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抗战外交资源促进当前国家利益

2015-10-09

今天，二战期间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等盟国共同战斗的光辉岁月时常被国人提起，这也是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提醒国际社会，当年中国与西方盟国的合作有益于盟国和世界，今天中国将以“更加积极、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抗日战争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转折和奠基时期，从“东亚病夫”到“世界四强”，从“苦撑待变”到“积极促变”，从“弱国外交”走向“大国外交”。在战争后期中国积极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积极参与战时国际合作和战后国际秩序建构，使中国逐步走向世界政治大国。挖掘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历史资源，对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至关重要，对促进当前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抗战时期外交成果

收回国家主权，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收回失去的主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正常国家，是战时中国的重要任务。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在国家主权的收复与巩固方面大有进展。

首先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平等。由于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被美英等西方国家所认识，使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可能。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进行谈判，签订了平等新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租界等在华特权，接着中国与其它国家也签订同样的条约，最终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废除。其次是收复被日本占领的领土，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发表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都将归还中国。第三，利用抗战期间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巩固边疆。抗战时期中国不仅收复了东北、台湾，也加强了对新疆和西藏地区的控制。

支持亚洲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独立。抗战后期，中国以“亚洲代言人”身份积极倡导和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对世界弱小之民族，给予了同情与道义支持。作为四大国之一，中国不只是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更重要的是以一个大国身份，抓住战时国际体系转型的机遇，帮助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这是抗战后期中国外交与以往屈辱外交的显著区别。以往的外交从根本上来说是被动的、应付式的，而抗战后期的中国外交，体现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势。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参与，显示了一个大国的姿态，其主要举措包括远征军出征缅甸、扶助朝鲜独立运动、扶助越南独立运动等。

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作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丧失国家权益，对于战争避之犹恐不及，自甲午战争后中国军队再也没有境外作战的记录。抗日战争改写了这一历史。为协防缅甸，中国派出精锐部队入缅作战。尽管中国战场也急需重兵，但中国以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为重，将盟国共同的战事视为自己的战事。

作为亚洲代言人，中国重新负起对于周边国家的道义责任，支持邻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朝鲜在近代成为日本殖民地后，迫切要求民族独立，抗战时期中国对此给予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批准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该方案对承认朝鲜独立、援助朝鲜光复军及军事费用等问题都做了具体规定。抗战期间中国还积极支持越南独立运动。1942年10月，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在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实现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中国还支持越南在华开办各种训练班，为越南培训了大批独立运动青年骨干。

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建构。在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中国虽然处于弱势，但已不再是被动接受者，也不再是国际体系的边缘者，中国开始以主人翁的态度承担起大国责任，参与战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秩序的构建。二战后期，国际社会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等文件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维系了战后70多年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同美、苏、英三大国一起共同承担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国际责任。在亚太地区，中国承担了独特的大国责任，帮助周边国家抵抗日本侵略、摆脱宗主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在创建新的国际组织方面，中国也担负起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大国责任，为联合国的成立、章程制定，为人类集体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现实意义

这些外交遗产对当前两岸关系、中国外交、亚太国际关系、维护二战胜利果实和战后国际秩序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近代中国外交发展的历史视角来看，抗战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转折奠基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中国大国梦的基石和源头。

首先，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机制在外交上进行了协调与合作，尽管也存在着分歧与矛盾，但是与内政相比，在大多数外交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总结这段国共外交互动、合作抗日的历史经验，可以增加民族凝聚力，增进国共两党、海峡两岸对抗战历史的认同，有助于探索当前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在涉外事务方面的协商与合作，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共同维护东海、南海“祖权”，实现两岸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

其次，对当前中国外交的现实意义。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五常”身份等确定的地位，战后的中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抗战后期的大国外交对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合作框架进行了设计，奠定了战后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石，这对当前中国的亚太外交具有重要的借鉴及启示。特别是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日同盟不断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领海争端不断升级、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推翻战后国际秩序的背景下，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任务日益迫切。今天，二战期间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等盟国共同战斗的光辉岁月时常被国人提起，这也是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提醒国际社会，当年中国与西方盟国的合作有益于盟国和世界，今天中国将以“更加积极、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服务当前外交的措施

抗战外交研究应成为国家行为，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外交。

一、运用中美联合抗战历史资源，服务当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联合抗击法西斯，是中美两国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源和情感记忆。两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历史，有助于建构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两国在抗战史研究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有助于进一步唤起共同的记忆，加深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为建设新型中美大国关系、共同维护战后国际新秩序服务。

二、运用中国与周边国家联合抗战的历史资源，服务当前周边外交。抗战时期中国以“亚洲代言人”身份积极倡导和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抗战时期中国对朝鲜、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是今天发展中朝、中韩、中越关系的宝贵历史资源。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合作抗日的经历，有助于为当前周边外交奠定历史基础。

三、运用中国参与联合国创立的历史资源，支持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中国应该大力倡导和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四、在对外交往中，开展国际友人公共外交。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苏联、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习近平主席颁发的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中就包括这些国际友人的后代或遗孀。今后应该一如既往地加强与这些国际友人后代或遗孀的联系，把国际友谊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促进中国公共外交。

五、进一步加强抗战外交的学术研究。对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研究范式陈旧，较少从中华民族团结、外交历史发展的视角实事求是、客观地评价抗战时期中国外交。其次，抗战史研究较少采用亚太国家合作反对法西斯的视角，而事实上，挖掘这些共同的历史资源，对在亚太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果实和战后国际秩序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