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普通话教中文（简称“普教中”）以及用简体字教中文（简称“简教中”）是同一个问题。学好中文是目标，普教、简教只是手段。以普教作手段，涉及听和讲；以简教作手段，涉及读与写。其实繁简教学之讨论，早于1997年便已开始。当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研究学报》调查显示，只有四成老师赞成初中学生学习简体字。到1999年，政府开始将焦点转到“普教中”，课程发展议会发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 – 改革建议》，提出以“普教中”作为远程目标。2003年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下称“语常会”）发表《语文教育检讨总结报告》，确定课程发展议会的长远展望。 辗转十年，2008年“普教中”开始引入中小学课堂。在此之前，香港中小学一直是“粤教”和“繁教”，学习普通话的课堂每星期只有一至两节。在七、八十年代受教育的香港人，很多至今从未接受过正规普通话教育。 2015年，在中小学中文科课程咨询文件中，教育局提出学生亦应具备认读简体字的能力，以加强和内地及海外的沟通。然而，简体字的引入，一直只闻楼梯响，教育局并没有展开任何形式的咨询及研究。据教育局当年资料，2008至2013年，全港推行“普教中”小学的比例由55%增至70%，中学则由31%增至37%。不过，根据团体“港语学”的调查，2013／14学年起参与“普教中”的学校开始由升转跌。2015／16学年参与学校数目下跌了0.9%，即减少了约9间，小学由74%下跌至73%，中学亦由31%降至30%。到今天，参与的学校比例稳定在小学70%、中学30%。 “简教中”要到2018年6月才有机会抢走“普教中”的风头。事缘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决定由2019学年起，全面以简体字教授中文，宣称为学生面对“2047年的香港”作准备，引起家长不满及传媒大肆报道。 支持方论点 1999年，课程发展议会发表《香港学校课程的整体检视 — 改革建议》，内文提及，香港作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要把握良机，保持优势，因此需以“普通话教中文为远程目标”，确保港人具备“两文三语”的能力。当时响应这“远程目标”的学校为数不多。直至2008年，语常会正式启动“协助香港中小学推行‘以普通话教授中国语文科’计划”，并由政府注资两亿元作为资助基金，推行“普教中”的学校才开始急增。 支持“普教中”的理据主要是普通话教学能提升学生理解及写作水平，以及学好普通话很有必要这两大论调。语常会当时没有研究数据支持“普教中”如何能提升学生中文水平，但支持者普遍认为，因为普通话写和说都是书面语，因此“普教中”能做到“我手写我口”，从而提升写作水平。计划实施数年后，语常会委托香港教育大学就计划成效进行研究，搜集2012-2015年40间中小学“普教中”和“粤教中”的数据，进行质化及量化研究，如通过访谈、观课、问卷及学生前后测试成绩来分析“普教中”成效。报告指出，虽然“普教中”班学生的写作及阅读成绩较“粤教中”班学生优秀，但因接受“普教中”的学生是经学校筛选的，本身语文成绩已经较好，跟“粤教中”班相比，彼此起步点有参差，故不能确定“普教中”较“粤教中”更有助学生学习中文。报告最后的结论是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普教中”对中文学习成效有正面或负面影响。 对“简教中”的讨论相对简单，很多国际学校已经施行“简教中”，原因应该不是政治因素，而是成本问题。一个国际品牌在中国开办学校，若大部分盈利是在中国大陆，教材是简体字，那么自然在香港也会同样用简体字教材，而且又有家长追捧，因此没有必要制作繁体字教材。哈罗事件其实可以理解为顾客购买服务后，服务内容突然更改而没有预先通知顾客。事件之所以成为媒体焦点，是因为它触及“2047年”这个敏感字眼，因此被大做文章而已。 反对方观点 支持者论点假定了我们应该“我手写我口”且普通话口语等同书面语，但两者其实属于不同的语境。口语用于日常沟通，书面语用于公文、商业、学术等专业范畴。世界各地语言从来都是口语同书面语分开，不会100%等同，普通话也不例外，北京人也不会100% 地“我手写我口”。试想我们若用美国口语来写英语博士论文，后果不堪设想。同样如果我们将日文“敬体”（书面语）运用于日常生活作口语，就会显得太客气，最后可能交不到朋友。口语同书面语保持适当距离，语言才会健康发展。“我手能写我口”或许有利于写作，但把“口语”变成“书面语”却不利于沟通。 至于应该学好普通话，这个论点是大众都认同的，但手段是否以“普教中”最为有效? 反对“普教中”的声音有两种。一是家长疑虑他们不擅长普通话，不知从何入手帮子女温习中文。二是家长担心普通话教学令学生对学习中文失去兴趣。香港教育大学的研究报告观察到“粤教中”班别的学习气氛明显较“普教中”班别活泼。学习兴趣为学习的重要动力来源，如果学生本身对普通话不感兴趣，那么他们对中文科就会失去学习动力。不懂普通话的家长，很多是上文提及的未曾受过正规普通话教育的香港人，他们的抗拒源于自己不懂或不精通普通话，或受到本土意识影响。 本土意识 本土意识是反对方支持的一种意识形态，认为“普教中”背后有政治目的，担心广东话会被消灭。毕竟语言既是沟通工具，也是文化载体及族群标志，语言政策从来就与政治息息相关。如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后，先摒弃日语，后压制闽南方言，再全面推行国语，便是要把台湾本土文化改造为中原文化。今天香港的社会气氛下，政府什么决策都被政治化，令香港人对“政治”两字特别敏感，甚至把政治妖魔化，凡涉及政治就贴上负面标签。在政治过敏的气氛下，“普教中”也好、“简教中”也好，都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导致大部分人不愿公开讨论。因此关于“普教中”政治意义的讨论和研究少之又少。 回归后，香港政府花了十年时间才开始推行“普教中”，又花了十年时间才令70%的小学及30%的中学参与，而且不是强制。“简教中”一步也未有进展。所以，如果硬说语文政策带有强烈政治目的，那么只能说明香港政府一是不听话，二是效率低。 重点在于学好普通话 依据世界体系理论，香港以往是世界体系核心的一部分，中国透过香港接轨世界。时移世易，今天香港在世界体系的定位是先融入大中华体系，再透过大中华体系与世界体系接轨。这样的好处是树大好遮荫，世局动荡时香港也有大中华靠山，经济上较安稳。危机则是当香港在大中华体系中被边缘化时，根据国际分工来预测，香港只会沦为二线文化旅游城巿。要在大中华体系中争取留在核心位置，香港人必须学好普通话及简体字。香港中文大学有研究报告指出，刚脱离高中的本港大学新生对简体字的认识程度较低，认读率为 65% ，使用率为34％。 学习语文必定要讲语境。香港的大学有一个奇怪现象，很多老师用英文授课很流利，但日常与西人沟通却词不达意；学生日常英语说得很流利，但写出来的文章却不行。原因是很多老师小时候学英语是学书面语，缺少日常生活口语的训练。反之今天的学生有很多机会与西人交流，口语强而书面语却弱。可见口语同书面语不能等同，两种能力同样重要，但追求“我手”等同“我口”弊大于利。 争论的焦点不应再放在“普教中”及“简教中”能否提升中文水平上，因为研究的结论很难有确定的支持或反对。现在香港的处境根本已变成先验主义——若想在香港生活下去，就必须学好普通话及简体字。再次强调，时移世易，我们不需再以“普通话”作为手段，认为可以通过普通话学好这、学好那，而应该坦白一点，讨论用什么手段（如“粤教普”）去学好普通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育，使用英语授课，“英教数”、“英教史”、“英教哲”等等，学科知识学得不太好不要紧，英文有进步便可以。这是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的考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