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褚蓥 赵俊源
一、政策背景
中小学生减负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近年来，我国密集发布了多项相关政策。2018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对于校外培训机构采取更为严格的规定。同年12月，教育部、发改委、民政部发布《中小学生减负措施》，提出详尽明确的减负措施。2021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切实避免“校内减负、校外增负”。2021年7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即“双减”。
二、“双减”政策的成效
经过持续数年的深化改革，“双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具体而言：
第一，学生课业负担有所减轻。据《光明日报》2021年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当年10月底，在作业管理上，中小学校普遍建立了作业统筹管理制度，作业量得到有效合理压减。99.4%的学校出台了作业管理办法，94.9%的学校绝大多数学生能在规定时间完成作业，学校普遍建立了学习困难学生帮扶制度。
第二，校外课后服务数量锐减。2024年，教育部副部长王嘉毅披露了一组数据：经过三年的整改，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大幅下降，大规模学科类培训无序发展趋势基本得到遏制；全国20多万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普遍开展课后服务，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由“双减”前的50%左右提升到目前的90%以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学质量明显提升。
第三，考试得到优化。具体表现为：1.加强了对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的考查，减少了死记硬背和“机械刷题”现象；2.部分地区小学一二年级学生不再进行考试，且不再对小学、初中阶段的学生成绩进行排名。
三、“双减”政策真正落地仍然存在阻碍
诚如前述，“双减”政策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
第一，功利化的社会心态不利于“双减”政策落地，并形成了强大的阻力。“双减”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提倡人本教育，推崇素质为先。但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应试教育，而考试又的确是当下最主要的选拔人才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一提到减少学习时间、作业量，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学生的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不能拿到好成绩。而同时，成绩和升学始终是学校和家长最为看重的评判标准，学校、教师、用工单位等依旧围绕着分数、文凭等打转。
第二，家长私下为学生加码，导致学生非但没有减负，反而增加负担。因为对“双减”政策的不认可，所以在政府、学校主动给学生减负的同时，家长却在私底下给学生“增负”。有的高知家长在家给放学的学生补课，有的富裕家庭花重金聘请私教给学生补课；甚至还有家长组建了专门的微信群，交流给孩子补课的经验。所以，学生负担并没有真正减下来。
第三，未能彻底改变教育考核模式，尤其是对学校、教师的升学率的考核，导致学生压力不减。对于学校，尤其是初中、高中，升学率依旧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这也就导致“双减”政策只能对低年级的学生产生较好的成效，而对高年级学生则效果很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334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占总数83.3%的受访家长对孩子现在的学习生活感到满意。但是，随着孩子年级的升高，家长满意度呈现下降趋势，初中学生家长满意的比例相对最低，为78.1%。 这即是说，学校、教师在高年级层面依旧会转向“应试教育”，而较难落实“双减”政策。
由此可见，“双减”政策在社会、家长、学校层面都遇到不同程度的阻碍。
四、“双减”政策遇阻原因分析
导致“双减”政策在执行中遇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而言：
第一，压力过程影响政策执行。在《压力过程》中，Perlin 提出了压力过程理论模型。他认为，压力分析分为两个范畴：压力暴露范畴和压力易感性范畴。所谓压力暴露，涉及压力来源，包括短期事件、长期影响等，比如生活苦闷等。所谓压力易感性，指的是个体具备的、能对压力进行调解的资源，包括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等。
这一理论可以被用于分析家长、学生、学校、政府等面对减负政策时的行为选择。
从社会层面来看，功利化的风气依旧是主因。在功利化的风潮影响下，竞争的胜出者“赢家通吃”，失败者“一无所有”的情况比比皆是。
由此在教育领域，家长萌发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思想，并逼着孩子接受竞争结果，勤奋地“吃小灶”。于是，家长会抵制“减负”政策，或明或暗地不配合执行“减负”政策，致使“减负”政策的执行遇到阻碍。
第二，压力复杂系统阻滞政策执行。社会、家长、学生、学校、政府等各方，构成了一个压力交互复杂系统。
这里仅以家长为例作一说明。当家长在达到压力释放阈值时，会倾向于向该复杂系统中的其他主体释放压力，从而催逼其他主体产生反应：1.家长催逼学生，更加勤奋地学习，尤其是主动在课后“吃小灶”。2.家长催逼学校争取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以及增加竞争性管理举措，从而提升竞争效果。3.家长参与具体社会事件的舆论发酵，从而增加社会功利化倾向，使得社会倾向无法自我折返。4.家长借助社会舆论、政策建议等方式，干预政府的“减负”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并催逼政府出台竞争性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家长本人存在“唯精英论”的思想，学生也会产生“唯分数论”的思想，学校会产生“唯升学率论”的思想，政府会产生“唯成功者论”的思想，社会会产生“唯资本论”的思想。这些思想所导致的行为会交互作用，即压力释放行为一旦产生，会因为复杂系统的存在而很容易构成了一个交互作用的局面。这表现在具体实践中，便形成各方主体对“减负”政策的或明或暗的执行不配合。
第三，除上述两大原因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也在干预政策的执行。1.公共资源有限，无法实现教育资源的绝对公平配给。在公共资源有限、无法实现公平配给的情况下，为了争夺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家长、学生、学校相互间会形成竞争。2.校外培训机构出于逐利倾向，采用非法手段，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官员、学校领导等，干预“减负”政策执行。
五、“仁本”视角下的“减负”之道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从如下方面予以应对：
第一，立足“仁本”视角，确立“天下为公”的育人路线。我们要以改变社会风气为目的，封堵“赢家通吃”的精英夺利空间，改变社会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使社会逐步摒弃功利化竞争的社会精英生产模式。针对教育界弥散着一种功利化的倾向，我们应调整育人路线，立足“仁本”视角，树立青年“天下为公”的观念。
所谓“仁本”视角，指的是所培养的人，应形成为了天下人的幸福而奋斗的思想，树立只有能够更好服务于天下人的人，才能成为赢家的理念。通过服务天下人，人能更好的自我实现，而不是获得更多财富与其他资源。这就是“仁本”视角。
我们的教育事业应注重培养这样的有志青年，令他们逐步成为社会主流，活跃在各个舞台上。
第二，树立正确的教育评价机制，建立对“贤”与“能”的双通道评价管道。当前的教育评价机制过度强调学生的“能”，强调学生掌握的知识、技术等水平。这导致学生的“器物化”，又结合社会的功利化风潮，进而导致学生之间以知识、技术等作为竞争手段，追求“赢家通吃”的精英式人生。
所以，应调整教育评价机制过度强调学生的“能”的现状，强调对学生“贤”的评价。我们应尝试构建适度标准化但非精准量化的品行评价机制。
所谓适度标准化，指的是要建立对学生品行的可具体操作的评价标准体系。具体而言，这一评价标准体系要由多元主体参与评价；评价内容多元化且适度宽松，给人以主观评价的空间；评价方式多元化，即囊括考试考察、社会志愿服务、邻里走访评价、家长主动评价、教师观察评价等各个方面，以及延时化，即展开一定时间跨度的跟踪评价。
所谓非精准量化，指的是评价以主观评价为主要表达方式，并以标定大区间或等级作为辅助表达方式。这即是说，评价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将人分出等级，而是要体现出人的品行的优缺点。这便于学校、用人单位结合自身情况，遴选青年。
教育主管部门不仅要建立对青年的双通道评价机制，还要建立对学校的双通道评价机制。对学校的评价机制，不仅要考察学生的升学率，也要考察接收学校、单位、社会对学生的评价情况。
第三，增加德育内容，引导家长和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立足于确立正确的教育评价机制，应推动学校摒弃“唯升学率论”的旧观念，注重对学生本人的教育、型塑。这即是说，要推动学校发挥开展德育的积极性、创造力，加大对德育的投入，增加德育内容。
德育不应只面向学生，还要面向家长。学校要通过多种渠道，既影响学生，也影响家长，树立他们的正确的人生观。学校要引导家长在家庭教育中，言传身教，培养学生的“仁本”观念，树立学生的“天下为公”的奋斗路线。
第四，除上述应对措施以外，还应采取如下方面：1.应适度兼顾公平，不断灵活调整教育资源供给方式与内容。2.加大监管力度，减少教培机构等对政府官员、学校领导的不法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