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都需要以理性的个体主义文化为土壤。民主政治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诞生的时间远远早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植根于欧洲传统的个体主义文化，其中个人权利极大彰显，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平等的契约性人际关系。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摆脱了家庭、家族、社区和机构的限制，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主要基于个体的利益和价值判断，令选举的结果更合乎理性。 中国社会的变迁 由于几千年的自然经济与儒家传统，中国形成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和权力社会，个体的权利既受制于血缘以及身份性人际关系，也受制于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的权力结构。儒家文化压抑个性，阻碍个体主义的发育，如果不经改良，将难以托起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演化的过程中，如果将基于个体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直接移植到中国，国家会在短期内出现严重失序。 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存在独特之处。中共建政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1992年以来，市场经济逐步瓦解了传统的单位体制，促进了市民社会的成长，同时也促成了家庭、家族、同乡等传统人情纽带的逐渐复归。这种在改革中重新出现的社会力量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发展，成为理性民族主义的养分，但这些传统力量本身就是现代性的障碍。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财富和科技飞跃，如今互联网应用已经高度普及。由于收入增加、教育普及和网络扩张，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开始崩塌，社会底层和中产阶层获得便捷的发声渠道，而各种资本利益集团则可以通过商业化的传媒操纵民意，导致社会动员更容易、更高效、更广泛，社会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失序。 由于中国尚未发展为成熟的法治国家，国家制度建设滞后，各种社会力量为了自身的利益，围绕网络平台，采取激进的普力夺方式互相倾轧，这不仅威胁国家既有的发展成果，也威胁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威胁到民族国家本身的生存。 在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已经相当开放，利益多元化已是既成事实。年轻人对刻板的意识形态教育产生冷漠感，个人权利意识上涨，要求通过新媒体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依然尊重权威，但同时要求监督和制约官僚体系和资本阶层的行为，要求在私人和公共领域获得更大的自由和话语权。 激进主义在中国本来已经式微，但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社会成员的利益分配问题尖锐化，再加上英国脱欧、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等外部事件推波助澜，导致极左和极右利益集团冲突渐趋激烈，其背后的知识分子及其发表的言论也进一步激进化。所幸的是，目前年轻人的诉求主要集中在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生事项，更关注经济社会问题，对政治参与并无太大热情。 新权威的合理性 新权威主义是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威权政治，主张通过短期过渡性集权来推动社会的长期发展，通过政治集权来发展自由经济，并始终确保良好的社会秩序。新权威主要出现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有的新权威主义者支持移植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有的则主张建构有别于西方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他们都相信，如果要限制权威，则首先要建立权威。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权威体制是社会最后的选择，是在确定民主体制会带来巨大破坏性后果下的替代物。 制度建设的落后，往往是落后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在经济腾飞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目中无法甚至身怀政治野心、一心改变政治秩序的强大利益集团。资本和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复杂，各方为了私利激烈博弈，最后牺牲的是普通公民利益和社会秩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通过法律制度来界定，社会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普力夺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秩序的维护不得不求助于暴力。 后进国家的资本利益集团不是在法治环境和市场经济下发展起来的，缺乏西方国家资本阶层的法规意识和市场认知，迷信以权牟利、官商勾结和政治操纵。由于市场发育的程度较低，规范滞后，资本利益集团不愿通过研发核心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创新管理制度等市场行为来发展企业，更多的是通过抄袭、造假、欺诈、分赃、操控信息和掠夺国有资产等手段来聚敛财富。 由于有先进国家作样板，落后国家可以在技术研发和民族国家建构方面减少投入，直接学习、模仿甚至抄袭先进国家的成果。这种低成本的发展模式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弱点在于此种技术进步和制度建设缺乏原创性和持续性，严重依赖先进国家。制度的移植缺乏个体主义文化和法治土壤，忽视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和核心技术研发。因此，高速经济发展会带来更多社会和制度变革压力。 晚清的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但由于忽视个体主义文化培育，社会、文化、制度建设缺失，经济的高速发展反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助推器。基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当前仍然缺乏全面民主化的条件，不可急于推行欧美式民主，当务之急是培育成熟的个体主义文化以及与之适应的社会制度。基于历史的教训，加强中央权威，孵化个体主义文化，就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和现代化建设顺理成章的选择。 新权威的历史局限性 新权威坚持现代化导向，垄断暴力工具，可以防止利益集团的破坏，培植现代性所需的土壤，其合法性既来源于突出的政绩，尤其是经济发展，也来自于传统以及构建的价值观，然而新权威主义天然存在许多局限性。首先，新权威体制不能对权力有效制衡。它缺乏节制威权的制度设计，容易回归过时的专制制度。在新权威体制下，选举流于形式，竞争对手的失败发生在选举之前，当选者总是由小圈子内部决定，在民众中缺乏真实的拥戴，需要通过集权和文宣来巩固地位。在权威体制下，公民被迫容忍必要的恶，无力改变权力在小范围内的滥用和腐败。 其次，新权威主义的退出机制也是个难点。它缺乏从威权体制升级为现代民主制的措施，容易造成对威权的路径依赖。在中国，威权制度催生庞大的官僚体系，治国理政的成本居高不下，国家财政不堪重负，但是迅速裁撤冗余官员既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使改革自身失去操盘手。威权体制下的信仰操控往往以牺牲民众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创造能力为代价，在权威退出之后，民众往往无所适从，失去方向感和原有的生活轨迹。 第三，新权威无法将经济发展成果转换成民主政治的资源。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认为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民主化成正相关，而实际情况是，由于权威在资源和利益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长时间的权威体制容易滋生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在经济发展中受益的阶层围猎官僚阶层，左右公共政策，让国家公器服务于集团利益，导致国家不可避免地全面腐败。特殊利益集团依靠权力，攫取巨额财富，结果成了权威的同盟军甚至白手套，使民主化的目标愈加遥远。 第四，新权威不符合新时代中产阶层的根本利益。中产阶层是现代社会的劳动者，具有现代化意识，其自身的利益其实就是社会的主体利益。传统中产阶层排斥激进主义，政治参与意识不高，本来是权威体制的认同者。然而，互联网时代的中产追求自我意识、社会参与、言论自由、平等机会、共同富裕等，目前风起云涌的Me Too运动其实预示着中国个体主义精神的兴起。在这些事项上，新权威体制更契合传统官僚和资本的利益，而与网络时代的中产阶层利益严重冲突。 保育政治 作为后进国家在早期现代化阶段的一个特殊政治形态，新权威主义需要构建理性的社会与文化、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完善的法治。如此，随后建立的民主政治才不会成为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相互倾轧、迎合民意、牺牲公意的体制。然而，新权威主义在后发劣势下容易陷入困境，无法完成现代化任务。在不改良社会、文化和制度的前提下，抄袭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容易助长政府和民众的自高自大和低质量财富，刺激利益集团与民争利，损害公共利益，阻碍可持续的发展与繁荣。我们需要开辟一条迈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而保育政治是一种合适的选择。 保育是一个生态概念，包含保护与培育内涵，维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利用，并协调人类与生态的相互关系。保育主义作为政治概念，兼顾历史连续性和未来开放性，强调保护社会秩序，善用传统价值，培育新生价值观、文化、社会生态、经济制度直至政治制度。它强调实事求是，渐进改良，培育新优，稳步向前，主张首先培育良好的社会、文化、经济与法制基础，鼓励非政治性参与，然后引入不同形式的选举制度，逐步实现国家的民主化。保育政治主张经济发展、社会改良和制度革新同时进行。 保育政治不反对巩固中央权威，尤其是在当前中美博弈的紧张时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最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正进入决定中华复兴能否成功的十年关键期，确实需要强大的中央权威来团结国民，一致对外。毫无疑问的是，全球唯一霸权国家美国会乘机打压中国，采取半渡而击的战法，阻止中国全面崛起。认为中国能够以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隐形遁迹，养精蓄锐，而不被侧目和打压，这无异于掩耳盗铃。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继续用韬光养晦这种中国传统文化语汇来表述和传播中国外交，势必传递混乱的信息。西人对韬光养晦的理解一直比较负面，认为此举就是隐藏实力，待时而起。中国不能以鸵鸟心态回避矛盾，而应该积极参与讨论、制定和遵守国际规则，堂堂正正地形塑国际外交价值观和制度。面对特朗普极限施压的外交，中央权威排除浮夸风和投降主义的干扰，保持定力，坚持“辩理交利、用忍积实”的理性外交政策，基本上确保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就中国而言，保育政治反对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反对五四以来的激进传统，反对小圈子瓜分国有资产。保育政治主张强政府、强政党、强社会，主张稳步推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主张对中国文化进行个体主义精神改造，主张契约社会与人情社会混合的社会形态，主张制约基层政府权力，主张允许民众通过收集签名的方式提出议案，推动立法进程。若要落实这些理念，其标志性政策是推动“党导民主”、社会参与和基层选举。 新权威主义的弱点之一在于缺乏对权力的制衡与监督，容易引发权力滥用与腐败等问题。保育政治有助于弥补这种制度性缺陷，因为培育新优的任务决定了权威不是没有边界的，社会参与决定了公民的权利一定要逐步提高，而不是下降。民权的逐步扩大有利于防止权威的任性和社会失序。 新权威的难题之一在于政治强人退休后，威权体制的效能大幅度降低，必须依靠政府权威来推进现代化，而保育政治有助于破解权力交接难题。保育政治既是强人政治，强国家政治，更是强社会政治，将三者有机结合而不是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在保育政治下，个人权威流失不会损害国家权威，更不会损害强大的社会自治功能。没有强人的时代，民众自信而独立，保育政治使得社会高效有序运转。 保育政治接纳社会参与和基层选举，把特殊利益集团置于民众公开监督之下。威权政治解体的原因之一是领导人被特殊利益集团误导而做出错误决定。戈尔巴乔夫（Mihail Gorbachov）并非自由主义者，却在误导下把改革的目标定为在前苏联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造成意识形态混乱并引发大规模社会反抗。通过社会参与和基层选举，公民主体与民主意识增强，能更好地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行为进行监督，决策者就不会被少数人误导。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公民主动维护自身合法利益，与特殊利益集团进行集体谈判，这种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机制能够将经济发展带来的进步导向理性的民主化。 保育政治符合中产阶层的利益。保育政治鼓励中产阶层的非政治参与和低政治参与，引导中产阶层把国家视为一个在市场中运行的大型企业，淡化意识形态，采取现实主义生活态度，更多地关注工作、收入、家庭、住房、教育、医疗、社区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生权利。保育政治保护民众的工作机会、生活质量、利益诉求以及对秩序的依赖和对传统的留恋，是中产阶层的天然保护伞。保育政治也不对外输出发展模式，坚持合作共赢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符合中产阶层追求安逸与和谐社会的心态。 保育政治主张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布雷默（Ian Bremmer）认为信息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和自由旅行会使权威政府无法维护社会稳定。实际上，这种情况基本上只发生在同质文明的国家之间，而异质文明国家之间的交流反而会促进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强化。民族主义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下出现的，在与其它国家对比和互动中演进。东亚国家的对外开放既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文明，也唤醒了长期潜伏在市民社会中的民族主义精神，促进了社会稳定。边境开放也让政治反对派主动移居境外，减少了执政者的压力。 在中国传统政治光谱中，左派维护劳工利益，右派维护资本利益，中派维护个体权利，建制派维护政府利益，儒家维护家国利益。保育政治既反对极左，也反对极右，主张在维护秩序的前提下，坚持中道立场，支持个体权利，依靠权威推进以个体社会与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最终平稳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就当前中国而言，核心内容在于一党执政、社会改良、文化维新以及成熟的市场与政府关系。保育政治的具体措施不一而足，但至少应该包括乡镇直选、社区民主、联署立法、公民陪审、性别平权、维护个权、节制资本等等。 文章原载于《多维CN》第38期，作者为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