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亚洲行着眼调动盟友资源

2014-07-11

奥巴马亚洲行求助之心大于逞强之势，看似意图修补“亚洲再平衡战略”，实则旨在调动更多盟友资源为己所用，从内政、盟友关系和国际局势三个角度观察，奥巴马的低调表现均与此目的相符。

4月23日至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完成其就职以来的第五次亚太之旅，穿梭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之间，核心目的在于安抚、拉拢亚洲盟友，利用“重返亚太”战略为其金融危机后丛生的国内问题埋单。亚洲四国之行各有收获，然而撇开外交辞令和政治游戏的掩映，实则乏善可陈。

亚洲之行求助于盟友

客观而言，相较于希拉里•克林顿在第一任期内“转身亚太”做出的频繁军演、穿梭外交、高调表态等大刀阔斧之为，此次四月之旅的确首鼠两端且略显低迷。系统考察美国当前所处内外局势，便会发现奥巴马此行求助之心大于逞强之势，看似意图修补“亚洲再平衡战略”，实则旨在调动更多盟友资源为己所用，从内政、盟友关系和国际局势三个角度观察，奥巴马的低调表现均与此目的相符。

首先，有三大国内变量影响奥巴马外交决策。第一，2008年以来的财政和经济危机。迫于债务、就业压力，美国不得不削减国防、外交预算，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战略收缩，政治极化格局的结构性影响加剧了这一倾向。巨额量变足以诱发海外军事安排质变，影响再平衡战略的切实开展。第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弥漫于美国的厌战情绪。皮尤中心民调显示，2013年来大部分美国民众开始对干预他国事务采取怀疑态度，52%的被访者认为美国应该更加关注本国国际贸易情况。第三，页岩气能源革命。页岩油气开发将使美国天然气达到自给自足并仍有剩余的安全状态，即将实现从油气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身份转变。由此催生美国外交决策新变化：其一，加快从中东、北非等传统油气来源地实施战略收缩，降低介入程度；其二，更重视同油气消费大国如西欧、印度、中国等的合作。基于上述三大变量的有力影响，奥巴马四月之旅并不想责难、激怒中国，毕竟财力不足、厌战之风及能源合作的可能性使它无心卷入争端。

其次，着眼亚太区域，不难发现美国的盟友体系亦非铁板一块。此行只为调动盟国资源，服务于美国主导亚太秩序的需要。从经济资源来看，奥巴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签署，为振兴美国经济和重塑制造业寻租。然而正是在TPP协议是否签署的拉锯过程中，美日裂痕暴露无遗：日本2013年1月宣布加入美国主导的TPP谈判，然而作为一个一贯奉行保护国内市场政策的国家，兑现承诺签署协议无疑是开罪国内选民之举，安倍政府于是企图利用美国落实TPP的急迫心态，迫使奥巴马政府在钓鱼岛、参拜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安全与政治议题上让步。奥巴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新表态也算给足了安倍面子，但终究未能在TPP方面讨到好处，悻悻离去，足见两国同床异梦、各怀鬼胎。从政治资源来看，由于盟友相信美国一定会提供威慑、遏制中国的保障，故而多数采取“搭便车”的态度，日本将防御费用降低至GDP的1%，台湾和韩国则少于3%，迫使美国每年不得不消耗重金。于是乎，奥巴马此行的另一个意图即寻求为美国“减负”，表示相关行动的成本决不能仅仅由美国承担。

再次，从更为广阔的国际现实来看，奥巴马出访亚洲四国之际乌克兰局势波谲云诡，作为美国最主要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俄罗斯一直与美国龃龉不断，而克里米亚问题使本就冷淡的俄美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一方面，为了应对俄罗斯的威胁，美国会力主削减用于“转向”（pivot）亚太的经费，强化再平衡战略已然缺少经济支持，难以有大的举措；另一方面，乌克兰事件后的东亚异常敏感，美国唯恐腹背受敌，故而通过出访放话安抚盟友，并进一步唤起日本、菲律宾等对自己的效忠之心，同时也欲达到威慑而不激怒中国之目的，毕竟美俄关系僵化期内，中美关系的缓和显得格外重要。由此推断，鉴于经费不足、求稳心切，通过再平衡战略遏制中国的步骤难以出现任何实质性推进，奥巴马所能做的也只是唱唱高调、表表姿态，此次访亚的主要目的其实在于向盟友求助。

中国政府以“巧实力”应对

鉴于美国当前内忧外患的情势，有理由相信这次亚洲之行将不会强化奥巴马政府对深化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雄心，而是将在一定程度上激起美国对如何维护亚太主导权的反思：如何说服日本、马来西亚迅速加入TPP，采纳美国的区域经济构想？如何妥善利用菲律宾军事基地，不卷入中菲领土争端的同时又使菲律宾对盟国承诺深信不疑？如何平衡中国崛起给区域局势带来的权力配置变化，威慑而又不失合作？此次亚洲之行并未给美国带来实质性收获，反倒是上述问题让美国伤透了脑筋。

对于美国此举，中国政府较好的化解办法是运用“巧实力”，强硬与感召并举。首先，看清当前形势，奥巴马就钓鱼岛问题的最新表态虽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刺痛中国敏感神经，但无需急于对该表态及美日同盟前景做出定论，而是要“听其言、观其行”，表现出外交政策一以贯之的强国之势和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路线的坚定信心。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两国避开俢昔底德陷阱、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最佳途径，到目前为止，两国已就此概念达成初步共识，而关于如何实施，进展程度、速度等问题则是日后需要慢慢协商的。可以想见在此过程中，由于中美两国价值观、国内政治制度差异和国际体系复杂的系统效应牵引，坎坷甚至关系反复都是必然的，但作为概念的提出方，中国在和平发展自身的过程中始终要以长远、全面的眼光分析美国的所作所为。奥巴马亚洲之行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果一味沉溺于奥巴马旨在强化再平衡战略的窠臼，忽略当前区域内外局势特别是美国的国情，则易犯错。

其次，按照中国国力发展的节奏增强军事能力。与国力相符的军事能力一来有利于稳固国防，警示他国；二来也有利于缓解安全困境，不过超出国家能力的军备扩张无疑会引发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亚太国家的警觉，反倒不利于为中国崛起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应在当前形势下采取三面外交策略：对美实施软平衡（soft balancing），通过非军事手段抵御其遏制；对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的挑衅行为采取硬平衡（hard balancing），该强硬时绝不退缩；对亚太区域其他国家和区域组织广泛推行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力求以大国之德感召友国，以期“中国威胁论”、“称霸论”等自动化解；另外还要更多地在区域内甚至更高规格的国际组织中争当负责任的大国，通过获得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为中国以及广大南方国家的发展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