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国策略

2013-10-17

全球经济金融竞争的胜者属于那些在经济繁荣时期（或危机未爆发前）敢于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国家。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过程中，谁能在今后占据有利竞争态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最能居安思危。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国集团峰会上提出，各国要努力塑造各国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世界经济，并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这些观点反映了当前国内外的呼声和趋势，得到广泛好评。

从国际看，习近平提出三个国际问题——大国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这些问题解决与否关系到中国能否保护国家利益并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具体而言，那些具有全球影响的国家，需要采取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来降低世界经济金融的波动，减少对其他国家的负面冲击；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系不但可以降低贸易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流通速度，而且可以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实现一个公平公正的全球经济治理，可以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重新平衡世界经济新格局，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危机防范和应对机制。

从国内看，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推进改革的决心，以便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创造力。这个决心如果能够得以认真贯彻和实施，则中国经济发展将会获得持续增长的动力。

解决三个国际问题任重道远

然而，三个国际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日之功，解决这些问题将是一个较长过程。

首先，从大国宏观经济政策看。包括本次危机在内的全球经济危机史表明，大国在面临危机压力时，通常采取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政策，而将其政策对其他国家的负面影响放在次要位置。以本次全球危机为例，无论是美英的量化宽松政策，还是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抑或是欧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框架，其根本目的都是为拉高资产价格和做大名义GDP，进而客观上取得稀释本国债务的效果。这些政策还会以各种方式在全球内转移负担，如资金向新兴市场国家的大规模流动，推高这些国家的汇率和资产价格，加大了别国防范和控制本国金融失衡的难度。而当危机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债务占GDP比重下降时，这些大国又可能以防范通胀为由来紧缩货币政策，并导致资本迅速从新兴市场国家流出，引发资产价格下跌和汇率贬值（今年5月到8月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总之，尽管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国家利益是永恒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被动地受少数国家支配，并被动地为其分担危机成本（如资产价格波动）。

其次，从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看。尽管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趋势初步形成，但当一国面对危机时，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许多国家甚至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欧洲对中国光伏产品征税和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进行限制就是例子。再如，英国在对金融机构进行救援的过程中，明确要求受援金融机构要优先向本国企业提供贷款，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和住房贷款需求，以帮助本国实体经济复苏。为解决危机和寻求经济增长和就业，各国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自身利益。越是大国，保护主义的意愿和能力越强。

第三，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看。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是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这些国家并不会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上升而愿意主动让出主导权。在这种治理结构下，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经常凌驾于多数国家利益之上，并决定了危机总是重演的：多数政府都寄希望于靠时间来换空间，希望通过拖延时间能够解决结构性问题，不采取实质措施来解决根本性问题和防范危机的频繁出现。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国家都有把问题拖下去的内在倾向，只有在危机濒临或爆发时才会可能采取实质措施，尽管可能为时已晚。因此，美国和美元主导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现实不会改变：在美国经济好时，美国吸引全球资金为其提供廉价的投融资服务，并获得铸币收入；在经济不好时，则增发货币，助长资本流动的大幅波动，在全球内推动通胀，尤其是资产价格泡沫。

固然，对外我们要坚持呼吁和推动上述三个问题的逐步解决，但真正的功夫还要下在国内。寄希望大国“发善心”主动放弃既得利益是困难的，最终解决问题的钥匙是消避自身风险并以改革壮大自身实力。

中国亟须化解金融风险

中国现在应重点关注两件事：

一是化解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硬着陆。中国目前面临由近年信贷激增（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影子银行的爆发式发展）导致的债务风险。具体体现在：中国GDP增量难以偿还债务利息（还不包括本金），迫使借款人借新还旧，从而使中国的信贷扩张不可持续。有研究表明，在2010年后，中国全部信贷的利息成本开始超过当年名义GDP的增量。2012年，该利息成本是名义GDP增量的两倍以上。2013年，即使全部新增GDP（实现7.5%的经济增长率）用于支付利息成本，也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新增信贷是为了偿还利息。这意味着，为维持同样水平的经济增长率，信贷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事实也正是如此，2013年初开始，信贷年度增长率仍达22%。然而，这种信贷扩张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其持续时间越长，后遗症越大。

上述债务问题不但可能演化为债务危机，而且可能引发货币和经济危机。不可持续的信贷扩张会反映为银行体系的资产损失，并最终迫使中央政府采取措施化解和处置这些风险和损失。可选的办法是大幅度压缩非正规融资、国家发债来处置不良资产、降低利率以降低利息成本和出售部分国有资产。力度足够大的政策存在诱发资本外逃、人民币贬值和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风险，所谓短痛，而如果这些政策力度不足够大，则难以使信贷扩张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并最终遭受更大损失，即长痛。我们可能不得不在长痛和短痛中取舍。

此外，来自国外的政策外溢和传染效应可能为中国的金融风险火上浇油。美欧日英等发达国家以自身利益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必然给中国带来外溢影响。一个可能情况是：随着中国部分企业和个人偿债压力的逐渐显现，国际利率开始进入上升周期，本外币利差逆转刺激资金外流，带来中国利率上升压力，加大国内企业和个人的偿债压力和危机程度。

二是继续推动包括金融改革在内的实质改革，尤其是打破利益集团垄断。2003至2005年银行重组和上市时，政府说这是最后一次晚餐，期望今后通过改革避免类似问题重演。然而，十年后，同样的更大规模的问题再现，这说明中国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尚不到位，市场主体的道德风险依然严重。金融监管体制不能满足金融发展的需要，许多新兴市场和产品没有有效纳入监管体系。一是当前监管机构对非正规融资体系的监管不足，如信托公司流向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业的资金没有得到充分监管；二是市场约束不足，如市场投资者普遍认为委托理财产品由发行者提供担保，实行有效市场约束的动力不足；三是非正规融资体系和正规的银行体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信托公司依靠银行的客户来从事信贷和融资活动。总之，金融领域的问题只是中国经济结构和失衡问题的表象之一，根本问题是实质改革滞后。

从政策趋势看，在当前经济潜在增长率已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单纯靠需求政策（如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但难以持续维持较高经济增长率，而且会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只有多从供给侧面下功夫，打破导致资源扭曲配置的各种限制，促进资源在全社会的公平高效配置，中国经济才可能取得持续增长。而打破这些限制，就意味着必须打破利益集团的垄断，创造一个真正公平的、提振私人投资者信心的制度环境。

总之，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决心和能力打破垄断。不首先对内打破国内利益集团垄断，不继续在国内推动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市场化，也就很难对外打破少数国家对国际储备货币的垄断。因此，只有摈弃国内的局部利益，打破部门分割格局，才能最终获得更大的国家利益和国民福祉的增进。

全球经济金融竞争的胜者属于那些在经济繁荣时期（或危机未爆发前）敢于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国家。在全球竞争格局重塑过程中，谁能在今后占据有利竞争态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最能居安思危。因此，中国未来需要对外不断呼吁，督促国际金融秩序进行改革，对内则必须下定决心，主动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