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没有人能预料到，在《国歌法》争执之后，2019年的香港政坛还会因《逃犯条例》的修订变得这么热闹。2019是选举年，反对派一直在寻找反政府的突破点，希望有像当年反23条立法或反国教运动那样的机会，带动起支持者的情绪以及再次团结已分裂出去的本土派。事态的发展出人意表，不单是反对派，甚至外国政府及商会也开始关注。条例已直接交到立法会大会讨论，依现时建制派在立法会的优势，相信条例可在本年度立法会会期通过。虽然条例的通过没有悬念，但整个过程却暴露了建制派各力量缺乏沟通的问题，以及由此而生的香港管治短板。 建制派各力量之间的沟通及其带来的管治障碍，一直是香港所面对的困局，因此针对是次《逃犯条例》修订过程所暴露的问题，笔者尝试找出根源并提出改善建议。本文所说的建制派，不单指狭义上的几个建制派政团，更包括政府、中联办、人大与政协。 修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首先是政府与建制派政团的关系。各建制派政党除了在立法会有议员外，还在各个地区有区议员及小区主任。本来这个网络覆盖是很全面的，若政府有新政策，可透过与建制派的沟通，借此宣讲政策目的及好处，并慢慢传达到小区。这种方法虽然慢，却可减少争议政策对社会的冲击。 然而这次《逃犯条例》的修订，笔者作为建制派的区议员，却和很多市民一样透过媒体得悉详情，政府没有透过任何官员向我们解释条例的重要性。这种做法源于政府对区议会及区议员的长期轻视，对他们来说，有选票才有联络价值，因此他们只会向立法会议员解释有关条例。那么什么时候才会联络区议员？只有当地区工程需要申请拨款时，政府才有较高级官员到区议会动员和解释。 政府如此行事，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选举压力，对他们而言，民意未必是重要考虑，最重要的是把工作做到，而非做好。官员不会觉得到地区争取民意有多重要，只要在立法会取得足够票数过关就可以了。然而今天的社会和以前已经有很大不同，市民希望对政策有更多了解，特别是在很多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抱怀疑态度的情况下，凡涉及内地的政策，都很容易引起恐慌情绪。如果政府还是用以前的心态去推广政策，轻视地区而不善用建制派网络，即使能通过政策，也只会失去更多民心，最终只会得不偿失，也会令建制盟友面临更大的压力。 第二是中联办的角色。中联办一直负责香港政府、建制政团及爱国爱港社团与内地相对应部门的联系，是内地与香港的沟通的重要桥梁。然而，中联办协调建制派内部沟通与配合的效率有待提高。以这次《逃犯条例》修订为例，建制派其实有很多失误，其中之一便是5月23日开始的权威人士解读。5月23及24日均有建制报章指出“香港居民在香港触犯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不会移交内地，而会由香港自行处理。这个解读其实解答了很多香港人的忧虑，应该在报章头版大力宣传。然而，反对派媒体及政客刻意曲解甚至故意误导，指香港人在港触犯涉及国安的罪行亦有可能被引渡回内地，甚至将其解读为香港人在香港要守内地法律。可惜的是，其后建制媒体正本清源的文章却少得可怜，建制派没有及时对反对派的歪曲作出系统性回应。 媒体关系由中联办宣文部负责，他们看到这种情况为什么不主动安排系统响应？就反对派的断章取义，社工部有没有告知各政党，特别是立法会议员，要求他们善用曝光率去反击？港岛、九龙及新界工作部有没有告知建制派区议员及小区主任，如何在地区层面应对反对派刻意扭曲的说法？依照笔者现时的观察，中联办善于处理日常联络任务，但在反对派于选举年大举反击时，却没能做好危机状态下统合协调的工作。笔者接触到的中联办官员大多作风优良，但在如何听党指挥打胜仗方面，他们依然需要反思并改善工作方式。 第三是统战部及人大、政协的角色。回归以来，因为中央希望稳住香港的经济，加上各省市希望吸引香港资金，统战对象均以工商界别为主。这种做法在回归初期确有实效，亦能响应当时的社会需要。然而时移世易，今天的香港社会已经和回归时期分别甚大，没有人想到回归20年后，香港社会变得如此撕裂对立。另一方面，内地发展一日千里，由当年极度渴求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到今天国家的科技发展已渐上轨道，资金亦变得充裕，通过“一带一路”去发展全球基建网络即是明证之一。 在香港社会及全球大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国家对香港的统战策略应该有所改变。要应对香港今天的社会问题，政治能量比经济能量更为重要。所谓的政治能量，不单是政治动员能力，也包括对政策的了解、政治敏感度、政治论述能力等等。观乎现时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政协和人大，未必每人都有这种条件协助中央及特区政府共同面对反对派的挑战。如果要整体提升建制派政治水平，统战部实在有必要重新检讨及思考统战方向及策略。工商界别人士可进入工商联，如果他们仍想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可于平日加强自身的政治素养。毕竟如果在有大事发生时才由中央高官或中联办召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分配任务，这只会令香港人更加轻视人大和政协，对香港管治并非好事。 改善方法 就现时建制派的统合问题，笔者提出从“面‧线‧点”三个角度去逐步改善。首先，就“面”而言，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特首领导的香港政府仍是各大政策的牵头者，问题是要做好“全面斗争”工作。特首乃至特区官员要明白今天的社会已发生改变，由于市民对政府缺乏信任，由上而下推动政策特别是与内地有关的政策，过程都非常艰难。因此，今后推行重要政策时，政府要有心理准备，每次任务都面临“全面斗争”。反对派只会将政策内容断章取义，然后去煽动社会恐惧情绪，加上现时美国对中国的压制，相信美欧多国政府、商会及领事馆亦会助攻。 面对全面斗争，建制派亦必须做好全面准备，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立法会议员、区议员的网络，全面覆盖，全方位向市民宣传新政策。另一方面，区议员亦要明白，将来工作重点不仅仅是地区工作或地区议题，亦要去了解全港政策，从而在地区层面向市民主动解释。只有在推出新政策前织好这个网络，做好全面准备，建制派才有可能瓦解反对派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在“线”方面，重点在于中联办内部如何协调。现时中联办的工作方式是各部做各自的工作，都向分管各部的副主任汇报。这种工作方式行之有效，每个部、每个处作为一条线在各自范围都成为重要的沟通桥梁。不过，这种工作方法对处理日常事务有效，却不代表在推行重要政策时有效。如果在有重大需要的时候，中联办能就实际情况成立特别应对小组，将相关部门代表集合在一起，并视乎重要性由主任、副主任或部长领导，相信在应对反对派及外国势力的挑战时，就能够更有效地作出应对。确保指挥中枢及部门分工高效运作，每条线都能尽快与相应对象沟通，获得最好最有效的应对方法，每条线的功效才可以得到最有效的发挥。 最后是“点”，针对的是每位港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都是人民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他们除了在日常向中央及各级政府提出建议外，当有需要时，亦可将政府的意见及政策推广给市民，但现时大部分代表或委员都未有做到这一点。往往是到了非常重要的危急关头，中央高层或中联办才召集大家作出集体响应。和建制派议员一样，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在香港亦代表了中国的形象，他们在香港日常的表现其实也直接影响香港人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及中央政府。提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素养以及政治能量，使其在日常协助树立中央正面形象，在重要时刻支持政府的政策，这应该是我们对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合理期许。 以上改善建议，不单针对这次《逃犯条例》修订过程，也针对建制派一直处于被动的问题。香港是否有良好管治，不单单看是谁当特首，也并非仅仅看建制派在立法会有多少议席，重点是整个建制派面对挑战时，如何统合协调，以及在平时如何提升各自的政治能量。这是建制派今后将长期面对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