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形成经济运行新常态

2015-05-05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和政策，其目的都是要形成中国经济运行的新常态，核心内容在于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抓住当前和今后影响中国经济的四个重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方案。

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低于潜在增速？

判断当前经济增长是高于还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由于我们无法准确地计算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所以只能用间接方法进行判断，也就是根据物价和就业情况进行判断。如果经济中存在通缩压力、就业情况恶化，说明经济中存在没有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和其它资源，那么，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此时的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

从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看，目前通缩风险持续加大，PPI从2012年初至今，连续同比负增长，近期有所恶化；CPI也在大幅走低，我们预计CPI同比增长将从去年的2%进一步下滑到1.4%。CPI趋势性下行降低通货膨胀预期。2014年以来，CPI当月同比增速从5月份的2.5%持续下行至12月的1.5%，CPI愈趋强烈的下行趋势对通缩预期形成正反馈，不利于2015年CPI回归正常区间。PMI就业指数走势偏弱，从2012年至今，就业指数连续低于50以下，处于收缩区间，说明就业在恶化。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当前我国的潜在增长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背后主要的拖累在于疲软的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2015年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净出口也会随着海外经济持续复苏而好转，但房地产投资将继续拖累经济增速，预计2015年GDP增长7.3%。

未来几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可以保持在7-7.5%左右。针对市场上关于未来几年中国潜在增长将进一步下降到5%左右的预测，笔者并不认同。结合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他们从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中间过渡期大致在3年左右的时间，中国从2008年开始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下降趋势，至今已经6年多了，我们判断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均衡点，即未来几年经济增长可能保持在7-7.5%左右。中长期看，中国仍将维持相当长时间的人口红利，我国有效的劳动力供给（25-64岁人口）在2025年前难以见到明显回落，而且劳动者受教育的年限增长，劳动者的素质在提高。此外，改革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体制改革的红利是巨大的，潜在增长有望提高。从必要性来看，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2%，增长空间很大。因此，不必对未来增长过于悲观。

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

提高经济的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改善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消费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人民大众；2）提高经济的创新能力，让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3）发展绿色GDP的任务特别迫切。有统计称，2005年至2013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30%，但是这种计算方法有问题，因为其分子是实物量，而分子是包含价格因素的名义量，如果把分母用去掉价格因素的实际GDP计算，那么同期中国单位GDP能耗反而上升了5%，说明中国的能耗在恶化，而不是改善，这与老百姓的实际感受是一致的。

改革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关键。在改革方面，习近平主席强调“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改革的决心是成功的前提。我们注意到，当前市场对改革仍然存有怀疑，部分观点似是而非，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看法：1）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衰退，改革难以改变经济增长下滑趋势；2）改革更复杂，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可能像飞机的某个零部件坏了之后，把坏掉的部分修好飞机就可以起飞，中国经济必须全面大修；3）改革阻力很大，不好推进。应该说这些担心，表面上看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不改革行吗？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决心和方法。中国历次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都很难。这些问题的存在正可以成为改革的触发器，在日子好过的时候，谁也不愿改革。习主席表明决心，“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鉴于改革难度，我们认为改革是一个过程，不是个一蹴而就的简单事件，改革最终成功可能需要3-5年时间。虽然改革不能立竿见影，但边际上的改善是看得见的。决心有了之后，方法显得更加重要。我们对改革持有信心。

货币政策应该如何操作？

在各项宏观政策中，因货币政策灵活性较高，在本轮金融危机后，被各个国家广泛运用，其中美国和日本货币政策的效果比较显著，美国经济增长已经强劲复苏，日本经济已经走出多年的通缩状态。从我国情况看，最新的宏观经济数据继续显示，经济增长动能弱，通胀压力小，货币增速放缓，现行货币政策成效不大。中国的政策利率相对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来说，调整缓慢且变动频率低。由于政策利率调整得不及时与不充分，在历史上多次引发经济过热、过冷和通胀率的大幅波动。

央行的无风险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的过程，受制于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种监管政策的影响。金融改革刚刚起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仍未被完全清理，这些均抑制利率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加之非标监管加强，表外融资大幅萎缩，实体经济主要靠银行信贷渠道融资，而无风险利率又几乎没有下降，银行的贷款利率和放贷标准升高，加重了企业部门的财务负担。当前我国非金融企业的负债大概在90万亿人民币左右，如果按照7%的加权贷款利率简单计算，每年企业支付的利息成本在6万亿元以上，负担很重。因此，在新的、更高效的利率传导机制建立以前，央行要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的功能，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是直接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空间巨大，中国平均19%的法定存准率是全球之冠。中国央行从2003年开始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主要是为了应对外汇储备推动的基础货币高速增长。提高法定存准率可以降低货币乘数，对冲外汇占款的大幅增加。现在形势已经逆转，今年前9个月，央行外汇资产增加不足8,000亿元，去年同期是1.7万亿元。尤其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外汇资产是净减少的，这意味着央行基础货币投放量的下行压力凸显，因此形势需要央行反向操作，即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货币乘数，对冲央行外汇资产的下降。

是否应该用人民币贬值来“稳增长”？笔者认为，采取人民币汇率贬值政策是不明智的。首先，在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总需求偏弱的格局下，中国出口份额在全球占比仍不断攀升，外贸顺差已经高达几千亿美元，此时再用“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即通过人为压低汇率的方式，进一步提升出口以支撑本国经济，将会加大国际贸易摩擦的压力。其次，其它国家汇率可能跟进人民币的贬值，从而使人民币的有效贬值非常有限。最后，汇率大幅贬值，可能触发资本流出，增加国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另外，在中国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也需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配合，如果汇率大幅贬值有损持币者信心。

亚洲区域互联互通对中国有什么战略意义？

“一带一路”是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战略，通过该战略实现亚洲区域的互联互通意义巨大。从宏观层面来讲，互联互通亚洲区的发展将推动中国对外投资、对外贸易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从行业层面看，国内四类产业将会受益，具体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性产能过剩产业、新兴产业和资源消耗型产业。

“一带一路”战略主要含括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中亚国家、东盟十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斯里兰卡等28个国家和地区。该区域在全球具有重要地位，共有38.2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53.6%，人口超过或接近1亿的国家有7个；2013年GDP总规模超过22.6万亿美元，占全球的30.2%，高于美国的22.4%和欧盟的23.2%。预计未来10年该区域将成为全球增长的发动机，全球新增需求的50-60%将来自该地区。

亚洲区内贸易比重有上升潜力，中国的影响力将稳步提高。2012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重只有55.3%，低于欧盟的59.2%。虽然亚洲区域外贸易额比欧盟高出7.4%，但区域内贸易却比欧盟低8.3%。因此，随着未来互联互通亚洲区从全球制造业中心向消费中心的转型，区域内贸易方面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鉴于当前亚洲区各国平均1/6的贸易额来自中国，中国在该区域的经济影响力有望持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