断提高最低社会保障。但这可能并非长远之计。通过一些限制性政策以保障本地居民住房、医疗的福利，改善机械性输入人口的政策可能是必要的。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提高可以覆盖全社会的退休保障水准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仅是社会负担，也可能造就新的内需，并具有带动相关产业的作用。当然，将社会改革的成本消化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之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也并非无解。
 

国家的战略机遇期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2020年和2049年。在前一个时点，国家应基本完成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后一个时点前，国家将成长为中等发达国家和世界强国。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仍可以其独特的地位，在内地与世界经济体系之间，发挥介面作用、试验场作用与资讯采集和传播作用，以及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示范作用。这些作用对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至关重要，没有任何一个内地城市可以取代。同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地位短期内也不可能出现重大改变。这些是香港“天然”的优势，但似乎并没有解决与国家发展战略互动和衔接问题。

在国家制定和实施“十一五”规划开始，香港开始重视与国家规划的衔接，并做了不少尝试。但苦于互动和对接的点太少，太过单一。究其原因在于两地发展的不同步，香港与内地传统的合作模式已经不再适用。更重要的是，香港在内地产业向高端化转型中，不再具有优势，难以象过往一样，大展拳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特别是其初期、中期，港资、港人深度介入了内地经济，发挥示范、引领作用，那确实是个令港人特别是北上投资者难以忘怀的时代。今天，香港的资本市场虽仍是内地企业境外融资的主要市场，但对内地经济实际介入的程度相对下降，是不争的事实。这固然与内地经济的发展进步、开放度和规模越来越大有关，也与香港的资金和技术不能适应内地产业高端化、规模化有关。取香港而代之的是欧美的跨国公司。更令人瞩目的是，目前香港本地产品和技术向内地输出呈大幅下降的趋势， 以致CEPA零关税的安排效果不彰，即使在内地所设工厂也因为技术升级困难和外部市场变化而逐步萎缩。在某种意义上讲，香港已经失去内地庞大的市场。对于拥有最便利市场准入条件的香港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尴尬和令人惋惜的局面。而本地成本过高令制造业难以生存，肯定是一个合适的理由，但掩盖了错失产业高端化机遇的问题。因为香港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高成本地区。

内地的经济发展曾得益于香港的资金和管理经验，这就是战略性的互动和衔接。即使今天，这种互动和衔接的机会仍然存在。如上所述，以香港的资金、教育水准和全球化的人才优势，发展香港少而精的高端产业和高端产品，以此再次撬动内地市场，并非是天方夜谭。港人亦可藉此再次重振“香港精神”，再续“港产”雄风。

不论从与国家战略发展对接，还是本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香港可能需要包括金融业在内的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实体性产业这两个轮子。而高端实体产业不仅会扩大本地就业，而且可以与教育、科研形成强相关，拓宽二者发展的领域。

目前香港社会与经济发展内部的逻辑和关联性不够高，与周边经济同质化严重，不能实现区域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而华南地区并不是内地自主研发最强区域（从高等院校和国家级科研机构密集度，可以做出基本判断），但却是高端消费重要的市场。以香港的实力，应可以有所作为，建立一两个高端产学研中心，是完全可能的。

另一个使人费解的情况是，以香港独特的区位和体制优越，却没有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或总部基地，这可能与内地对企业的监管以及外汇管制有关，也可能与香港的政治环境有关。这本来也是有望生成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版块的。

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国家发展战略的互动和衔接，是两个问题既具有独立性，又相互交织的问题。如不能保持长期繁荣稳，香港不仅不能发挥特有的作用，而且完全可能对国家战略形成牵制和干扰；同样，如果不能解决与国家发展战略的互动与衔接，失去自身发展最重要的机遇，香港也很难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避免和破解这种消极循环的出路，根本在于发展和创新，包括体制创新和新增长点的培育。
 
《港澳观察》2012年6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