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决政改方案对香港选举的冲击

2015-06-18

面对现时的政改困局，各方的焦点是政改未通过之后，香港的政局应该如何走下去，以及该事件对其后区议会、立法会选举的冲击。

5月31日，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与泛民议员会面，并在会议中一再强调，香港的特首普选制度要将与中央政府对抗的“死硬派”排除在外，泛民议员随即表示坚决反对。这样，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改革方案，在立法会中极有可能无法得到三分之二议员支持，从而被正式否决。早在此次会面之前，香港各界对是次会面已不抱期望，并认为是各自表达立场的一场“公关秀”。所以，面对现时的政改困局，各方的焦点，并非如何促成政改通过，而是政改未通过之后，香港的政局应该如何走下去，以及该事件对其后区议会、立法会选举的冲击。

大型群众运动碎片化

民阵早前宣称，将在政改表决之日发动10万人围堵政总。此举明显是挟去年占中运动的余威，认为可以再次发起大型群众运动。不过，若我们小心分析，便会发现这种宣称可能是姿态多于实际，即使再有大型群众运动，也并非以一致行为冲击政府，而是进一步碎片化，基本会以“游击战”为主。

去年的占领运动，除了史无前例之外，更重要的是揭示了青年人对港府的不信任与距离，以及一种冲击公权力、以自我为中心和“没有总领袖”的新社会运动模式。这种模式由于没有组织性约制，所以“易聚、易散”，持久力成疑，极易过度消耗公民社会的力量。去年79日的占领，耗用民间对反对派的捐助以数百万元港元计；到12月初，街上的占领人数已不足数百。近期，学联在各高校丢掉半壁江山，便是占领运动式微的证明。

在前后不足半年的时间之内，公民社会的力量还处在调适过程中，根本就难以发起另一次大型占领运动。此外，政改表决之日与11月区议会选举时间间隔不足半年。反对派各政党现在正忙于重整旗鼓，备战年底以基层工作决胜负的区议会选举。若现在再栽进一场完全没有成效，又丢了地区根据地的运动，无疑就等同于政治自杀。

我们从民协冯检基自去年占领运动之后，极速把“饭盒会”召集人职务让予公民党梁家杰便可得知端倪。冯检基每天都在金钟与“学字堆”（学联及学民思潮）开会，完全放弃了深水埗丽阁选区的工作，而被建制派支持的谢晓虹逼到进亦忧、退亦忧之境。冯检基一直以地区工作扎实见称，他尚且如此，其他“口号第一”的反对派议员，又怎可能掉以轻心呢？所以，从政治利益考虑，即使反对派已有足够的实力，也会在稍后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区议会选举中，以保障现时仅有的100席区议员成果，而非提前在政改表决之时，便乱石投林，浪费资源。要知道香港主流民意的温度，是极难维持半年或以上的。

反对派“伞兵”参选恐昙花一现

反对派以固本为主，大型占领又未见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但我们仍需关注由占领运动衍生出来的空降“伞兵”在年底区议会选举中的意义。这群新人是以“被时代选中”、香港民主由我而起的姿态，参与年底的区议会选举的。从江山代有人才出的角度来看，香港的政制发展，无论反对派，或是建制阵营，都理应如此。不过从实际的选举安排来看，这群热血有余的年青人，不但难以取得议席，更有可能拖了反对派后腿，昙花一现。

首先，在占领运动期间，他们没有在广场人潮高峰期，做好分区选民登记，只一味迷恋在广场的浪漫，而平白浪费了区议会选举中最关键的组织工作。若当时，他们能够以全港18区为蓝本，利用“社工复兴运动”及从事小区发展的社工进行分区组织，相信今天的力量将不容小觑。

其次，他们没有了解参与占领运动年青人的心态。年青人除了对香港民主发展有热切要求之外，同时亦存在着一种“好奇、好玩”的越轨行为心态，原因在于若非占领运动爆发，他们绝对不可能在合法情况下占据香港的交通枢纽要道。然而，这种心态并不代表他们有成熟的政治取向。若“伞兵”以这种群众基础去衡量区议会的参选胜算，结果将会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毕竟，4年任期的承诺，所付出的勇气与毅力，将远较79日的占领运动成本为高。

第三，“伞兵”对虚拟世界存在迷恋及过分信任。笔者曾与一些有意参与本年区议会选举的“伞兵”交流，发现他们有一条以脸书上的“赞好”数字来推算得票率的公式。这明显与我们传统上以“人盯人”策略为主的拉票方式大为不同，可信度亦低，原因是脸书上的“赞好”，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即使“赞好”过千，也难以推论是集中在那一个选区当中。

第四，在分区部署上，“伞兵”们没有做好分析。在资源匮乏、时间不足情况下，应集中力量攻坚，或以“联防”的方式，让选民有推陈出新的爆炸性感觉。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大埔区的民主党党团。民主党在最高峰时拥有三分之一的议席，有能力在区议会主席的选任上左右大局，可如今却只剩下一席，而脱胎自民主党的新民主同盟（怡富选区任启邦、富明新选区关永业）却一直守得固若金汤。民建联内部评估需合最少5位区议员之力，才能有效动摇任、关二人。任、关二人的选区就在隔邻，他们就是以联防的策略，向选民“循环”提供服务，让选民误以为不断有新的地区服务出炉。

这种既省时、又省力的地区工作策略，“伞兵”们好像完全没有领悟，反而盲目地把“连任两届、自动当选的建制派”作为进击目标，于是便产生“东出一个、西出一个”的情况，根本就难以集中力量。即使稍有组织，例如“我们是未来计划”团体，只是相对集中力量在沙田区，也犯了不知彼、不知己的错误。

回想2011年区议会选举，人民力量大举派出46人参选，表面上追击民主党，实际上是在地区进行有系统整合，让参选人得票数集中在一个选区，多夺一席立法会议席。新界东的陈志全便是在此部署之下，成功跻身立法会。

相反“我们是未来计划”只因沙田区有多名公民力量议员多次连任而押宝，却没想过公民力量与新民党缔结联盟，在新民党强、公民力量弱的情况下，公民力量在沙田区是生死一战，绝对不是可选之区。相反，在民建联的根据地屯门区，有多名“连任两届、自动当选的建制派”议员不得民心，地方矛盾非常严重，即便是该区的建制派人士，对民建联议员亦有微言，如此缺乏支持及后防的选区，“我们是未来计划”却没有察觉。

根据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伞兵”在香港的参政议政路上，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亦难以在2015区议会选举中取得议席。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积极建立与青年人有效沟通的渠道。要知道，从“思政筑觉”、“杏林觉醒”等新兴组织的名称及构成来看，当前青年人参政议政的组织模式，已经出现“非传统”的新常态。区议会选举对“伞兵”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这种新常态，配合全港性选举，例如超级区议会议席争夺，黄之锋之流极有可能乘势而起，所以这才是建制派工作的重点。

关于青年领袖的培养，鉴于去年占领运动的冲击，笔者认为他们最好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与社福界尤其是青年服务团体保持良好关系；第二，激进青年对其不要太过反感；第三，引用安子介先生的名言，“粉红色就好了，不要太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