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开始，人口老化所产生的问题及应对方法一直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政府预计香港65岁或以上人士占整体人口的比例，将由现时的17%增至2036年的31%。面对人口急剧老化，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除了对有经济需要的长者给予额外照顾和补贴外，政府鼓励年长人士在家人的照顾和陪伴下居家安老，以及使用由社福机构提供的邻舍及院舍服务。对于晚年需要特别护理照顾的长者，目前的选择主要是轮候资助院舍，或按个人经济能力入住素质参差的私营院舍。现时政府每年投放于长者服务的公共开支高达753亿元，到了2036年，政府是否仍可以同样的政策应付各年龄群长者的需要？随着适龄工作人士的负担越来越大，政府又可以有什么新对策，令香港可维持其竞争力和持久发展？ 养老方法融合于城市发展策略中 根据政府统计处2016年的计算，在过去十年，香港人口中女性长者人数一直多于男性长者；尤其是在75岁以上的年龄组别中，女性人口数目远超过男性，这主要是由于女性的预期寿命普遍高于男性。政府统计处亦同时指出妇女生育率长期维持在低水平，不仅在过去30多年总体呈现下跌的趋势，而且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2.1的更替水平。这表示将来年龄超越85岁的长者极有可能大部分是独居长者，而他们未必能够得到家人照顾，故以家庭照顾模式为基础的居家安老政策日后也未必仍适用。 人口老化是全球性问题，是所有发达城市都自然会面对的挑战，不同的城市也因应个别的情况寻求出路、计划未来。解决人口老化问题的通常做法是维持合理的生育水平、增加个人及家庭储蓄以确保晚年生活的保障。近年来不少国家和地区提出创新的养老方式，并将这概念融合在城市发展策略中。世界卫生组织（世卫）早在2002年提出“活跃老化”(active ageing)的概念架构，主张从健康、参与以及安全三方面提升长者的生活质素；并于2005年提出“龄活”概念（age-friendly），提倡随着年龄的增长积极提高生活质量。建设“龄活城市”，是指由政府在政策、服务、配套设施等各方面提供支持，帮助人们积极地老去。世卫推出的“全球长者及年龄友善城市建设计划”便是为促进“龄活城市”建设提供指引。然而，在香港，尽管政府不断强调人口老化日益严重，可惜在政策上仍维持“各自修行”的思维。一些较进取的部门如建筑署出版了切合长者需要的室外空间和楼宇设计指引，但这些指引亦只是世卫在其“全球长者及年龄友善城市建设计划”八个范畴中的一小部分。其余在城市环境中促进积极晚年的交通、房屋、社会参与、社会包容性、公民参与及就业、信息交流和小区及健康服务，并不见有较长远、综合性、指导性的发展策略，更别说可连结不同政策范畴的整体计划和方向了。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维持现行的安老政策，随着长者人口和比例的持续增加，不仅无法靠院舍解决长者养老问题，与长者有关的长者综援和高龄津贴以及医疗保障费用等各种开支也将会有大幅增加，不仅加大政府和纳税人的负担，长者的需求也难以解决和得以满足，因此，必须检讨现行的安老政策，并积极透过促进“龄活城市”的发展来解决香港长远的养老问题。 建设“龄活城市”的先决条件是掌握大数据 现时应对人口老化问题的首要工作是先了解长者中各年龄群的需要，从而进行较长远的规划和寻找最有效及有助节省公共开支的发展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以精确计算人口组合和未来长者的需要为依托。除了要有精准的人口数据和较科学的计算方法来预测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的人口组合情况，还要靠大数据来分析未来不同长者的需要，依靠数据和新思维来制定长期的高瞻远瞩性政策。 政策部门经常因急于处理眼前的事务，对日后的问题倾向于往后推，结果失去先机，造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普遍现象。没有相关数据，大家只能循大方向提出意见，或参考其它地区的经验作出建议。当这些建议涉及大量投资时，如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有关的需求，政府或商界均难以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以免因计算错误而浪费资源或招致损失。因此，政府实有迫切性搜集有助市场参考的数据，并邀请相关的专家就不同的需求作出分析，促使市场寻找创新的产品和照顾模式。 此外，数据共享亦十分重要,这有助于各政策部门、服务提供商（例如医管局、社会机构）及持份者都能方便快捷地使用相关数据作长远规划。分享数据已是城市发展的大方向，而政府有责任在提供原始数据方面下功夫，让负责政策的部门在制定长远政策时，有一定的基础数据，同时亦方便其它相关部门检视其现行政策，以配合日后的发展。 应该在哪些方面提供数据呢？人口老化涉及的范畴很广，主要包括户外户内建筑设计、家具和辅助工具设计、医疗服务及设备、日常生活支持、再培训再就业渠道、社交活动需求等等。政府现时透过不同的服务和活动，已搜集了相当多的数据，只要不披露个人资料，许多数据其实可以经处理后让公众使用和参考。例如住屋方面，除了公开有关人口数目、性别年龄分布、出生死亡率等资料外，有关不同年龄组合的教育程度、收入开支比例、资产储蓄情况、婚姻状况、就业情况等亦有助政府考虑公私营楼宇比例和帮助市场考虑楼宇的销售对象、相应的户外户内设计、用料和辅助设施，甚至考虑长者住屋市场是否可发展至周边城市。一些由医疗机构收集的数据，例如不同年龄群的身高、体重、常见的健康问题、肢体活动能力等，则有助设计师因应实际情况，考虑家俬和室内装置的设计、小区设施等。当然，这些数据亦有助发展个人护理服务、康乐文化活动、退休保障计划和与医疗有关的服务及设备。 为不同年龄群的长者计划所需服务 此外，香港需要引进新构思以应对其独特的人口老化问题。不同年龄、不同经济状况和不同身体健康状况的长者所需的支持和服务类别可以很不同。在香港，不同年代、不同年龄群的长者无论在教育水平、家庭结构、社交圈子、经济承担能力以至喜好等方面都大相径庭。2016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46至1965年出生的一代属“初老”人士，占全港人口的30.4%，即213万人，他们将会是未来30年长者人口中的大多数。他们不但经济能力较强，拥有个人积蓄和资产，并对电子产品和网络的使用毫不陌生，可以透过智能手机接触社会和安排日常生活。这一部分人口在20年后成为85岁及以上的“老老”，但只要保持身体健康，他们仍可凭借自己的能力自如地独立生活。因此，若政府能积极推动“龄活城市”建设，令大部分可以生活自理的长者能够在市场上以可负担的价钱购买到所需的物品和服务，并在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中有尊严地度过余生，政府所承担的公共开支亦会相应减少。 住屋是生活环境的最重要部分，无论是公屋还是私人屋苑，如在设计阶段就开始充分考虑长者因身体逐渐衰弱而对住所的特殊需要，并通过手机app提供配套设施和服务，比如送餐、购物、去医院和康复中心的接送等，很多独居长者便可以生活自理，不一定需要有人长时间照顾，甚至还可满足他们在生理、社交和心理方面的需要，促进身心健康。 因此，我们建议政府不仅及时公开长者需求的数据，而且要考虑以优惠政策鼓励发展商采用符合“全球长者及年龄友善城市建设计划”的设计指引，建造专门针对长者需要的单位。这些单位不需要面积太大，但每套单位的设计一定要充分考虑长者使用的便利程度和个人安全，而小区的设计亦应有康乐、社交活动及健康护理等配套服务和设施等。 结语 由于过去的决策者未能计算到“老老”的需要，造成今天的“老老”只能生活在有限选择下，以及长时间轮候他们未必感到舒畅的院舍服务，造成他们本身以及家人长期的困扰。既然今天的“初老”无论在经济能力和自理能力都胜于上一代，我们实有需要借助科技的进步发展“龄活城市”，并建立有系统的大数据，协助今天的决策者和持份者共同为这些曾为社会奉献了一生的人士建造一个切合他们实际需要的家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