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发生在香港的“颜色革命”，从骚乱者宣泄的情绪来看，已演变成为针对北京和大陆人的“准民族主义”，其种族主义（或逆向种族主义）性质的暴力行为比一般的颜色革命更加“丑陋”。这从示威者对说普通话游客的歧视、对异见者滥用私刑中便可见一斑，而这类例子在目前骚乱过程中不胜枚举。 西方媒体助纣为虐 欧美白人草根阶层排外的种族主义和右翼种族主义一直受到西方主流舆论的排斥和打压，并被贴上“政治不正确”的标签，已经被逐渐边缘化。同样的情况发生在香港，却被西方政治舆论赋予“反共”和“为自由抗争”的论调，被合理化、主流化了。 回想在北京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活动中，境外舆论表现出的敌意让中国民众感到意外和愤怒。这次境外媒体重蹈覆辙，一边倒地支持香港骚乱，可以说是继2008年后又一次让中国人感受到西方主流舆论的失实与不公。 动用私刑在西方任何国家都是严重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然而我们却看到，在7月7日晚的骚乱中，一名拍摄示威场面的女路人被诬指为便衣女警，被示威者攻击和动用私刑长达十几分钟，最后被警察解救才躲过一劫。 当大陆民众为此在西方社交媒体发出声音，一致反对骚乱、支持政府时，西方主流媒体却指责中共把社交媒体“武器化”，操纵舆论，使其成为有害的武器。言外之意是只有他们控制的舆论才是真正的民意，大陆人作为整体不配具有独立的民意。 这不得不说是西方媒体的傲慢和居高临下，甚至是对中国大陆人的集体歧视。这和部分香港人反对北京、仇视大陆人的情绪一模一样。在这种仇视的语境下，他们一贯挂在嘴上的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即使在二战期间，被抓的德国纳粹军人战俘，也要依照《日内瓦公约》的有关约定处理。怎么轮到香港持不同意见者甚至街边的路人，却被屡屡动用私刑，连“人”的待遇都没有了？ 回想朝鲜战争、越战乃至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美国人在主流媒体上标榜自己在“杀共匪”、“杀恐怖分子”，给敌人贴上集体性的标签，剥夺其作为人应有的平等权利，敌方战亡人数只是普通数字而已。民众被这些主流舆论牵着鼻子走，以为战争是家常便饭，也就见怪不怪了。 过去同样属于欧洲文明的纳粹德国，把斯拉夫人划入“亚人类”，在入侵前苏联后心安理得地用非人的野蛮方式虐待和屠杀苏联人。然而在当今西方国家中，虐待动物引起的公愤要比虐待或屠杀被“妖魔化”的敌人大得多，比如之前的反伊斯兰情绪，以及最近的“中国威胁论”。在这些意识形态标签的背后，是典型的种族主义。 目前，香港的骚乱和集体仇视大陆的情绪，被堂而皇之地合法化、合理化，其实这在本质上是种族主义性质的仇恨，其非理性程度远远超过了仅局限于政治理想冲突的“颜色革命”。在2014年乌克兰爆发的反政府骚乱中，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情况，示威者疯狂地仇视俄罗斯人、俄罗斯文化，全面禁止俄罗斯语，主流政客甚至叫嚣要核平俄罗斯人。 现在许多评论都把香港的“颜色革命”和当年的乌克兰冲突相提并论。按理说，全球主义和普世主义主宰的西方舆论不应该同情乌克兰的反俄纳粹民族主义，以及香港的反共、反中、排外的种族主义情绪。然而现实是，这些狭隘甚至邪恶的仇外情绪（仇视俄罗斯人和仇视中国大陆人）得到了西方主流媒体和政治舆论的大力支持。 地缘政治需要 地缘政治的需要决定了西方采取的行动与态度。西方要支持世界上一些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分离主义，甚至宗教极端势力，但同时也必须要给他们披上民族自由、反抗压迫的外衣，这样在舆论上才说得过去。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支持阿富汗的宗教狂热分子摧毁阿富汗受苏联支持的世俗政权，现在支持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极右的反俄民族主义，都是给丑恶的势力披上华丽的外衣，并给予大力支持。 现在西方主流媒体片面而有选择地报道香港骚乱，对香港暴民的丑行和犯罪视而不见，也是出于同样的政治需要。这里面涉及更广泛意义的中西方意识形态对抗，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种族和文化的不信任和仇恨。美国政治精英说得很直白，就是不允许你超过美国，不允许一个非白人文明超过美国，也不能容忍中国人过上和美国人一样的生活（消费同样多的能源），因为那样四个地球都不够用。 西方喜欢攻击中国和俄罗斯所谓狭隘和危险的民族主义，就好像他们没有民族主义，都是普世主义，全球主义。然而从欧洲对移民的恐慌、美国对墨西哥人和拉丁移民的憎恶可以看出，欧美国家并不是他们宣扬的那种多元文化共处或大熔炉的格局。他们有强烈的核心认同，而那个核心就是白人基督教文明。以北约为基础的西方集团，其基础就是这种白人集体认同，实质上是一种扩大的、隐性的民族主义。 香港骚乱动因与民族主义如出一辙 在中西文明冲突和博弈的大背景下，香港骚乱表达出一种类似种族主义或分离主义对中国的排斥和仇恨，而且这种“反中国”的情绪弥漫到了香港社会各阶层。1997年后，香港富豪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向来和北京不一样。他们对政治的理解是英美方式，即选票产生的行政长官是为资本集团站前台的代理人，背后的主人应该是他们，而不是北京中央政府。香港骚乱爆发后，商界保持集体沉默，甚至暗中资助示威者。实际上，囤积土地的地产商是香港社会畸形发展的始作俑者，但香港社会从来没有对他们的金融和地产富豪产生过阶级上的义愤。 这符合香港排外的集体认同模式。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类似“民族大义”，就像过去外敌入侵，中国人总是区别对待背叛民族的买办阶级和民族资本家一样。港独们从不埋怨他们困境的真正根源——那些香港的超级富豪。香港的贫富阶层似乎有某种一致对外、一致仇外（大陆人和北京）的觉悟。这实际上具有了某种初始民族主义的特征。 香港这种仇外情绪的宣泄也激起大陆、台湾和海外华人的普遍反感，这从另外一面说明了骚乱是对抗集体认同的性质。虽然用民族主义形容香港骚乱在政治上并不正确，但二者在原理上如出一辙。最近“港独”在加拿大的抗议，招致中国大陆“富二代”开跑车反抗议，受到媒体关注，也引起褒贬不一的评论。不过这说明“港独”引起的反感是跨越阶层的，正反双方都是纵向的跨越阶层的集体认同。 斯大林认为民族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民族文化特点的共同体。或许暴力分子认为他们符合这些民族条件，有资格搞独立。按照现代欧洲的民族理论，民族认同基于现代化基础上的标准国民教育和统一的交流沟通。形成统一的文化后，民族就要产生政治诉求，比如自治或独立。1997年主权回归后，香港“马照跑、舞照跳”，港人的教育和大众传播都自成体系，香港回归也没有改变同大陆语言、文化分隔的现实，因此“港独”愈演愈烈也不奇怪。港英时期，港人不用担心香港的地方特征和集体认同会消失，因为英国人没那个同化能力。然而回归到同文同种的中国，“港独”就开始有了被同化和香港自我认同被淹没的危机感。 解决香港问题必须釜底抽薪 有良好组织和外援的香港暴力分子一再说要保持低烈度暴力，要把抗议长期进行下去。如果从“准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整体认同角度看待香港骚乱，我们就应该清楚，这种弥漫在整个香港社会的反北京情绪不像一般颜色革命那么简单，不会经过一次对决见分晓（比如武力平暴），长期持续的可能性很大。 因此，只有参考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即从消除“民族认同”源头这种釜底抽薪的角度去考虑，才能找到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首先，要改变香港地方性的标准化教育，改变地方性的文化，加强同大陆接轨。中联办和中资企业可以大规模兴办普通话学校，与港英时代成立的学校竞争。其次，参照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融和的经验，在精英阶层中“掺沙子”，有意识地培养来自大陆的新香港人。在建国初期，国家就拆解了少数民族固有的社会结构，即少数民族精英阶层作为整体不复存在。香港文化、教育、司法等各界社会精英，包括多数建制派，在回归后一直同北京离心离德，不能不说他们是造成今天乱局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中央不宜以暴力手段介入，防止制造反中“烈士”，治安问题要交给特区政府。“集体创伤”的记忆往往会被民族主义者渲染固化，从而增强民族意识，因此要避免帮助“港独”势力制造集体受难意识，同时积极运用新时代发达的通讯手段揭露“港独”的“民族建构”动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