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制暴”论危害香港社会

2015-10-26

港大学生关注学校发展本是出于良好愿望，可惜以武力和胁迫的方法冲击会议，触到了香港社会和法律的底线。“以武制暴”的观点若在社会获得认同，将对社会带来两方面的危害。

香港大学副校长委任风波近来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有港大学生甚至在校务委员会开会期间强行冲击会场，导致一片混乱。正当社会人士纷纷谴责学生的行为之际，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竟然“理直气壮”地解释他们的行为是要“以武制暴”即“以武力制止制度暴力”，有关言辞随即引起舆论大哗。

“以武制暴”论述的源起

有“示威之都”之称的香港，平均每年有多达7,000次大小规模的游行示威，它们绝大部分都守法、和平地进行。然而，近年香港社会泛政治化，示威者和警察的矛盾增加，一些示威游行经常发生争拗或推撞，令香港法治遭到破坏。港大学生会公然提出所谓的“以武制暴”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背景。

第四波民主化影响。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后，新一波追求民主的浪潮陆续席卷全球各地。过去几年，类似“占领行动”的公民抗命行为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过。远至早年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近至台湾去年的学生占领立法院及今年反对新课纲等一连串政治抗议运动，采取的都是类似的手段。以台湾为例，当地多所高级中学的学生在今年5月抗议新高中课纲，冲击及包围教育部，要求与教育部长公开对话，就曾成功迫使当局作出一定让步。

近年港、台社会运动大有互相推动之势，台湾学生激进的抗争手段也像雪球般越滚越大，很快传到香港。部分港大学生质疑校委会受外部势力影响，有样学样，爆发激烈的学生抗争，带头冲入会议室指骂校委。可以说，反课纲运动与港大生强行冲击会场一脉相承，皆在“抗争有理、违法无罪”的观念下，走上暴力冲击之路。

大型社会运动后的必然结果。历史显示，重大的社会运动过后，必然会大大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譬如，1968年5月，当年的欧洲经济并不差，但一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突然吞噬法国。它不仅在极短时间内席卷法国的各所大学，而且迅速扩大到工人阶级，引发全国性大罢工，之后更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有如潘多拉的魔盒突然被打开。

这一场“五月风暴”平息之后，虽无法令保守、僵化的戴高乐政权即时下台，不过却极大地改变了西方思想界的发展格局。左派学生开始分化：一派走上绝望、悲观、迷惘、彷徨的道路，一派则主张以毛泽东思想指导暴力革命。

香港目前的情况与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上一直有股不满的怨气存在。“占中”活动发起人一宣布启动行动，大批年轻学生随即呼应。“占领运动”结束后，香港社会恢复正常，但“占中”对于很多香港年轻人来说，却影响深远，深深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以武制暴”的论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占中”的后遗症。港大学生冲击会场，也是“占中”后遗症的表现。去年“占中”过程中上演的一幕幕暴力事件如冲撞、占领、帐篷挡路等，误导了一批青年学生，令其认为追求民主自由可以置法律约束于不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越激进越容易引人关注。

“不尊重法律”的缺口一旦出现，即意味着法治之窗遭到破坏，仿效者群起，变本加厉，有恃无恐。如5月浸会大学遴选校长，当时就有学生冲进校董休息室抗争，企图以粗暴的方式阻延任命。当前的港大事件就是同类事件的“加强版”。

“以武制暴”观点的危害性

港大学生关注学校发展本是出于良好愿望，可惜以武力和胁迫的方法冲击会议，触到了香港社会和法律的底线。“以武制暴”的观点若在社会获得认同，将对社会带来两方面的危害。

变相鼓励年轻人以“暴力”手段解决纠纷，破坏法治。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声称，学生在校务委员会没有决定性影响，而且校委会的决定不合理，所以学生进入会场亲自表达意见。按此逻辑，政改架构不符自己的意愿，就可以占领道路；财政预算案没有派钱，就可以持续拉布；一个心仪的人选没有当上副校长，就可以占领会议室。说到底，“以武制暴”的逻辑根本就是颠倒是非黑白。

不过，自去年“占领运动”后，冲击文化在不少港人尤其是年轻一辈中已蔓延滋长，“以武制暴”观点已植根于一些学生的脑海中，他们也因此屡次以武力挑战权威。长此下去，这种歪风难免会蚕食法治。香港是法治社会，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以武制暴”若持续蔓延，最终只会令整个香港社会蒙受损失。

出现少数人的暴政。自“占领运动”以来，“立场先行、不问是非”的非理性思维一直在社会上很受欢迎，香港社会的价值观日趋畸型。港大学生这种“以武制暴”想法的一个致命问题是：只要制度不顺眼，就可以将示威升级、用武力去破坏，他们自己才是评价制度好坏的标准。这就带来了少数人暴政的问题，并不符合民主多元化的精神。

相关建议

及时处理副校长委任一事。在“占中”爆发之前，港大校方原本属意陈文敏担任副校长（学术人力资源）。“占中”爆发后，因陈本人与运动关系密切，行为过于“政治化”，已非最合适的人选，如果最终落实任命，恐怕会对港大自身运作产生不良影响。不过，港大校委会拖延多个月仍未决定副校长人选，某程度上而言也是违背常理，说不过去。

就此，以下两个方案可供港大校方考虑。第一个方案是，这次遴选副校长，有很多不同政治势力试图影响结果，事件因此而政治化，若不委任陈文敏出任副校长，日后恐怕会引起更大风波。因此，校方不如索性取消副校长（学术人力资源）一职，一拍两散。

第二个方案是，港大除了涉及事件的“副校长（学术人力资源）”职位外，现时已有六个副校长及代首席副校长，分管行政、教学及拓展等事务。港大校方不妨委任陈文敏为副校长，但同时也虚化其职务，把一些重要工作分工给其他副校长，从而减少委任带来的负面效应。

加强犯法成本的宣传。暴力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应当依法从严处理。香港警方在去年的“占领运动”中拘捕了不少人，但据统计，迄今已经提出的检控、上庭个案，大部分都被法院判处罪名不成立，或者轻判了事。当然，也有少数人被判有罪，有些人甚至要入狱，然而，由于时隔太久，很多激进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些案件，不少激进人士仍然相信公民抗命的法律代价不高，决意“以武制暴”。

针对这个现象，当局有必要加强宣传公民抗命犯法的成本。客观、中立的媒体特别是网媒等可以把以往被判有罪的公民抗命个案整理并罗列出来，加强有关违法行为必遭严惩的讯息。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够重树法治的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