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需要找到经济增长新支点

2015-11-24

预计消费率将趋势性上升。“十三五”时期的一个变化涉及经济的需求端。过去十年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贡献大，而消费贡献持续下降，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体制和政策因素导致投资过度，其效率就会降低，不仅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内外部局面，经济增长动能十分疲弱。社会各界对“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分歧较大，悲观者认为，经济增长将延续金融危机以来的下滑局面；乐观者认为，中国仍将实现相对高速增长。因此，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是“十三五”规划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建议，“十三五”规划需要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支点和抓手，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转型，改善民生福利。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比2010年上半年的峰值11.4%大幅下降4.4个百分点。往前看，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根据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简单推算，“十三五”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需要达到6.5%。如果翻番目标以美元计价，考虑到人民币汇率问题，年度增长可能需要更高一点。这是一个底线增长目标，如果低于这个目标，翻番目标将难以实现。如果未来宏观政策做出更加积极的调整，将会提高私人部门的信心，再加上此前宏观政策放松的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可能会得到缓解。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2016年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稳定下来。

落实改革可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水平

改革可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率。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使得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82-1985年大幅提高到5成，9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使得TFP的贡献在1991-1994年提高到6成以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TFP的贡献在2002-2007年提高到5成以上，大幅提高了经济增长率。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从此前的10%大幅下行至7%左右。未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深入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十三五”是落实改革的时间窗口，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是改革的两个重点。从迫切的财税改革和政策来看，2012年以来广义政府部门的储蓄持续快速增加是个大问题，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作用比较大，需要尽快着手解决。截至今年9月底，政府机关团体存款接近21万亿元，较2011年底增加10万亿。政府储蓄意味着大量资金闲置，造成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而且还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除了地方政府的“少作为”是个重要原因外，地方政府缺乏财政自主权是个重要原因，它客观上无法将一个项目的沉淀资金用于其它方面的支出，致使当前盘活存量政府储蓄进展缓慢。此外，鉴于中国企业和居民部门的税负较重，建议运用广义政府大量的存款，降低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过高税负。

建议围绕金融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和金融风险管理这三条主线对金融改革做进一步的深化。第一条主线是金融业市场化改革,包括完善利率体系，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交由市场决定，提高资本跨境流动的便利性，降低金融机构国有股权比重和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加大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力度，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第二条主线指向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重点是构建多元业态金融服务体系，包括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以改善小微企业和三农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构建科技金融体系以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等。第三条主线指向金融风险管理，重点是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测和管理，避免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

加大民生工程建设，实现以人为本的增长

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应该成为民生工程的重点。首先，土地制度改革尤为关键。土地制度改革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打通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渠道，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其次，另一重要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市场化改革也亟需深化。户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无疑有助于进城农民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长，消除户口带来的就业壁垒也有助于改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逐步建立统一的社保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养老金改革。首先，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全国统筹，建立统一、公平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未来不排除将养老保险上交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可能，这也符合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分财权和事权的需要；其次，为了提高养老金投资的收益，全国社保基金未来可能发挥更大作用，地方类养老金投资的权益类投资比重也可能会大幅提高，这也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最后，鼓励农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提升消费率，促进宏观经济转型

预计消费率将趋势性上升。“十三五”时期的一个变化涉及经济的需求端。过去十年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贡献大，而消费贡献持续下降，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体制和政策因素导致投资过度，其效率就会降低，不仅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我国过去十年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既反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也有居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根据统计局的数字，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居民消费率从47%下降至35.9%，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的占比下降约7.2个百分点，而居民储蓄率上升约11个百分点，根据我们的估算，居民消费率下降有三分之一是受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影响，另外三分之二由储蓄相关的因素导致。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素，压低了中国居民的收入，抬高了居民储蓄率呢？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收入差距拉大等因素外，制度性的因素有很大关系。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不足，造成了政府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挤压了居民的收入。

“十三五”期间，需要提高消费率。首先，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扩大，有利于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其次，降低税负、改善税制，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最后，利率市场化将提高存款利率，提高居民从企业部门获得的利息收入。我们预计，2020年居民消费率会比2014年提高3个百分点，达到40.7%。此外，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消费性支出（特别是科教文卫等公共支出）需要有所增加，即政府消费率要上升。预计政府消费率将总共提升3个百分点，即由2014年的13.5%上升至16.5%。该预测符合国际经验。

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

发展绿色GDP。“十二五”期间将超额完成单位GDP能耗下降16%的指标，但我国能源需求的增长压力依然巨大，煤炭消费量比重仍然偏高，高耗能行业比重也仍然偏高，意味着发展绿色GDP的任务更加紧迫。“十三五”期间需要制定出更加科学的地方政绩考评指标，促进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传统产业去产能。解决产能过剩，除了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淘汰落后产能外，还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将加强部门的合作，包括产业、土地、环保、节能、金融、质量、安全、进出口等部门协调配合，同时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强化事中和事后纵横协管。在财税方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和环境保护税。在土地改革方面，工业用地价格有望提高，一方面弥补商业用地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能抑制工业产能的盲目扩张。此外，在环保治理方面，理顺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完善差别化价格政策，提高产业准入的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上限，倒逼超标产能退出、节能减排达标和自然环境改善。

加大创新投入，促进产业升级。加大创新投入，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我国对科研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2013年中国R&D支出占GDP比重首度突破2%。然而，这样的成绩仍不足以快速拉动经济增长，有必要就当前我国创新工作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针对性措施，让创新工作再次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