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倡导与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以平等互利的方式展开新型合作，密切经济联系。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东盟国家时提出“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强调建设面向东盟、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这两次战略构想的表达构成了“一带一路”的完整框架。“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约为4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逾60%，经济总量约为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这个带动全球六成人口、三成GDP的合作框架将由中国牵头。这是中国自建国以来经济与外交策略的首次重大转向。经济上，中国由吸引外资变为对外投资；外交上，由韬光养晦变为积极走向世界。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区域性经济组织或联盟，而是区域合作倡议，因此不涉及沿线65个国家必须一致同意的协议框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可以按需求主导若干个具体合作板块，更多的合作可能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因此，“一带一路”所涉及的谈判范围会极其广泛，中国可据不同国家特点需求设计具体合作协议。每个合作框架和协议的参与成员可以不相同、不重叠，唯一不变的是中国都在其中。这样会很大程度免去多边谈判耗费的成本，增加中国作为框架主导国的谈判权重。 香港的机遇与角色 基于“一带一路”的战略特性，被纳入国家战略对香港有重要意义。虽然香港多个领域走在国际前沿，但若不能整合在国家战略中，难以具备话语权。迄今为止，香港参与了50多家国际组织，但不具备在一个国际组织中的主要话语权。中国对“一带一路”的主导为香港的积极参与提供了宝贵机遇。中国的主导，使得香港可以获得在其它国际组织中不具备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通过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战略，香港可以尝试提出需求，提请国家将需求纳入战略框架，从而变相享有规则制定权，增进国家及香港特区的共同利益。这对香港是显著利好，相信会在相当程度上增进香港对国家的认同。 香港在其中的具体角色要根据国家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目的、合作产业领域以及自身优势来考虑。既然国家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考量之一是输出过剩产能，香港可以在相关产业领域发挥作用。 第一，香港可提供基础设施的设计、运营、管理和培训服务。“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领域就是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地铁、机场等。香港在各类基础设施的设计、运营、管理和培训方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有成熟经验。在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合作上，国家可负责主要投资，香港可参与项目部分投资及项目选点、布线、设计，并通过当地人员提供培训输出管理经验。此种模式在内地与香港方面的合作上有不少成功案例，香港在“一带一路”具体基础建设项目的合作可参考相关经验。 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北京地铁四号线。四号线项目由北京市政府与京港地铁公司合作。这是国内城市轨道交通首个以公司合营模式（PPP）投资的项目。四号线项目总投资额为153亿元，北京市政府占70%，特许经营公司北京京港地铁公司占30%。北京京港地铁公司由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香港地铁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港铁公司投资7.35亿元，占四号线总投资额的4.8%。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具有30年运行权。港铁公司的角色是负责管理。公司派高层管理人员常驻北京对四号线进行日常管理。在港铁公司高管的直接管理下，京港地铁自主开发了多项运营管理系统，在多处安全性能和服务细节上不断提升。四号线早高峰最小行车间隔小于两分钟，成为国内地铁发车间隔最短的线路。 第二，配套融资。作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工具，亚投行的法定股本达1,000亿美元，中方认缴股本达297.8亿美元，占总认缴股本的30.34%，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范围更为宽泛的平台是丝路基金。丝路基金完全由中国出资，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旨在于“一带一路”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融资服务。在首期100亿美元资本金中，外汇储备出资65亿美元，其余由中投、进出口、国开行出资。 虽然亚投行股本量大，中国占三分之一强，但在具体项目开展上，仍要进行融资。首期资本金达100亿的丝路基金，由中国掌有决策权，国家外汇储备作为主要支撑，体现出中国对“一带一路”项目的全力支持。不过在具体项目的融资方式和配资结构上，其实更加灵活。在融资方面，香港具有众所周知的优势，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比如，香港云集世界各地的机构投资者，市场的资金量十分充沛，融资成本低，融资环境宽松，审批程序便捷，监管严格。目前对香港的融资优势关注较多的是企业融资。企业融资之外，香港的优势同时可适用于为亚投行及“一带一路”项目融资。 在港中资金融机构可以成为这种灵活融资方式的主要参与者。由于亚投行57个创始成员国涵盖世界主要国家，众多主权国家的担保令亚投行融资的信誉度和安全性能极高，因此对金融机构有较高吸引力。丝路基金在对具体项目的支持上，金融机构同样可以提供配资，按照一定比例为项目提供资金，这样可提高资金来源多元化。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内地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经验不丰富，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不十分熟悉，因此会增加投资风险。在港中资金融机构对评估国际项目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这些机构参与融资可以为国家在项目选择和风险投资上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和视角。 第三，资产管理及运营中心。香港在资产管理上具有成熟丰富的经验。香港管理的资产七成来自香港以外投资者，八成资产配置于香港以外市场。这种高度外向型的资产管理经验，使得香港十分适合管理国际性的投资基金。目前越来越多的中资金融机构在香港设立国际资产管理分中心，但这些资产管理中心基本为个体金融机构基于机构自身发展考虑的业务部署。香港尚未存在国家级别的资产管理中心。“一带一路”战略是香港参与管理国家级基金的契机。亚投行或丝路基金可以在香港设立地区资产管理中心，吸纳香港在资产管理上的优势，同时可借此机会培养内地在资产管理上的国际化人才。 适当引导特区政府系统整合业界意见 中央可适时引导特区政府就“一带一路”战略搭建沟通和意见整合机制。在发挥作用的具体技术细节上，仍需深度整合香港各方意见。特区政府在整合业界意见中有重要作用。特区政府虽然已经就“一带一路”开展系列讨论和研究，听取专业意见，提出了香港可以在商贸物流、高端专业服务、资产及财富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这些构想主要处于向业界征询意见以及研究设想层面，特区政府是否能在更加积极的层面有所作为，中央可在有需要的时候进一步引导特区政府搭建沟通与意见整合机制。 第一，建立专门沟通管道。中央可根据需求引导特区成立高层联席会议机制，使特区政府具备针对“一带一路”事宜的专门沟通管道。特区政府可在研究与征询的基础上，根据收集的意见与中央保持畅通的日常沟通机制。一方面了解中央对“一带一路”具体项目的推进思路，另一方面与业界不断互动，寻求其中的可能性机遇。 第二，引导特区成立意见统合办事机制。香港业界虽然有自己的声音，但在特区政府层面匮乏实质的整合机制。面对复杂宏大的国家战略，单凭业界分散的力量，很难把握与统合其中的利益格局。特区政府可令内地及政制事务局，以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为牵头部门，并统合相关部门，建立“一带一路”框架下统合各业界的办事机制。在充分了解国家具体部署的基础上，此办事机制需要在如何促进国家以及香港利益的前提下，引领公共与私营机构并做出具体部署。由政府牵头的统筹工作机制将会改变目前业界分头、寻求商机的零散而被动的局面，也可令特区政府倡导的“积极有作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落在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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