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皇后码头搬迁事件起，本土化运动日渐激烈。此后经过多次选举和政治事件的冲击，“本土”与政治更变得密不可分。“占中”事件发生后，香港的新生代认为把香港的民主发展与国家的民主发展挂钩是不切实际的设想，本土意识进一步被合理化。从“退联运动”及各大专院校学生会改选来看，只有理工大学学生会由非本土派当选，其余全数由本土派掌控，我们便知道本土化已成为了一股政治潮流。 本土意识最根本的解释就是“你我之别”，而一国两制的原始设定就是“你我之别”；加上中央容许香港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民主选举，容许政党的出现，本身意就味着本土化必然发生。我们分析全球的政党发展历史，发现除了殖民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本土政党是在外地执政的。香港虽然没有“政党法”，但不代表没有政党政治行为。这种政治发展的必然性，在香港去殖化过程中，应该已经可以估计到。既然香港与香港的政党有本土的基因，“一国两制”的原有构思又包含了“你我之别”，那我们就必须了解两地的根本差别何在，了解香港本土的灵魂即香港同胞所坚持的核心价值。 香港的核心价值，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比较系统的表述，体现在2004年在基本法23条立法危机之后香港一群学者出于对时局的忧虑共同联署的一份《香港核心价值宣言》。该文件概括性地指出，香港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恪守专业”八大项。2014年10月21至23日晚上，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进行了随机电话调查，共成功访问了804位18岁或以上的市民，得出香港社会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即核心中的核心），第一位是法治（22.9%），第二位是自由（20.8%），第三位是公正廉洁（15.3%），第四位是民主（11.1%），到第五位才是追求社公稳定（8.3%）。 这与中央希望带动香港社会聚焦于“谋发展、保稳定、促和谐”的主旋律，明显出现了彼此的认知落差。对比亚太研究所的调查结果，“谋发展”的内容接近第七位的市场经济，占3.5%；“促和谐”接近第八位的多元包容，占2.5%。中央的看法，只有一点与香港同胞是一样的，就是“保稳定”，接近第五位追求社会稳定，占8.3%。然而，这个“保稳定”，与香港同胞对法治的认同，相差了14.6%。这表明中央由上而下的分析，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较大差别。 剔除民粹主义的影响，香港同胞所坚持的核心价值会影响到不同政党在制定政纲时的决定。亲建制阵营的政党在紧跟中央路线的前提下，打出“促经济、保民生”的纲领，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只能保有原来的支持者而难有大幅票数增长的主因。这些纲领导致年青人的反感，与香港的本土情况并不对题。 若要了解香港的本土情况，我们便要掌握这些核心价值背后有什么针对性的载体。香港同胞尤其年青人最关心的社会议题不外乎三项，当中包括“政治发展、楼价高企与收入停滞”。政治发展比较容易理解，香港的本土情况就是指普选行政长官与全体70名立法会议员，简称“双普选”。由于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办法无法在立法会获得通过，政治发展呈原地踏步状态。中央与香港同胞的矛盾变得尖锐，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 至于楼价高企及收入停滞，有人认为，这不就是中央寄望香港聚焦在“谋发展”上吗？如果我们是这样解读，这就与香港的实际情况相差更远。“楼价高企”与“收入停滞”当然与经济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个情况并非香港独有，而且即使有关系，在香港核心价值中，只是排第七位，因而“谋发展”并非是香港情况的解决方法。“楼价高企”与“收入停滞”看似是两件事，实际上一衣带水。香港过去一直都过度重视商业发展，重商主义造成经济与人才培育过于单一，并高度依赖金融与服务业，第三产业占本地生产总值九成以上。个人利得税又一直偏短，卖地收益成为特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回归前后，中央为使商界留港建港，在政治制度的设定上高度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在特首选举委员会38个分组之中，有28个分组与30席传统“功能组别”的分类出现重迭，即制度上的预设已为这群商贾巨富提供了相当大的政治保障。这种政治与经济结成的利益纽带，产生了“新政治经济特权阶级”；而从地产发展衍生出来的“大亨经济”及其涟漪效应影响到各行各业，并危及香港同胞以往的价值观与生活习惯，日削月割地动摇了香港的法治根本。法治的根本并非狭义地合法与否，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平环境与平等参与的游戏规则。一般市民在现有制度之下，显然是被排除在游戏之外的。正是这种“被剥夺感”，损害了香港的核心价值，一种重新作出你我区分、基于自我保护的本土意识便在选举之中，被高举了出来。 所以，要解决香港的本土化趋势，就要先尊重香港既有的生活习惯与核心价值。这种情况一如国家对少数民族与文化的保护与尊重一样，双方在适切的政治空间之下，共荣共存。首先，就是要把握明年特首改选的关键时机。香港特首换届选举，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在面临政改的困局和香港同胞对中央的信任程度持续低迷情况下，新一任的特首除了政改的工作以外，最重要是复位陆港之间的关系，清楚地让香港同胞知道一国与两制是并存的政治现实，以及当中明确的分野。这种分野强调特区政府与中联办、港澳办等驻港机构相配合，各施其职、权责分明。 其次，在政改问题上，中央沿用8.31的框架，需要让香港的同胞感受到，中央致力维护香港公平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对“新政治经济特权阶级”和“大亨经济”必须有所抑制，使得中小企业在香港重获发展开间，让香港同胞再次感到香港是一个容许有梦想的地方，令“地产霸权”一词真的在香港消失。另一方面，也要针对选举委员会及功能组别的组成进行必需的改革，进一步开放参政议政空间。在全面取消功能组别之前，中央应主导政治话语权，主动按步就班地把个别功能组别选举改为“个人票”。要使香港同胞清楚感受到，是中央保障了香港同胞的核心价值与生活习惯，而非港独的力量。 还有就是陆港之间在政治与经济上适宜保持一定距离，即回归到“一国两制”蕴含的“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原则。在上述的建议落实之后，陆港融合、人心回归自然会水到渠成，而无须把陆港融合列成特区政府与相关驻港部门的硬任务。参照港英殖民管治的经验，保持距离是一种有效管理香港的手段。张炳良教授曾经指出“保持距离，尊重香港独有本土文化”是英国的管治方式，张楚勇博士也有相似看法。在港英时代，即使存在对英国的“效忠”现象或对政治异已者的监控行为，政府也尽量地以“只做不宣”的方式执行，以减低“香港人”的反弹。这种“保持距离”的间接管治手法，有利于保障香港群体的生活模式，同时，亦令英国治港99年总的来说是平稳的。 所以，中央对香港出现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不宜过早公开表态，不用一出状况，便马上急着要去澄清。在香港紧张的政治环境下，有时道理在手，也不一定能说清的。反而，忍一时，退一步，让问题合理地发酵一下，可能有助于把问题看得更清楚。届时，特区政府主动寻求中央协助固然是合情合理，即使特区没有求助的需要，中央也不会落得“主动介入香港事务、破坏一国两制”的骂名。
当香港同胞对中央的反感降低了，“人和”自然会“政通”。香港同胞对中央的信任度增加，也会直接影响到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程度。相反，特区政府能取信于香港同胞，却不一定有助人心回归。 英文有一句谚语叫“Less is More”，而公共管理上也有一句俗语是“管得到，不如管得刚刚好”。香港同胞在多次陆港矛盾中，已成惊弓之鸟。在未来一年之内，香港要经历三场选举，中央任何举动，都有可能被反对派大做文章。所以，中央应当尊重香港在地情况与核心价值，避免公开表态，以免被过度解读，在明年3月特首改选之前，少说话，多筹谋，以时间换空间。3月之后便在未来两年之内，进行实质改革，这将有助缓解当下的紧张局面，重建港人对中央的信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