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22年的一个关键性变化，就是香港人特别是香港年轻人的本土意识，发生了剧烈增长。香港年轻世代喊出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地方”这样的口号。2005年，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达到顶点；2012年后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而对自己是香港人的政治认同则不断上升，并在随后的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2014年雨伞运动、2016年旺角暴动中得到集中爆发。2018年香港中文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支持“本土派”的大学生为支持“建制派”的2.5倍。香港众志、青年新政等组织的领袖大多以年轻人为主，网上的本土派意见领袖也都属年轻一辈。 在此背景之下，我们认为，香港年轻一代的本土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香港文化精英和舆论导向的影响。这些本土文化精英除了在文学、艺术、媒体、公共层面展现出专业性，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社会公众人物。他们作为文化意见领袖，不仅对他们的青少年粉丝群体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影响年轻人的价值观塑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香港政府的决策，在社会和政府间起到纽带作用。 香港文化精英的特性 根据我们的追踪调查发现，香港文化精英普遍对香港现状感到失望，期待改变；自己也积极参与社会运动，进行政治化的表达；以文化作为媒介（小说、漫画、独立音乐）介入社会公共议题，对年轻世代制造影响。 （一）香港文化精英的价值取向： 第一、提倡用文化形式来保留“香港价值”和“香港性”，然后传播给大众。在不少香港文化精英眼中，香港传统社会的人情风貌和其中蕴含的独特情怀是他们进行文艺创作的根基，但这种“香港性”正在被当代商业社会淡忘。近年来，包含自由、法治、开放、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香港价值”逐步褪色，商业资本对社会倾轧升级，政府施政独立性受到质疑，如此种种让香港文化精英们感到无奈和不甘。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艺术文化创作来记录、再现那些“香港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传播给香港社会大众。对香港文化精英而言，这一行动不仅彰显了自己的个人身份认同，更是对自己所赖以生存并进行文艺创作的香港社会负责。 第二、希望通过社会运动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怀着上述基本价值取向，香港文化精英们自觉地将文化创作活动与周围的社会环境相联系，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和蕴含其中的情怀能够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共鸣。对他们而言，这一行为本身已经是“社会运动”的表现，也是一种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精英们追求通过自己的文艺创作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进行引导，对公众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予以呈现和诠释，从而激发更多人讨论、反思。在这一模式下，即便是没有强大政治、经济力量的普通公民亦可以通过围绕文艺作品的讨论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从而为整个社会的政治、舆论面貌带来改变。 第三、希望将社会参与的意识传递给下一代人。香港文化精英进行艺术创作所面向的对象是广大香港社会民众，不过其中年轻世代就被视为重点受众。一方面，香港年轻世代虽然充分接触互联网新媒体，但对海量信息缺乏筛选和思辨，亦较少关注传统价值理念的传承，因此文化精英们希望为年轻世代创作蕴含“香港价值”的艺术作品，激发他们对香港精神的认同。另一方面，文化精英们也试图通过“借由文化艺术参与公共事务”这一模式，为年轻世代开辟一条新的参与社会运动的途径，激发当代年轻人对公共事务的新思维，亦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进一步改变香港社会、重塑“香港价值”的责任。 （二）香港文化精英的本土主义： 第一、从2008年起香港文化精英正式提出建构本土主义。对于香港文化精英群体而言，“本土主义”并非是外界赋予的价值观，而是他们自己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抗争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和总结而出的产物。香港文化精英最初参与公共抗争（如保卫天星码头）时并未形成系统的理念主张，但在各个零散、独立的社会运动中，他们逐步剖析自己所保卫、塑造的对象对于自己的意义，因而生发出关于集体回忆、本土价值等的讨论。在此基础上，香港文化精英们才提出了“构建本土主义”的观念，并通过线上及线下的社交网络与不同人群互动，将这一观念加以传播。 第二、香港文化精英担忧如果去内地发展，就会和本土疏离。当然，面对香港社会经济结构性困境，文化精英中也不乏“北上”发展者，毕竟内地文化消费市场有着远大于香港的商业潜力。不过当他们近距离、长时间接触内地社会文化圈之后，他们发现自己难以认同、接受很多内地社会文化元素和表现，又与曾经赖以为生的香港社会文化氛围脱节。这种窘境对于文化艺术创作而言是灾难性的，一方面他们的文艺创作与社会参与热情难以在内地找到合适的机会发挥，另一方面他们与本土疏离后再回归香港时反而会成为“故乡的陌生人”，艺术创作也不再能把握香港的社会脉搏。 第三、香港文化精英认为香港是家园和创作土壤，所以没有想过要离开香港。不少香港文化精英亦表示，无论香港社会环境如何变化，他们依旧不会选择离开故园，因为他们把这片土地视为自己的家和创作的源泉。对这批文化精英而言，香港不只是一个现实意义上的存在，更是自己生活、创作过程中自我身份认同的根基。无论是出于对自身成长经历的留恋，还是对下一代年轻人发展的关注，他们都不能放弃香港。因此，在未来香港文化精英参与公共事务、社会运动的趋势依旧会持续，他们与新世代香港年轻人之间也会继续频繁互动。 香港年轻一代的特性 香港年轻世代本身并没有肩负很多历史包袱，但他们从小直面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生活的压力让他们不断试图寻求改变和突破，而“本土主义”就是他们在香港文化精英影响下重拾自我身份认同与对香港愿景的钥匙。 （一）香港年轻世代的结构性困惑： 第一、不再相信过去的成功模式。在上一辈香港人的教育理念中，年轻时努力念书，踏入社会努力工作，前途自然光明。这一模式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然而，现在的香港年轻人觉得这个阶梯并不存在，资本霸权、特权阶层对个体价值形成碾压姿态。就算有模糊的出路，不少年轻人也不想遵循这个“上一辈成功模式”往上爬，因为他们觉得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从一无所有登上顶端，最上层的风景永远只有少数固定的人群可以享受，一种垄断的社会格局已经形成。 第二、面对日益膨胀的资本，生活不堪重负。目前香港年轻人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是社会缺乏流动性、阶级固化，而且就算年轻人甘于处在社会中下层，他们也难以负担香港资本膨胀带来的生活压力。随着上一代香港人以及越来越多来自大陆和海外的富人、地产商不断抬高香港资产价格，置业对于在普通行业工作的香港年轻人已经无比艰难。相应地，成家、教育子女等等一系列被视为人生关键节点的事项对于今天的香港年轻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二）香港年轻世代的转变： 第一、踊跃参与社会运动。正因前述对前途的迷茫和生活压力，香港年轻世代对于社会现状的不满不断累积，对“改变”的诉求与日俱增，唯在目前社会结构下难以突围。当某一与当代香港社会经济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引爆社会舆论时，年轻人自然会踊跃参与相关社会运动，以期从中抒发自己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当抗争以“街头运动”、“占领”等方式展开时，广大高校学生因不被工作所困，更成为了抗争的主力。对他们而言，一时一地的抗争并不是自己参与社会运动的终极目标，他们的诉求是在更宏观层面上撼动既有社会经济体制，重塑香港本土性，打破阶层垄断，追求社会公义、个人自由和可持续发展。 第二、选择与内地发展分界。随着香港文化精英对于“香港本土”构建的日益完备，香港新世代年轻人心目中的“本土观”也在逐渐成熟。香港年轻人将香港视为与内地不同的存在，其中不仅有对政治体制差异的认识，更有对社会文化差异的体会与建构。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在香港参与社会运动、追求“香港价值”，绝不仅仅是反映一种政治层面的姿态，他们的努力是为了维护香港本土作为自己家乡、归属地的价值，亦是履行自己作为香港人对这片土地的责任。 第三、跟主流民主派分开。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当下香港年轻人参与社会运动时的诉求、立场往往与传统意义上的香港泛民主派有别。这一差异因素或可归因于两代人不同的成长经历：老一辈泛民人士固然是香港社会运动先驱，但他们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种种陆港和国际风云变化，他们的身份认同、诉求都与大陆有着更多关联。而当代香港年轻人则没有经历过香港回归前后的时局动荡，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形成并不依赖于大陆。对这批年轻人来说，自己出生、成长并且难以舍弃的这座城市即是关于身份认同的一切，在普选等民主制度建设议题之外，社会公义、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同样重要，而年轻人的抗争方式更不拘泥于既有的议会制度。于是我们看到，香港老一辈民主派往往不完全理解年轻世代的诉求，而香港年轻人则认为老一辈泛民自恃“主流”但目光局限，与新生代脱节。 第四、强调讲述香港的故事。对香港年轻世代而言，“本土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诉求，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文化诉求：他们依托香港文化精英建构的话语来重拾香港的历史、前辈的记忆，并试图将“本土主义”作为整合这些普通、琐碎历史记忆的理论主轴。应当说，同政治诉求相比，这一辈香港年轻人的文化抱负更为明确：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构建起一套完整的“香港本土主义”历史叙述，从而为自己，也为当代香港社会带来全新的身份认同。 第五、彰显香港的特色。香港年轻世代眼中的香港是自己独特的家园，而不是一个与其它地区毫无分别的普通城市。因此，当年轻人越来越体会到来自大陆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冲击，尤其是当后者对香港社会本土氛围产生同化效应时，他们就会为香港丧失独特性感到焦虑。因此，香港新世代对于“文化同化”抱有极为负面的观感，尤其是在教育、文艺创作等领域，他们更强调香港本土价值，实际上是为了维护香港的特色。不过有香港文化精英指出，香港与内地及世界其它地区不少城市有别的特色其实正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国际化，如若陷于“本土”而遗忘了香港作为国际都市的身份和价值，那无异于本末倒置。 对于团结香港文化精英以凝聚年轻世代的建议 一直以来，中央对香港政策的重点环节就是增进陆港沟通交流，但是在具体的沟通平台、交流形式和格局上，还是有不少可以改进的空间。针对香港文化精英群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改善与他们的互动，深化他们对内地的理解，进而让他们的转变影响到香港年轻世代。 第一、内地相关部门、文艺工作者和学者可以在香港文化精英们所处的本地平台，譬如《明报》、《信报》进行文化层面上的对话和交流，而非仅仅只是在我们内地的媒体平台或者在香港的建制平台，譬如《大公报》、《文汇报》上隔空对话。后者在香港社会文化领域被先天打上了负面观感的标签，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沟通作用。 第二、定期邀请香港的文化精英来内地进行交流，譬如书展、剧场活动、艺术活动等，向他们开放文化交流、协作的通道。尤其是目前内地不少地区也面临和香港类似的结构性问题，如历史文化的保存、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等等，它们都可成为香港文化精英与内地人士进行专业沟通的切入点。 第三、从经济层面给予香港文化精英更多的内地渠道，发表他们的作品、产品，扩大他们的内地市场，从而促使他们在进行专业创作的时候，能够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观念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质量高而格局大的香港文化精英的作品更能为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人所接受，他们也就有机会借香港文化精英的创作来重新认识内地和陆港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