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胜选之后，外界对特朗普时代美国的走向做出截然不同的研判。这些研判大体归于两类：持体系决定论的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行为将受体系的制约，并最终被体系“驯化”，特朗普因此难以对美国民主体制做出颠覆性变革；持个体决定论的观察人士则无限夸大特朗普个性对其政策制定的关键作用，以及由此给美国民主体制带来的根本性改变。 这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前者主要从体系层面来考察特朗普可能的政策行为，强调体系对个体的制约以及个人难以冲破体系的束缚，但忽略或者说低估了个体强大的主观能动性。后者则从单元层面出发强调个体对体系的改造作用，认为这种改造足以改变体系的某些关键特征，但低估了体系对个体的束缚效应。 跨越体系与个体的理论解释 事实上，单一层次的视角难以客观解释及预判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可能的政策变化。因此，需要有一种跨越体系与个体的跨层次理论来解释特朗普时代美国的政策变化。这种跨层次理论试图将体系的约束与个体的能动性结合起来解读个体的最终行为取向。 通常而言，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强时，个体最终的行为取向难以准确预测；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强，而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弱时，个体倾向于顺应体系，主动被体系塑造；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弱，而个体主观能动性强时，个体具有突破体系束缚的强大意愿和能力，并进而塑造有利于个体的体系；当体系的约束能力弱，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也弱时，个体倾向于维持现状。 特朗普政策发展阶段 从上述理论假设来看，特朗普上任之后的政策变化当属第一种假设，即美国民主体制所造就的一系列约束机制仍然对特朗普的新政施加强大的约束，而特朗普也展现出强劲的意愿去寻求突破体系的约束，并进而塑造有利于己的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最终可能的行为取向就取决于其自身与这一系列约束机制的互动。当双方的互动呈现出互不相让的局面时，特朗普将很有可能会坚持己见，并进一步释放主观能动性，以寻求最大力度地突破体系的约束，而这又将激发体系更加强烈的反应。因此，双方将进入一个激烈博弈的僵持期。不过，僵持期最终会过去，而后将会是妥协期。在这段时期，经过双方激烈的博弈，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特朗普的某些修正，同时特朗普也接受体系一定程度的约束。其后，在此背景下，特朗普的施政空间将大为拓展，施政压力也会逐步缓解，其政策也将进入理性期。 从当前特朗普接连出台新政引发美国国内及部分国家的不满与担忧来看，特朗普执政初期仍竭力释放主观能动性，寻求短期内突破体系的束缚。同时体系反弹强烈，对特朗普施加了强大压力。因此，双方目前的互动处于互不相让的僵持态势，激烈的博弈在所难免。 在此期间，体系约束能力的持久性和特朗普的抗压能力就成为左右这场博弈的关键。从体系层面来看，体系仍然具有较强的约束能力。首先，在两院中，少数派民主党和部分共和党议员对特朗普不满，可以在体制内对特朗普进行制约；其次，在官僚体系中，仍然有相当部分的官员对特朗普不满，这可以在政策实施范围内制约特朗普新政的实施效果；再次，主流媒体对特朗普长期持批评立场，从而在舆论方面对特朗普形成制约；最后，知识精英和部分民众对特朗普不满，从而可以在民意层面对特朗普形成制约。 在这几大因素中，只有官僚阶层可以通过更换主要官员来落实特朗普新政，其它因素短期内难以改变。换言之，短期内体系的约束能力较强，而且能够持续。同时也应看到，两院中占据多数的共和党仍然支持特朗普，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也面临质疑并受到社交媒体的强烈冲击，部分民众仍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因此，尽管体系层面的约束能力较强且能够持续，但并未占据绝对优势，以成功“驯服”特朗普。 从特朗普的抗压能力来看，作为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必定心理素质过硬。此外，经历过竞选洗礼，特朗普也逐步适应在强大的反对声音下坚持己见。这从特朗普上台之后主动践行诺言，积极出台一系列竞选期间所承诺的政策即可看出。即便如此，仍然难以确保特朗普在今后的施政时期保持强大的抗压能力。毕竟，目前特朗普的施政理念以及政策效果还未清晰显现，因而其新政所面临的压力峰值还未来临，也就是说特朗普还未经受最严厉的压力考验。 综上所述，体系层面较强且持续的约束能力确实会对特朗普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但尚未达到成功“驯服”特朗普的程度，这也是特朗普敢于主动释放主观能动性的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具备一定抗压能力的特朗普也能在面临较大压力时坚持己见，并寻求逐步塑造体系。在这种背景下，体系最终会接受特朗普一定程度和范围的修正，而特朗普也会逐渐摸清体系的约束边界，并逐步修正激进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中国的应对 特朗普上台的确给中美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大可不必惊慌。一则，尽管特朗普在执政初期积极释放主观能动性，但这种冒险策略尚难以彻底扭转美国长久以来形成的政策取向，因而也就难以短期内完全颠覆美国的行为模式，从而不至于让中国摸不着头脑、束手无策。二则，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在特朗普与体系激烈博弈的僵持期过后将会出现妥协期。因此，即便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执政初期出现波动，但波动之后将会是平稳期。这就要求中国对特朗普的对华新政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坚持守住底线，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初期与一系列体制约束激烈博弈时，中国更应该沉得住气、守得住底线，不做过度反应。同时，中国也应做好各种紧急应对措施，并努力开拓各种有效的沟通渠道，积极促进双方的有效沟通，管控重大分歧与可能的危机。 与此同时，中国也应注意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将在体系层面作出一系列修正。中方需要增进对美国体系层面调整的认识，及时调整并适应与美国接触的新方式、新环境。这些体系层面的变化主要包括政党政治演变、官僚体系变革、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竞争舆论影响力以及社会阶层分化。毫无疑问，特朗普的上台将为上述变化增添鲜明的“特氏”元素。尤其是在舆论竞争和社会阶层流动方面，中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加强相关研究，以更加全面完整地认清特朗普时代美国的重要变化。 总体而言，特朗普的出现加速了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转型，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美国国内的各种震荡，从而对中美关系造成波动。这也为中国重新认识美国，尤其是对美国社会阶层变化及社交舆论崛起等一系列低政治领域的新变化提供了重要机会。因此，中国应该在妥善应对特朗普执政初期中美关系波动的前提下，加大对美国体系层面一系列变化的研究力度，为中国对美政策提供及时有效的智力支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