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港澳论述文本比较分析

2012-12-27

翻查中共十六次、十七次、十八次党代会报告，从文本比较来看，十八大报告对于港澳事务的表述比以前更为丰富、细腻，许多段落不再仅仅是愿景，更多的是操作性较强的指导性意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公布之后，引起香港社会高度关注，尤其是涉及港澳事务的论述。翻查中共十六次、十七次、十八次党代会报告，从文本比较来看，十八大报告对于港澳事务的表述比以前更为丰富、细腻，许多段落不再仅仅是愿景，更多的是操作性较强的指导性意见。

丰富“一国两制”内涵

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三份党代会报告均有提及。十六大报告出台时香港回归五年，因此如此表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十七大报告出台时香港回归十年，当时中国国内外经济形势都比较复杂，香港经济前景不太明朗，因此中央政府改用较为保守的语言强调“一国两制”：“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此中透出的信息是，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一起合作实现香港的繁荣和发展。

相比之下，十八大报告对“一国两制”的阐述最为丰富和细腻：“香港、澳门回归以来，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这段话有多层含义。一是强调香港和内地是互补关系。从经济层面来说，香港对内地的经济作用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早期，香港对内地投资一度是内地经济的火车头，同时也是内地对外贸易的桥头堡。在过去的十五年中，香港对内地的经济贡献逐步从资金输入转向经验分享，此方面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另一方面，内地也一直是香港的重要经济伙伴，特别是香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及应对非典时期经济低迷时，内地与香港的伙伴关系越显重要。因此上述报告强调了双方的互惠关系，在此基础上双方都将有宽广的道路。二是国家主权、安全等利益与香港自身利益的互相协调与尊重。“一国原则”和“两制差异”是并列的，而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高度自治权也是互补的。此报告特别强调两者不可偏废。

对于报告文本的理解，涉及内地思维与香港思维的文化差异。传统上来说，两个事物可以互相包容、互相补充；但部分港人却认为，两者必有优劣、高低之分，要么“一国”大于“两制”，要么“两制”大于“一国”。确实，在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两者是有优先次序。但正如报告所强调，在正常情形下，维护中央权威、坚持一国原则与地方自治、尊重两制是互为补充。

十八大报告中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香港民主的表述。十六大报告未提及此事项，十七大报告则在提及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时，认为“要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十八大的表述是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带领香港、澳门各界人士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可以看出，十八大的表述更加精确。就香港的民主而言，中央政府的立场是支持和肯定的。实施过程希望是“循序渐进”的，而不是一步到位。

此中争议同样反映两地思维和制度发展的差异。部分港人认为“循序渐进”给中央政府一些斟酌空间，因此在特定情形下，中央政府可能会减少支持力度。其实，内地近年来许多重要公共政策都是由点到面、先试验再推广的“循序渐进”改革，目的是降低各种改革的震荡和负面效应。这套思路同样适用于香港的民主化进程。

应对外部势力干预

“港独”近期成为香港社会关注的议题。香港一些媒体认为中央也在强调“港独”问题的严重性。有学者认为，胡锦涛在谈及香港时较含蓄地回应了“港独”问题。也有论者认为，胡锦涛讲话“绵里藏针”，希望通过十八大报告给香港“去大陆化”画上句号。

十七大报告首次出现对“外部势力”的表述（见表一）：“积极支持香港、澳门开展对外交往，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澳门事务”。十八大报告的表述则为“促进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的大团结，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对中共文件有些了解的人士可看出两者有一定区别。十七大报告强调的是香港与中国之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在此基础上，中国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比如美国和英国势力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十八大报告则表达两层含义：一是香港人要有大团结，也就是香港人内部要强调爱国爱港。此内容针对的是无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下的内部争议问题；二是要防范和遏制香港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十七大报告用词是“坚决反对”，表明的是一种态度；十八大报告用的是“防范和遏制”，更代表一种行动层面上的应对策略。

表一党代会关于港澳议题的表述

与十七大报告不同，十八大报告透出的明确信息是，港人内部团结很重要。中央希望港人可以减少内部争议，集中精力发展民生及经济事项。

有必要指出的是，两地人思维习惯不同，对同样表达可能产生不同理解。比如“团结”在内地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其目的是解决集体决策和行动的问题。受儒家传统及现政权意识形态的影响，团结意味着在集体决策之中可以争议、争论，不过决策一旦做出，要一致行动以实现设定的目标。而香港社会中西兼容，对团结一词会有不同解释，有部分人士把团结理解为“被团结”，即强制下的“团结”。中央越提团结、和谐，部分人士越会认为这是强制要求港人服从一个声音。

香港内部的争议、香港和内地人士之间的争议，有政治制度、教育背景、文化传承等多种因素发挥作用。香港回归祖国以来，这些争议越来越多，就像人与人相处，友谊并不完全随着交往年份增长而增长。基于近年的事态发展，十八大报告作出了明确的回应。也可以说，中央“含蓄”回应了香港和内地的矛盾，并要求港人保持内部团结。但是，笔者不认为这是对“港独”的正面回应。“港独”在香港的根基较浅，严正回应往往适得其反（可能出现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把十八大报告中关于防范外部势力的表述理解为中央关注“港独”不见得是恰当的。

对香港管治形势的启示

香港社会之所以对于十八大报告文本有较多不同的解释，除了两地制度、文化差异外，也反映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香港的贫富差距、房屋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上一届行政长官曾荫权回顾任内事务也承认在这方面有改进空间。民生政策的失败直接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在生活无望的情形下，民众会变得更加不安和挑剔。

在经济优势逆转之下，奶粉和孕妇床位之争引发香港人和内地人的矛盾，目前房屋议题更激化两者矛盾。数据表明，香港大量房屋由没有居住需求的内地人购入。部分港人认为，内地人炒高了他们的住房价格，因此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在陆港矛盾问题上，特区政府的作为值得反思。矛盾浮现之初，特区政府几乎没有任何举措，甚至连道德说教都没有。之前已有香港人和内地人的矛盾，上任政府的六千元现金计划更是在香港本地制造了香港永久居民和香港居民（大多数为中国人）之间的矛盾。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持工作签证的人士会发给一定期限的居留证件，而此证件是与社会福利挂钩的。澳门特区政府向民众派现金，尽管数额不同，体现贡献不一，却不会是永久居民有份，而非永久居民的份额为零。金额高低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居港人士在六千元计划中感受到严重的不公正待遇。

现任特区政府试图扭转此态势，行政长官梁振英不久前在立法会上关于香港和内地关系的解释就是其中的一个步骤。不过，要改变局势却有待时日。在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的今天，人们的经济处境常常易受外界影响。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面对不确定性的机率更高，因此人们出现焦躁情绪可以理解。但是当正常的民众诉求无法得到政府及时回应，民粹主义已逐步扎根，并影响到政府和民间的关系，令特区政府施政举步维艰。

笔者认为，香港政府应该更有作为应对当前的挑战，更不要成为两地矛盾的制造者。民众也需要多一些忍耐，冷静向前看。在内地和香港经济融合的趋势下，人们需要做出的是理性的、建设性的集体行动。

就特区政府的施政而言，需要作出长远规划。陆港矛盾其实就是事前无研判、事中少对策、事后出台错误政策的典型案例。特区政府的执行能力极强，而规划和研判能力需要改进。特别是研判方面，需要加强与学术机构及民间智库的合作。同时，政府也要平衡收集信息与保证学术自由和思想独立的正当需求。近年来，香港的高等学府及民间智库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而政府在善用这些资源方面要更下功夫。近年许多事例表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与政府的预设较一致，但在政策推行过程却遭遇强大阻力。兼听则明，政府在收集信息和征求解决方案时要关注和吸纳反对声音。

对中央政府而言，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常常会是“无招胜有招”。中央政府可多收集香港民间声音，督促特区政府解决一些重要的经济、民生议题。之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关于香港房屋问题的表述就受到各界欢迎，也促进香港社会发展。关于香港民众要求参与国内民主管理事务，中央政府可以建立制度化渠道吸收港人意见。十八大报告中就鼓励港人“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制度化的意见采集和吸纳是重要一步。

《港澳观察》2012年11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