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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之间的平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景烈
2015-05-19
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应该在维持高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两年来的经济下滑如果长期延续,后果将是工业凋敝,收入增长放缓,就业不稳,中国将重蹈拉美化覆辙。
本月中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握经济大势,保持调控定力,坚持底线思维,按照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思路,扎实做好各方面工作。为充分领会此次会议显示的方向性信息,我们有必要了解两年多来经济政策的走向,深入辨析目前流行的舆论意见,理清思路,明确方向。

中央经济政策呈现执中特点

从2013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的经济决策总体上带有折中主义或谨慎的特点。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到2014年5月28日,决策层同时又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下面两个方面,这一特点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国企改革谨慎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当时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并没有如何避免国资流失的相应内容。不过几个月后,习近平在2014年的“两会”上强调不许出现国资流失的情况。他3月9日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

国资委对于央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比较谨慎,没有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而是要求先试点再推广。2014年7月中旬,国资委正式宣布选择六家央企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决定》提到了国企领导人的股权激励方案,因为涉及到国资流失,国资委在这方面至今也没有出台具体细则,媒体报道说该细则可能会在2015年初出台。

其二,在“降速提质”方面,官方也比较谨慎。现在官方提出的“新常态”,就是折中主义的典型表述,一面说赞同降低速度,由高速换档到中高速,容忍“阵痛”,但一面又强调不能降得太多太快。

2013年6月底,央行未按惯例放钱,令银行措手不及,出现了一次“钱荒”,一时间人心惶惶。好在政府停止了不作为,出手“稳增长”,令2013年避开了危机的爆发。尽管真正的经济危机没有在2013年7、8月份爆发,但是自由放任主义者成功地制造了弥漫朝野的“危机舆论”,对官方的经济决策的方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问题是当危机确实逼近时,情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2013年上半年经济下滑较严重,让市场机制本身对经济运行发挥自动调节作用的思路有所调整,政府更为重视宏观调控,以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2014年上半年经济下滑更为明显,依靠改革红利来拉动经济的思路也有所丰富,政府重新拿出传统办法,通过大幅提高铁路、农田水利、港口、城市基建等领域的投资来拉动经济。

今年增速跌破7.5%已成定局。一个解释是,降低速度是必需的,有利于产业升级及结构调整。从历史来看,速度下降质量却提升、速度下降就业却上升、速度下降收入却上升的情况,其它国家成功的案例不多。

从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企图在速度下降之时仍能提升质量、提高就业和提高收入,难度较大。其一,在放权与扩大私企投资领域的刺激之下,私企的投资并没有明显上升。企业要投资,就必须有利润可赚,经济形势预期就要上升,现在经济下滑严重,利润空间压缩,加大投资的动力不足。其二,创业也是如此,经济形势好,才有钱可赚,大家才敢投资创业;形势若不好,创业成功率就低,甚至不敢创业。正如俗话说,“杀头的买卖有人干,赔本的生意没人做”。其三,对小微企业最大的帮助,是经济繁荣、保持高增长率以及较低的利率。降低经济速度,让企业陷入困难,也就很难为中小企业解困;制造钱荒,让银行放贷困难,同时维持高利率,不仅中小企业甚至大企业也不堪重负,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也就很难得到缓解。

总的来看,经济调整是痛苦的事,这种痛苦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需要尽量缩短持续时间。

政府在经济政策上亟待厘清的几个问题

就在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时候,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国商务部日前发布的第三季度GDP数字显示,美国经济7至9月份以5%的年增速增长。个别美国经济学家盼望美国高速增长,跑到中国来却说低增长是好事情。中国决策者对各种理论说法需要抱有必要的怀疑,并根据现状做审慎分析。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政府亟需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没有速度就没有一切。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当作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这一方向是正确的。没有速度就没有一切(包括质量),这是近年来经济工作实践所证明的。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应该在维持高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企图在低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质量,难度较大。两年来的经济下滑如果长期延续,后果将是工业凋敝,收入增长放缓,就业不稳,中国将重蹈拉美化覆辙。

第二,不利于稳增长的调结构可能导致经济休克。对这一点,不仅政府还存在着一定的混乱认识,中国知识界也没能将这一问题争辩得太清楚,因此不能苛责政府。在将“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定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紧跟着就指出“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可见,“稳增长”与“调结构”被视为相对立的两个目标。

“调结构”这个筐,什么都能装。不利于“稳增长”的“调结构”,并不是好的调结构;更具体而言,调结构应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标准,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调结构,都不是好的调结构。比如,以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为方向的调结构,实际上未必一定是产业升级,也可能是产业降级,因为第三产业未必比工业高端,否则美国政府近年来也不至于试图推动部分制造业的复兴。对我国经济工作来说,最为可取且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是促进稳增长的调结构。

第三,国企改革的几个理论误区有待澄清。近期,一些主张私有化的学者再次纷纷抱怨一年来国企改革陷入了僵局。例如,“现在国企改革很难,阻力来自于一个很有力量的群体。”又如,“在过去一年,产生了强大的改革阻力……改革陷入了进展迟缓的僵局。”这些学者的抱怨说明,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两会”上的警告,“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并非无的放矢。

关于国企改革,运动式的私有化是错误的,既无经济合理性,也无政治合理性;国企去行政化、党管干部变为职业经理人制、股权激励等所谓改革措施,未必有利于优化企业管理,也未必有利于政府对资源的掌控。这些问题都亟待梳理和澄清。

(本文原载于2014年12月《天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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