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国力的消长与东亚格局

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相对衰落正深刻影响着东亚的战略格局。中日关系多年来一直是研究热门，然而系统研究中日国力消长的著作并不多见。本文先就实力的定义做一解释，并将其框定在特性实力（attributes）、关系性实力（relational power）、结构性实力（structural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四个方面。文章随后就中日在这四个方面的实力变迁做一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及其对东亚的影响。

实力的定义

实力一直与国际关系学的大辩论密不可分。自由派与现实派不仅对实力的价值和在何种情况下动用实力意见不一，对实力的层面及实力主体的理解也大不相同。比如说，多元论者否定现实主义者围绕着国家来分析全球政治的方法。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在全球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中日实力做一非常全面的比较，只能探讨国家层面上的四大方面。这一理论框架主要是基于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对实力的研究。布朗指出“实力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含义”，他分析了相互关联的三大方面：特性实力、关系性实力和结构性实力。

特性实力指的是可以调动的力量，也就是大部分人在谈国家实力时会首先想到的东西。国际关系的传统论述大多以特性实力为基础。我们习惯于将国家分为超级大国、大国、中等强国和小国。这种区分通常是基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特性实力，包括军队的规模和素质、物质资源、地理位置和国土面积、生产基础、基础设施、人口规模和素质、政府机构的效率和领导层的素质等。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是相对的，而且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的重要性取决于该国的行政管理能力、通信和交通设施的发达程度。

上述实力只有与其它国家相比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上述特性实力只有在某种关系中才能体现其价值，所以实力是个关系概念。实力是迫使另一方做其原本不想做的事，或者不做其原本想做的事。前者为“胁迫”，后者为“威慑”。

关系性实力不一定完全基于特性实力。基本力量模式（basic force model）认为一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动用的资源。布朗并不如此认为。他指出，越战期间美国的特性实力远远超过北越，其动用的兵力、坦克、飞机和军舰也都在北越之上，但最后美国还是战败了。关于美国的失败有多种解释，如两国领导层的素质、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对战争的影响、北越军队对丛林游击战的适应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融入基本力量模式，但因为许多因素都基于主观判断，如领导层的能力、对丛林游击战的适应等，将他们放进基本力量模式必然使该模式的分析失去准确性。不过，布朗承认，尽管关系性实力跟一个国家拥有的资源不能直接划等号，但这些资源的间接作用依然很关键。

上述关于实力的讨论都是以行为主体（即行动者）为导向的。也就是说，实力是某种被行为主体所运用的东西。这个行为主体可以是国家、群体或个人。然而，有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定明显的行为主体。布朗注意到一个社会或体系的结构有时候能产生自身的力量，无需行为主体。这就是结构性实力。例如，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现，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认为那是常识，想要人们改变资本主义观念极其困难。

国际关系里的结构性实力存在于国际体系中，尤其是国际游戏规则之中。人们认为所有国家都应了解并遵守游戏规则，因为这些游戏规则被认为是指导国家间交往的常识。尽管这些游戏规则往往有利于某些国家，总体来说，人们并不认为它们只代表了少数国家的利益。

软实力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越来越时髦也越来越被滥用。人们容易将其与影响力混为一谈。乔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在其《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一书中将软实力等同于影响力。他基本上将除军事之外的所有影响力视为软实力。这是不准确的。影响力可以通过收买或武力来获得，也就是“胡萝卜”或“大棒”。根据“软实力”一词的发明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定义，软实力是指“当你能让别人羡慕你的理念并想你所想的时候. . . 你不需要太多的棍棒和胡萝卜便能让他们跟着你走”。在国际关系中，软实力是指人们对某个国家作为效仿对象的认同。不过，尽管软实力和影响力是不同的概念，软实力也是一种影响力。

日本的相对衰落

特性实力

中国在二战期间与美英苏一道共称四大强国。然而事实上，中国并无与其它三国一般的特性实力。中国的大国地位主要是基于其辉煌的历史、辽阔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同时也因为美国力图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以抗衡其它大国，二战期间抗衡日本，冷战期间抗衡苏联。那时，中国在全球的利益有限，也没有足够的实力、特别是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来保护和扩大其全球利益。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都因为经济发展滞后而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强国。

从那以后，中国致力于经济发展和提升综合国力。对综合国力的定义见仁见智，但核心是基本一致的。有学者列出了综合国力的七大要素：资源、人口、经济、科技、教育、国防和政治。另有学者将所有要素分为四大类：基本实力（人口、资源和国家凝聚力）、经济实力（工业、农业、科技、金融和商业）、国防实力（战略资源、技术、军队和核力量）和外交实力（外交政策、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外援等）。

我们不可能对中日两国的特性实力做全面比较，但显然日本在领土面积和人口方面都不如中国，而且日本的人口在急剧下降。日本的国防力量也小于中国，并受到和平宪法的制约。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注定要弱于中国，毕竟日本在十九世纪末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亚洲第一强国。目前，日本的自卫队装备有最先进的武器，而其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也大大提升了其军事实力。日本国内也在讨论修宪。对中日特性实力的比较应该集中在经济实力方面，因为日本在战后跻身大国行列主要是基于其经济实力，而经济发展又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基础。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领先全球，年均增长超过9.5%。2008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飞，当时经济增长达到年均10.4%，但七十年代降至5%，八十年代4%，九十年代则只有1.8%，过去十年增速更慢。中国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无悬念(见图一)，比原先的预测提前了五年之多。如果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经济总量早已超越日本。中国在科技方面也在赶超日本。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巨头华为在2008年申请了1737项专利，超过日本松下公司成为全球第一。

图一.  年GDP

关系性实力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关系性实力已大幅提升。典型的例子是中日在东南亚的角逐。对中日两国来说，中国-东盟-日本三角关系的重要性仅次于中国-美国-日本的三角关系，而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快速超越日本。中国影响力的提升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一度十分担心，但很快发现中国的发展是个机遇。1995年，中国从东盟五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进口为94亿美元，日本从这五个国家的进口几乎是中国的五倍，为450亿美元。但在随后的五年里，中国从东盟五国进口的增长速度是日本的六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和东盟宣布开始自由贸易谈判。

但是，经济因素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在东南亚对日本的外交胜利。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致力于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在东南亚有明确的外交蓝图。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与该地区的关系有长足发展。冷战结束后，日本在该地区的外交裹足不前。这一方面是由于其经济陷入困境，另一方面是国家认同上的误区。奥热里亚·穆尔庚（Aurelia Mulgan） 指出，“由于逐渐失去了其国家特性，日本不再清楚自己代表什么，也不知道该扮演什么国际角色”。日本时常在东南亚和盟国（尤其是美国和澳大利）之间寻找平衡。日本常将自己与西方绑在一起，对融入东南亚存有顾虑，尤其是在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可能损害与西方盟国关系的时候。

结构性实力

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日本作为民主国家和美国的亲密盟友已与西方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日本那时候的结构性实力在中国之上。今天，日本的结构性实力已无明显优势。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政治，并已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埃文·麦迪罗斯（Evan S. Medeiros）和泰勒·福若维尔（M. Taylor Fravel） 在2003年注意到“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灵活和富有魅力，这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不曾见过的”。这些变化表现在诸多方面：双边关系的扩大和加深、新的贸易和安全协议、更积极深入的参与多边组织、接受更多被广泛认同的国际规则和机构以及为帮助应对全球安全问题而做的努力。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这29年时间里，中国签署了31个国际公约。而在1978-2004这27年里，中国签署了236个国际公约。中国今天对国际组织的兴趣和在其中的作用都不亚于日本（见表一）。

表一：中国和日本参加的重要国际组织

然而，中国政府又是现实的。中国领导人知道，中国必须也能够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下生存。而且，目前的现实是其它大国并不想直接挑战美国。中国学者和智库就中国如何帮助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做了一定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论坛就是其中之一。该机构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为帮助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中国应该“承担大国责任, 树立积极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国际秩序塑造者形象”。

软实力

约瑟夫·奈和王辑思在对中国软实力的研究中提出了国家软实力的三个来源：“文化（对他人有吸引力的地方），政治观念（在国内外都能实现这些观念），外交政策（其它国家将其视为合法的和符合道义的权力机构）”。对照这三个来源，奈和王发现中国的软实力在结构和规模上近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化方面，中国富有吸引力的文化正走向世界，这体现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电影走红西方、2008年成功的奥运会、日益增加的在华留学生、快速增加的外国游客和遍布全球的200多家孔子学院。他们还注意到美国之音将其中文节目从每天19小时减少到每天14小时，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却将其英文节目增加到每天24小时。

对中国来说，提升软实力的最大挑战是在政治观念方面。但奈和王指出，尽管中国仍是个集权国家，其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使其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方，所谓的集权政府加市场经济的‘北京共识’比原先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加民主政府的‘华盛顿共识’更受欢迎”。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地位。

就外交政策而言，如前所述，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摒弃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外交方针。中国自此已跟许多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国家关系，包括东亚的邻国，如南韩、越南、新加坡和印尼。中国也加入了众多的国际组织，并接受国际准则。中国努力缓解由领土争端而导致的紧张关系。对于其它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顾虑，中国不再只是简单地否定，而是耐心地解释，同时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区域性组织和合作。

当然，中国的软实力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09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的软实力仍落后于美国和日本，但中国正在赶超日本。日本作为一个发达的民主国家，其软实力原本应当远在中国之上，但日本的国家认同问题使其软实力大打折扣。在西方，日本被看作是亚洲国家，而在东方，日本又被认为太靠近西方，不像是真正的亚洲国家。日本有限的政治影响力也削弱了其软实力。

可能的发展及其影响

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相对衰落无疑对东亚具有深远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列出至少四种可能性。第一种是目前状况的延续，即相互依存中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相互竞争但不会破坏地区安全。两国会争夺在地区合作和区域组织中的领导权以巩固自身的影响力。其它东亚国家则能从这种“健康的”的中日竞争中获益。

第二种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竞争恶化并最终进入敌对状态。其结果是东亚分裂：一部分国家支持中国，另一部分国家则联合日本和美国对付中国，还有些国家可能保持中立。东亚的区域化因此将遭受无可挽回的挫折。中国将全力发展军备，尤其是海军，以保护自己的海上运输线。

第三种可能性是中国崛起为区域霸权，主宰东亚。

第四种可能性是中国和日本联合主导东亚。在这种情况下，东亚的区域化将是深入而全面的，美国的影响力随之下降。

中国霸权：可能吗？

一般认为，中国在二、三十年后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到2050年，中国经济将远超美国（见图二）。我们已经看到两个全新的概念了—“中美国”（Chimerica）和“两国集团”（G2）。这两个概念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跟美国似乎不相上下。

图二.  2050年的主要经济体

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个奇迹，但中国不可能成为东亚霸权。人们对霸权的定义不尽相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国家实力指的是经济、军事及相关的力量。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则将霸权定义为：“一种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不能只是其中之一，必须是全部”。考克斯进一步指出，由于没有全球性政府，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可通过跨国意见的统一（transnational consensus formation）来实现，而统一意见的指导原则由霸权控制的体系来制定。

中国政府长期宣称自己无称霸的野心，这一宣示往往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舆论宣传而已。不过，有的西方学者还是相信霸权作为一个大战略不是中国政府的选择。例如，艾弗里·格尔斯坦（Avery Goldstein）指出：“在霸权战略下，中国必须使其对所有对手的相对实力最大化。要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必须将国家财富最大限度地从民用经济转移到军事现代化上来，而且，必须时刻运用其实力优势”。格尔斯坦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从前苏联汲取了教训，知道一味追求国际军事影响力而不顾国内发展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我们接受考克斯的霸权定义，我们很难想象中国有能力主宰东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或跨国意见的统一。首先，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就很难解决。其次，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也是一个挑战。再者，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仍需说服其它国家其崛起不是威胁。即便是在经济方面，中国也难以成为地区霸权。尽管中国的经济在2050年会远超美国和日本，但其人均GDP仍然落后（见图三）。人均GDP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剩余GDP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经济实力。政府须首先满足人民的基本经济需求，之后才可能投资于国家实力的其它方面，如外交、科研和军事。

图三：2050年的人均收入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都仍将落后于美国。在对比东亚国家时，我们必须将美国考虑在内，因为美国将不会离开东亚。东亚的稳定涉及美国的重要利益。东亚占全球贸易的25%，占美国外贸的24%。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与日本和南韩的同盟关系不大可能破裂。

最后，我们也需要考虑其它大国尤其是印度在东亚的影响力。图二显示，中国的邻国印度将超越美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李永辉在2010年1月的《天大报告》中指出，印度正在“走向世界大国”，21世纪的中印关系是“中国外交新课题”。随着其经济的崛起，印度在东亚的影响力无疑将不断增加。美国和日本都在深化与印度的关系， 而印度长期以来都视中国为主要威胁。

相互依存中竞争还是直接对抗？

中日两国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直至2003年，日本连续13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仍然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在2007年达到607亿美元，投资也从加工业转向了制造业。日本企业帮助了中国的技术进步，提升了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而中国对日本经济也日益重要。1996年，日本对华贸易为622亿美元，而对美贸易是1930亿美元。2007年，日本对华贸易达到2366亿美元，而对美贸易则为2082亿美元。自二战以来，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

然而，贸易和投资并不等同于安全。决定安全关系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领导层的判断能力和反应能力以及政治体制等诸多国内因素。中日关系多年来都以互不信任而相互竞争为主轴。由于缺乏信任，中国不支持日本在国际上扮演更重要的政治作用，例如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另一方面，日本则担心中国的崛起和军事现代化。由于惧怕中国上升的实力和潜在威胁，日本正在废除其在冷战时期加在自己身上的有关安全问题的种种制约。

台湾问题是另一个可能引起中日军事冲突的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安全问题。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对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格外敏感。自1972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小心谨慎。但自1995-96年的海峡危机之后，日本对台政策出现重大变化。2005年2月，日美共同宣称台湾海峡的稳定是两国“共同的战略目标”。

能源竞争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中国于2008年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三大石油净进口国。有人预料中国的石油消费在今后三十年可能增加十倍。中日两国围绕着从东西伯利亚开始的输油管道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竞争，更危险的是中日两国东海油气田的争端。

台湾和能源安全问题引起了中国媒体和民众的高度关注，但对日本来说，这些还不是最值得担心的问题。更令日本政府忧虑的是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增加。在朝鲜，中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中国与南韩的关系也有了实质性的发展。2004年，中国恢复了其作为朝鲜半岛最大贸易伙伴的历史地位。在东南亚，日本战后的外交颇为成功。中国在冷战期间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没有密切关系。然而，自冷战结束后，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激增。2000年11月中国宣布与东盟开始自贸协议谈判，震惊日本。

另外，中日两国的安全政策还可能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如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中日两国尚不至于陷入敌对状态。中国对日本会保持戒心，但中国政府优先关心的是国内稳定和经济发展。楚树龙和王在邦在1999年指出，发展经济和提升国力是中国解决所有内部和外部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一观点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过时。中国仍会集中精力提升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日本在其中仍将扮演重要角色。

而在日本方面，对华经济关系也将是一大稳定因素。尽管日本越来越急迫地想成为“正常国家”，我们不应夸大日本民众的扩张心态。日本知名学者猪口孝认为，日本正从“全球性民生大国”（global civilian power, 1990-2005)向“全球性正常大国”(global ordinary power, 2005-2020)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更有可能发动国家间战争。猪口孝同时也指出，中国军事力量的扩张是有限的。由于军费和技术限制，中国军队的整体现代化水平依然较低。日本的武器装备依然比中国的先进。就日本的安全政策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日本不大可能对中国发起军事行动。

分享领导地位：现实吗？

我们甚至还有理由相信，中日两国不仅在今后若干年能保持和平，在更远的将来还有可能共同主导东亚。历史问题仍将是对中日两国政府的挑战，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在历史问题上不断施压可能事与愿违，所以越来越没兴趣纠缠历史问题。在小泉时代，中国政府其实想淡化历史问题，但小泉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一意孤行迫使中国政府采取强硬态度。中国人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

两国关系在2006年9月小泉下台之后已有很大改善。两国设立了共同研讨两国历史问题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二十集电视片《岩松看日本》标志着中国媒体开始注意全面报道日本。温家宝总理2007年4月的“融冰之旅”和胡锦涛主席2008年5月的对日访问积极推动了中日关系。两国在2008年5月7日在东京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第一点便明确表示：

双方一致认为，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

尽管官方声明往往不能代表现实，但上面的表述点明了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也反映了中日关系的新发展。2009年8月的一次民调显示，两国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两国关系对双方都很重要，甚至比各自与美国的关系更重要。2009年8月日本民主党在日本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为巩固和发展中日关系提供了一个机遇。日本新首相鸠山由纪夫强调日本的外交要以亚洲为中心，日本应正视中国的崛起，与中国携手共建东亚社会。另一方面，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给中国政府和民众更多自信，在处理对日关系时更加理性。

对中国来说，更为关键的是，中国不可能成为地区霸权，日本和美国的影响力依然存在。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历史问题曾经是影响东南亚国家对日态度的关键因素。由于日本在二战期间大肆掠夺东南亚国家的资源并犯下暴行，在加深与日本的经济关系的同时，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政治角色一直怀有戒心。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末，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政治事务很感兴趣，东南亚国家的态度逐渐软化。今天，总体来说，历史已不再是影响东盟对日看法的决定性因素。

东南亚国家将欢迎日本回归亚洲。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能接受日本扮演更重要的政治作用，即便是通过军事参与。日本在1992年决定向海外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时，李光耀担心这就像让酒鬼喝酒。但其它东南亚国家并没有这种担心，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支持日本的举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公开表示希望今后日本能更加积极地参与维和行动。有影响力的印尼学者尤索夫·旺南迪（Jusuf Wanandi） 在1994年强调，日本的领导作用对地区稳定将至关重要，而且，“这一领导角色不应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应包括政治甚至安全领域”。 东南亚国家对1996-97年美日提升同盟关系也不像中国那样忧虑，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担心。尽管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在过去十几年不断发展，这些国家大都依然希望美日参与维护本地区的安全。

与日本合作推动东亚一体化于是成为中国的现实选择。

结论

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非常成功，中国政府依然面临一系列挑战。中国在保护环境的同时需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就业；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扩大；群体性事件的增加也表明中国社会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尽管如此，一般都相信中国经济仍可保持高速增长。群体性事件本身并不一定表示民众想推翻政府，而中国政府具有极强的自我完善能力。因此，中国崛起和日本相对衰落的态势将会延续。

日本的相对衰落不大可能导致中国的霸权。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实力仍将有限，经济实力也难以达到。

由于两国缺乏互信，加上领土争端、可能出现的贸易纠纷、台湾问题、民族主义情绪、国内政治等诸多因素，我们不能排除中日两国成为敌对国的可能性。两国的敌对关系将导致东亚分裂。但在近期内，中日两国的竞争演变成敌对关系的可能性不大。从长远来说，中日两国合作主导东亚并非不可能，毕竟两国的经济高度依存，和平符合两国的经济利益。同时，一个强大但非霸权的中国仍需东南亚国家的支持。更强大、更自信的中国也更愿意跟日本合作，共同推动东亚一体化。而经过多年痛苦的心理调整，日本正逐渐面对现实，准备接受崛起的中国，寻求合作。

这一乐观的分析并非表示中日之间和东亚一体化今后没有问题。中日关系和东亚一体化仍有许多障碍，仍然会有起伏。我们甚至不能排除两国的领土争端最终导致有限的军事冲突。人们经常只是在危机和冲突之后才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

《天大报告》2010年2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