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见中国脱胎换骨 - 天大研究院

2013-03-01

中国没有“第一次进步主义年代”，中国现在就要开创出一个全新的进步主义年代。如果“习李体制”能作出这样的开创，相信不只对中国，甚至对人类文明，都是划时代的贡献。

人类的价值行为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其中最困难的乃是对权力的约束和对人民权利的保障这两项。

人类“发明”的两个“传统”

在任何一种社会的早期神权与君权时代，权力被绝对化，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有权力的人可以为所欲为，权力体系中的文武百官，也形同一个个小皇帝。由于大大小小的权力已绝对化，它根本就没有贪腐的问题，贪腐早已成了体制的常态。在这种社会，没有权力的人民当然没有任何权利。统治者对人民少一点苛捐杂税，就已是莫大的恩典德政，人民对自己的生老病死完全自行负责，碰到不幸的事也只好认为是自己的命不好。命好命坏即可解释一切人间的事务。官员享特权搞贪腐是他们命好，百姓受苦是他们命坏。古代儒家或西方多少都有一点人本主义的良知，但它又是一种道德性的宣示，并无法律或制度上的强制力；宗教上多少有点怜悯心，会在饥荒及灾难时出来施行救济，但那只是一种权宜性的道德行为。这也就是说，对权力的约束以及对人民的权利开始加以重视，在人类发展史上其实是相当后期的事务。

有权力的人，本质上即有着让权力扩大化的倾向，因此，对权力的限制与约束，乃是一种永恒的斗争以及革命威胁之产物。限制绝对的王权要靠贵族们的斗争，限制贵族的专权要靠资产阶级去斗争，限制资产阶级的专权则要平民用革命来威胁。当一个社会习惯于斗争、冲突及革命的威胁，这个社会才会有妥协、让步及改革的动力。

就以英国为例，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832年的“改革法案”，基本上都是皇室、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权力斗争的产物。只有到了1838年的“人民宪章运动”之后，所谓的“人民”才真正进入历史的舞台。

首先，就向人民负责、政府官员特权必须受到约束而言，以前的斗争和冲突并不涉及这个领域，政府官员仍是胡作非为。“人民宪章运动”时，人民对政府已极不满，隐隐然也有了准备革命的态势，尤其糟糕的是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官吏更是倒行逆施。在那个殖民地革命造反的时代，东印度公司的印度军人也开始谋变，于是英国在革命的威胁下，遂从东印度公司的官吏改革做起，进而于1855年进行英国本土的文官改革，开始仁慈的威权管理。官员的率性而为受到了法律及制度上的约束。

但人们也知道，欧美虽在19世纪中叶对权力的贪腐有了法律的约束，但整个19世纪由于多元制衡尚未成熟，当时政治上的贪污腐化仍极泛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乃是所谓的“镀金年代”，政党政治几乎就是“分赃政治”的同义词，无党不贪、无官不贪几乎成了一种普通的现实。贪腐差不多要到了20世纪才真正地受到了约束，由此可知政治上的反贪腐是多么近代的事务。

至于政府对人民权益的照顾，同样是相当近代的事务。古代欧洲，由于生产力尚未解放，人民的生活根本没有进入统治者的时间表。人民的贫穷、失业和病痛，只有由教会来承担一部分的角色。圣保罗所谓的“信望爱”，其中“爱”的英文是Charity，正确的意思是“慈善”，因此，宗教的古代圣贤如圣多默（St. Thomas Aquinas）、圣伯纳（St. Bernard）、圣方济（St. Francis）等都在鼓吹宗教的怜悯与行善施舍。

教会及地方善心人士主管穷苦人的救济和义诊治疗之事，到了1818年才有了改变。当年荷兰成立了三个失业者的劳工社区，由政府出钱协助他们进行职业训练和以工代赈。这种制度很快就被德国、比利时及瑞士所仿效，英国也于1834年通过“济贫修正法案”，这是国家介入人民贫穷问题的开始。

虽然政府介入了人民的贫富不均问题，但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及20世纪的前半世纪，乃是资本主义快速扩张的75年，由于经济快速成长，也是政商勾结最多、贪污腐化最为严重的阶段。当然，欧美社会的贫富不均也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以英国为例，1823年它的基尼系数为0.4，1871年已增为0.63。美国可能更严重，极富之人可以透过官商勾结，廉价取得土地，造铁路，开轮船公司，建铜铁厂，以及在新兴的银行及金融市场呼风唤雨。那个时代的富人形同是强盗，人们称之为“强盗公侯”（Robber Baron）。那个时候富豪人家住豪宅，他们的宠物戴珍珠与钻石项链。就以当时的铁路大亨范德比尔特（George Vanderbilt）为例，他在北卡罗来纳州蓝岭山盖别墅，盖了六年，占地16,000平方米，房屋250间，比当时人均居住面积大了300倍，有中央暖气和室内游泳池，而那个时代多数人家都还没有电力及管线。他的别墅简直比皇宫更高级。

在那个贫富严重不均的时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然人民的革命情绪高昂，那也是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于是在革命的威胁下，欧美遂开始了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改革，国家第一次大规模介入贫富不均的问题。德国的俾斯麦、美国的小罗斯福和英国的劳合·乔治首相都开始了福利改革。俾斯麦在1880年代推动建立年金制度及失业保险制度；小罗斯福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反托拉斯，在1930年代的“新政”中推出年金、残障及失业保险等；而英国的劳合·乔治首相则在1909年推出“人民预算”政策，提高所得税来为老人年金、工人的失业及医疗健保提供保障。通过这些政策，国家对人民必须承担“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始告形成。政府透过它的征税财政权，开始承担国民生老病死最基本的生存义务。这是国家责任的扩大，政府不能只是照顾统治阶级的“军公教”，政府也要向全体国民负责。正是有了福利国家改革，欧美国家也才化解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革命危机。由于德国的俾斯麦首相在福利改革上领先于全世界，当他于1898年逝世之后，全德国470个城镇才主动为他立柱致敬。

因此，对权力加以限制，特别是制止政府官员的贪腐，以及强化政府的角色，使政府以其权力介入人民的福祉与社会公平，都不是一个政治体制自然发展的，而是透过人民的冲突与以革命为威胁，迫使有权力的人妥协让步而产生的。这两件事可以说乃是人类政治上最重要的创举。若以英国现代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观点，这种事可说是人类所“发明”的两个最重要的“传统”。人们都习惯地以为“发明”只限在科学上，而不知制度的“发明”乃是更重要的发明。

现代中国必须脱胎换骨

现在的中国，就已经到了必须“发明”中国的时候了。这个问题必须由古代的中国说起。

古代中国即有了统治阶级，官吏及僚属皆有俸禄。根据明末清初的学问家顾炎武先生在《日知录》中所述，除了很少的时代外，中国的官吏均为薄俸，因为俸禄少，不足以养家，故古代的官吏贪污盛行，苛捐杂税遂特别多。由于古代中国是绝对的王权和官权，特权的贪腐当然极为普遍，这也是古代的循吏少、贪吏多的原因。虽然中国在极早即有“礼运大同”这种道德式的乌托邦，但这只是一种道德上的宣示而已。中国由于自古以来均为绝对王权，而儒家又讲究差序格局的顺从性秩序，而不鼓励对立摩擦，这种以和为贵的价值观，换句话说，就是让中国少了透过冲突而求进步的动力。中国自古以来的这种顺从价值，也造成了官吏的胡为妄行及滥权贪腐。中国近代学者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遂说，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虽有王朝的反腐，但却没有真正促成进步的革命之原因。

因此，这使得中国产生了这样的特质：

第一，中国文化完全没有透过对立与冲突来约束权力滥用的文化机制。任何不同的意见，很容易就被无限上纲化地说成是造反。这种文化习惯使得中国民众习惯于被镇压和驯服，而助长了官吏的威权。表面上的以和为贵，也恶化了官官相护这种恶德。中国民众很难对官吏的贪腐表示不满，表示不满很容易就被说成是想造反而被镇压掉。

第二，古代中国，由于生产力尚未解放，统治者只能透过有限的俸禄勉强养活统治阶级的“军公教”（台湾常用名词，是军人、公务员、教师三者的合称）。这些人只要能不扰民，就已是不得了的德政，人民的生老病死都只得靠自己。当遇到灾年饥荒，官府虽有赈灾放粮之制，但这并无制度上的保证，仍得靠地方寺庙、地方善心人士的义行。在低度发达的农业宗亲社会，宗教在人民生老病死的问题上，反而扮演了较大的功能，国家基本上并无角色。

第三，自古代中国以来，由于缺乏在冲突摩擦中解决问题的文化习惯，它造成了中国官僚、知识分子在经世济时学问上的极不发达，读书人好谈空洞的道理，不会谈实际有用的问题，缺乏制度设计的能力乃是中国官吏及知识界最大的盲点。这也是近代中国始终无法进步的原因。从晚清、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在反贪及人民福祉的进步上仍极有限。中共建国后虽一度着重平等，但那种均贫式的平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其实意义并不太大。中国真正有意义的发展应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的改革因此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生产力的解放。

中国的快速发展，在人类史上没有前例，勉强来说，只有19世纪快速发展的美国可以相提并论，都是新的经济落在政治的荒地上。由于机会爆发，立即出现大量的富翁富豪，他们无法无天，官商勾结，贪腐严重，而整个体制并无约束这种行为的机制，在美国遂出现了19世纪最后25年到20世纪前半段共约70年间的“镀金时代”。政客与有钱阶级形同到了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夸张地贪污、夸张地消费成了那时有办法之人的主流价值，那时的政治又称“蚁掠政治”；至于没有本领和机会的人，则成了被剥削的大众。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那时的贫民运动及知识分子的批判、改革甚至革命之声遂告大盛，最后终于促成了福利国家这种第一次进步主义的出现。

而中国生产力的解放虽然也带来繁荣，但因为中国乃是由绝对王权演变为绝对党权的非自由国家，它是个庞大的命运共同体。当实施改革开放之后，全国党政官僚在逐利风潮下多被利益绑到了一起，说得难听一点，若有贪腐，各个案件必然盘根错节，是个巨大的共犯网络。中国自古以来官官相护的积习也助长了贪腐的丑行，中国的官僚体系缺乏合理的内控机制，没有独立的司法检调体系，也缺乏媒体监督的机制。中国的官僚体系自古以来即强调“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强调和谐的重要。这种价值观其实归结到最后，就是创造了一个最大的特权贪腐共犯结构。官僚们在每个领域、每个部门、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在予取予求。这是特权贪腐的体制化和文化习惯化，任何检举和批评都在“以和为贵”、“和谐”的伪善下被包庇。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和生产力解放之时，全球也出现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现象。自私、贪婪、消费挂帅，全世界都在搞夸张的奢侈消费。这种夸张的奢侈，更恶化了贪腐的盛行，贪腐官吏甚至到了自我炫耀的程度。有不法的官员及其家人可以住豪宅、开名车、戴名表、用名牌包包，甚至还很下流地搞男女关系。奢侈使得贪腐变得可以广为人知，这也是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所做一项网民意见调查中有81%的人认为中国腐败“非常严重”的原因。任何国家的官场都难免藏污纳垢，但一个正常的社会，这种藏污纳垢只会被挤压在一个小小的角落，贪腐的非法所得他们不敢花用，怕被人看见。但是在这种奢侈蔓延的气氛下，中国的贪腐已和炫耀的争奇斗富融合到了一起。这种贪腐程度应是世所罕见。

我最近重读上一代哈佛著名学者穆尔（Barrington Moore,Jr）所著的《不正义：服从与反叛的社会基础》。他在书中表示，一个政府应当在发展的过程中基于官民相应的互动与责任，努力成为一个“理性的政府”。但非常不幸的是，在人类历史上却硬是会出现许多“掠夺性的政府权威”（Predatory Authority），不理会广泛人民的需求，只关心自己眼中的少数。

古代的中国，由于生产力未解放，政府只能管得到统治阶级的“军公教”人员。广大民众只得自己靠自己或宗族社会，人民的生活从来就没有成为过权力的保护范围，只要官吏少要苛捐杂税就已感恩戴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民国。后来的中国在毛时代着重平等，但却只是一种均贫，是属于一种低档次的平等。

这种均贫的观念已随着改革开放而逐渐结束，而在前面迎接的，则几乎是全世界最糟的不公平社会。第一，今天的中国，10%的所得高层即囊括了全国57%的财富，代表贫富差距严重程度的基尼系数已达0.61。这已是属于最高危险等级。凡到了这种等级的国家，它的人民必然充满愤怒，人心思变。第二，由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世代不公平，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推算，现在的失业人口已超过2,700万。老年人由于“下岗浪潮”，51至55岁这一年龄层的失业率高达16.4%，大学以上程度的失业率也是16.4%。这种情况怎么让人不愤怒？！第三，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2011年最后一期，其中有中国旅美公共卫生专家黄严忠所写的专文《中国生病了》。该文指出，中国社福医疗极是落后，以前均贫时代建立的地方医疗服务严重不足，2004年乡村中有60%至80%病死的人是死在自己家里的床上。2006年政府80%的医疗预算都花在850万“军公教”身上，而很少理会村镇人民。2009年1月才公布到2011年的三年健康计划，投入1,230亿人民币，但这仍然严重不足。2010年政府对每个病患补助120元人民币，这只是人均医疗支出的8.6%。近年来中国开始实施社会保障，但范围仍极有限。最近，随着经济的成长，印尼已表示将于2014年增强社会保障，印度也表示将开始发放每年100元的失业补助。中国在经济上快速成长，十亿美元级的富豪，美国只有421人，俄国有96人，中国即有95人。富者富到如此程度，而穷人仍在失业、贫苦边缘挣扎，这种发展乃是中国的耻辱，绝非光荣。

中国由于贪腐严重，而又贫富极端不均，整个中国的情势日益危急，习近平最近以“亡党亡国”为警告，相信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最近中国的群体事件暴增，而2003年的调查就显示有72.3%的人向往民主，虽然这种意向式的调查有很大的弹性，但至少已显示了人心求变之殷切。这也意味着随着中国的换届，未来的领导班子即“习李体制”，已需要做出真正的大幅度改革了，而不管以何种标准看，反贪腐及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均应是改革的重点。反贪腐及福利改革乃是中国历史及文化上从未有过的事。因此这也意谓了中国已到了必须脱胎换骨的时候。

中国要开创全新的进步主义年代

随着时代的改变，中国已必须由从前的“官本”变换为“民为本”的合理性政府，而且也需要意识到，人民的生老病死已不再是人民自己的事，而是国家应负的义务。一个合理性的政府不可能自己发生，而一定要靠着官民之间的永恒对立冲突与互相转型才可能建成。这意谓着“习李体制”的真改革，必须从开放冲突、习惯于冲突开始。因此，容许人民集会结社、开放媒体自由应是真正改革的第一步。

今天，由人类的大历史，人们已了解到推动进步的并非什么圣君贤相，而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人心，改变的人心会不断地透过冲突摩擦，向从政者提出要求。聪明而有能力的从政者，即会从冲突中学到让步、妥协等各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所谓的公平正义这些标准就在其中，因此历史学才说，人民是推动历史的力量，而政府则让进步得以形成。但中国自古代就相信绝对王权，并强调以和为贵，压制掉了一切冲突。这也是中国文化里缺少了妥协、让步及制定政策能力之原因。中国自古以来，所以会“镇压—造反”永不间断，就是少了“冲突—妥协—软化—进步”的良性循环。

到了今天，由于时代改变，反贪及社会福利这种事已成了中国人民的“新常识”。这种“新常识”领导下，中国人民的不满及冲突摩擦已在增加。多年来我始终相信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时道德启蒙家里德（Thomas Reid）的“常识哲学”。“常识”是一个变化中的社会所形成的新普遍标准。他的“常识哲学”启蒙了美国的独立革命，也启蒙了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的“常识治国”。中国现在就到了以尊重民意的新常识来合理治国的时候，而且中国官员一定要相信人民和自己，人类只有在冲突中才可能激发出创造力。一个只会用“以和为贵”来压制社会的政府，统治起来虽然最容易，但这种政府也注定必然最平庸。让一个社会习惯于冲突，也有利于社会压抑气氛的舒解，如果一直压制，社会的气氛无法宣泄，就会在压制中等待大爆炸。这也使我认为，扩大媒体自由、减少新闻压制、使媒体发展出正常的批判伦理，乃是中国发展必走的一段路。

2012年，亚洲国家从蒙古、中国、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到印尼都出现了人民反贪腐的一系列事件。随着时代的改变，在亚洲这些国家，要求政府干净、有能力已成了普遍的一致呼声。这表示，在可见的最近，亚洲这些国家必须要在政府的肃贪及提振执政能力上展开一场竞赛。

不过，反贪腐及提升执政能力虽为人民一致的愿望，但这种问题必须落实到切实的法制与规范上，而不能只是依靠搞群众运动一样的民粹主义。最近俄罗斯整顿官僚体系及贪腐，即鼓励人民上网及传简讯替官员打分数，不及格者都会受到惩处，中国也表示人民可透过网络检举贪腐。这种做法相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但这种群众式的发泄实在不足取，它只是人民一时的发泄，与反贪腐制度的形成，可以说完全无关。2012年蒙古、巴基斯坦及菲律宾虽有反贪腐事件，这些国家都有反贪腐法律，但他们的政府却有法而不行，只是把贪腐当作政党或权力斗争的工具。当反贪腐的诉求及法律得不到落实而只是一种选择性办案手段的时候，反贪腐的口号纵使再叫个几十年，反贪腐仍将一事无成。

反贪腐需要建立三个层面的普遍规则。一是政府各种机构的内控机制，这是第一道把关。二是权力制衡的外控机制，主要是司法检调及审判。这种权力的制衡观，在中国文化里一直欠缺。中国人从古代至今，都把司法和判案视为行政权的一部分，而不把它视为制衡的权力。当行政权不被制衡，它就必然会在独占中腐化，因此中国当今若不把司法当做一种制衡的权力，纵使领导人再三宣示要反贪腐，其效果必然极微而不能持久。第三则是反贪腐的社会控制，这是指更大范围的制衡，包括媒体的制衡、社会价值观的制衡等。透着这种价值观的建立，将不能贪腐、不敢贪腐的态度变为人们的第二天性。也就是说，中国的反贪腐在相当程度上是个体制与社会改造的大工程。

除了反贪腐是中国从未曾见的大改革外，国家体认到人们的生老病死已不能像过去一样是人民自己的事，而必须是国家的义务，这也是中国从未曾有的改变。中国社会由于自己必须负担太多生老病死的压力，所以从踏入职场开始，就必须拼命储蓄，存钱买房，存钱付子女的教育费用，最后还要存自己的医药费用和棺材本。在一个社会福利国家，人民其实是不必如此终生辛劳的。而西方良好的社会福利国家如瑞典等，也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点点摸索发展过来的。

今天全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日益崩坏，许多学者已在呼吁现在是贫富严重不均的“第二次镀金年代”，只有推动“第二次进步主义年代”的福利改革，才可解决当前的危机。中国没有“第一次进步主义年代”，中国现在就要开创出一个全新的进步主义年代。如果“习李体制”能作出这样的开创，相信不只对中国，甚至对人类文明，都是划时代的贡献。

因此，在“习李体制”就位的此刻，全世界对中国的脱胎换骨都寄予期望，我也乐见其成！

《天大报告》2013年1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