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社会评价不高，满意度仅为二成多。此结果实属预料之中。第一，六月以来的黑衣暴乱固然令特区政府宣布撤回“逃犯修例”，但是他们争夺管治权的图谋还在继续，出于为反对而反对的原因，他们也不会给林郑打高分。第二，中间派市民近五个月来受社会动乱影响甚深，无法正常上班和生活，对政府有怨气，而《施政报告》并未能展示有效措施令其恢复信心，所以他们也倍感失望。第三，建制派本来就不满于特区政府的软弱，认为政府向黑衣暴徒投降，止暴制乱不力，打击暴徒手软，不能保护建制派议员办事处和亲大陆的商铺，迟迟不能以强力恢复秩序，并指责政府在区议会选举中偏袒反对派，所以也不会对《施政报告》给予好评。 未能重振市民信心 《施政报告》出台的前后两个周末，香港街头都相继发生打砸烧的暴乱行为。市民迫切希望政府拿出有力措施，使香港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可《施政报告》只是笼统表示，“在过去四个月发生了超过400 场示威、游行和集会，往往都演变成暴力抗争，导致超过1,100人受伤，及超过 2,200人被捕。少数暴徒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攻击和破坏，并以‘起底’、‘私了’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士，令香港陷入了混乱和恐慌。”应对措施方面，《施政报告》只是一句带过，“特区政府除了竭力制止违法行为、支持警队执法、确保各个部门和公营机构尽力应对以减少对市民的影响外，亦会尽一切努力尝试以其它行动与社会一起走出困局。”报告不但没有严厉打击暴乱活动的举措，反而强调那些对镇暴没有正面作用而只是显示政府官员没有立场的对话。这不但令一般市民失望，也让站在一线的警队灰心。 只字不提《禁蒙面法》 在《施政报告》出台前不久，特区政府终于公布了《禁蒙面法》，这为镇暴多提供一个有力手段，暴徒们自然极力反对。实行《禁蒙面法》后，他们当然不会自动屈服，当然要反抗，但这不能说明该法无效。事实上，许多西方国家早就实行该法，而且收到非常好的实效。香港当下实行该法，重要的是政府和警队需要有一定的力量来执法，要研究当前执法遇到的问题，例如，如何划清一些灰色地带的界限，制定执法细则，分清宽严尺度。报告完全不提这一法律，不仅令警队无所适从，而且令建制派认为政府又要当缩头乌龟。此举只会让暴徒和反对派有恃无恐，气焰越发嚣张。 回避当前暴乱性质 《施政报告》既不敢批评反对派的犯罪行为，也不敢批评美国及台独等势力的干预，甚至不敢提及修改《逃犯条例》的初心是为送陈同佳回台湾受审，使得这一届政府仅有的一点道德高地都完全丧失。这次动乱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反修例，而是反共、反中，谋求港独和“颜色革命”。虽然相当多的反对派不一定都有此要求，但是暴乱者的口号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饰，如“天灭中共”、“滚回支那”等等。至于砸中联办，侮辱国旗，侮辱国家领导人，砸中资商铺，更是铁证如山，但是报告对此视而不见。特区政府既不能保证亲大陆的商铺有安全的营商环境，也不能保证中国银行的柜员机不被砸坏，更不能保证中联办等代表国家的机构不受侵犯，那么特区政府凭什么去落实“一国两制”？ 不敢处理治安问题 《施政报告》表示，稍后会邀请一些社会领袖、专家、学者，深入独立地检视香港的社会矛盾和须正视的深层次问题。这些根本性问题的确需要深入探究，尤其因为香港社会多元化，要求得共识不容易。这次动乱，有人说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有人说是政治问题，有人说是两者的结合，总之见仁见智。然而，在有些问题上各方已经达成共识。例如，有人侮辱国旗和国歌，殴打讲普通话的游客，用“支那人”谩骂大陆人，各方都认为港府必须首先处理这些基本社会治安问题。当前香港秩序还没有恢复正常，可是《施政报告》不敢指出棘手问题，或视而不见，或绥靖暴徒。如果连这样的基本治安问题都不敢碰，那如何去研究和解决深层次问题？更不要说改造香港的上层建筑、推动去殖民化、培育爱国主义精神了。此外，普选问题、23条立法问题，虽然目前还不宜摆上政府议事日程，但是由于事关香港未来前途，政府是否应该明确告知市民，它们属于还没有落实的《基本法》条文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力举办公平的区议会选举 特区政府就候选人资格问题缩骨，不敢对DQ港独拍板，而是推给基层选举主任去决定。这是特区政府最受批评的地方。本来，暴乱已经严重侵蚀区议会公平安全的选举环境，建制派的办事处被砸，标语被撕，助选人员被打，建制派要求押后选举，特区政府担心被再度围攻，推说没有法律基础延后，事实上引用《紧急法》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政府显然没有这样的胆识，也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完全不考虑建制派的输赢，只求不要再有生事的借口。 对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一港独行动纲领口号，特区政府不敢明确反对，而是推给基层选举主任去判断，这令许多建制派不齿。事实上，当前主张“港独”及为美国而战的人士，甚至暴乱分子，都想在区议会选举中摘桃子，收割动乱成果。特区政府的应对策略是避免激起政治纷争，但其回避和绥靖的态度，不但伤害了建制派，实际上也不利于特区政府往后的施政，拨乱反正更无从谈起。特区政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含糊其词，实有负中央嘱托。 “派糖”无助于解决民生问题 “派糖”是港英政府留下的施政手段，以小恩小惠去平息市民的不满。在当前局势下，特区政府将重点放在这方面无可厚非，但是撒面粉一样的“派糖”，既没有提高政府威信，也无助于解决实际民生问题。第一，反对派预先已表明会在立法会闹事，林郑提前做好了录像宣读报告的准备，但反对派的破坏还是得逞。如果特区政府略有政治智慧，完全可以利用这次“派糖”陷反对派于“不义”，使市民大众认清他们的丑恶面目，并明白他们的恶行直接损害市民的切身利益，可是特区政府依然采取逃避、躲藏的策略，主动放弃管治权。第二，“派糖”分散使用财力，处处洒毛毛雨，处处不解渴。市民大众最为关心的全民退休保障问题，完全不予涉及。由于在重大利益问题上没有重大“惊喜”，当然无法得到市民的喝彩。第三，香港民生问题的关键，涉及特区政府如何做好“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这是香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特区政府没有以暴乱为契机，推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举措，既错过一个得分的环节，也失去了政府及早着手改革弊政的时机。 土地房屋政策无亮点 土地供应短缺，楼价世界最高，置业困难，向上流动无望，累积社会严重不满，这导致年轻人成为此次反政府及暴乱的基本力量。因此，部分地产商已主动捐献新界农地，对于政府收地开发的措施也不再强烈反对。应该肯定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施政不力，故此在这份《施政报告》中对此着墨较多，也提供了方方面面的措施。有舆论批评政府为托市而放宽价值800万港元以下楼宇按揭，或造成负资产风险，这其实有失公平。因为这的确为一些有能力供楼而首期不足的年轻中产提供了机会，至于供楼风险，购买者应该自己对市场走向作出判断，不能苛求政府包打天下。 然而，为什么市民还是没有大声鼓掌呢？问题有三：第一，《施政报告》没有提出令社会大为惊喜的政策，例如当前公屋上楼需5.5年期，报告未能提出缩短上楼时间的举措，实际上连提前上楼的希望也未能给市民。第二，长期困扰香港的收地建楼官僚程序，导致土地房屋供应不足的难题不能快速解决。这份报告对此完全没有涉及，而明日大屿填海计划是十多年后可望不可及的“梦想”。第三，对于一些明显向基层市民倾斜的举措，政府还是不敢施行，例如完全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用来建公营房屋，既可表明政府短期可缩短上楼时间的决心，也可表明政府向基层市民倾斜的理念，可是政府还是不敢碰。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呼吁政府在土地房屋问题上要有石破惊天的大动作，如此才能重建政府权威。1967年香港乱局后，港英政府大刀阔斧地推出十年建屋计划，大大缓解社会矛盾，可相较之下，特区政府还是像小脚女人，裹足不前，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政策。 从国际和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调整香港管治 这次暴乱事实上已经折射出特区政府的两大症结：第一，不能摆脱地产商等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集中表现在二次分配和土地房屋政策上。第二，政府管治效率低下，既表现在止暴制乱不力，令社会动乱时间拖延，暴乱的波及面广泛，又表现在土地房屋问题悬而未决，令问题积重难返。这都已经令政府认受性流失殆尽。至于青年教育、教师队伍、法律队伍、传媒等问题，凡涉及到“去殖民化”等站在一国立场的认识与行动，目前看来都没有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 因此，各方要求更换港府官员的呼声此起彼伏，指出当前的班子不利于香港拨乱反正，不利于“一国两制”沿着正确健康的轨道走下去。然而，官员是否下台，主要的判断指标应该是止暴制乱的成效。如果街头逐步平静，那么市民会继续支持政府，尽管这班人马的施政主要是应付式的守成。更重要的是，解决深层次问题不在香港公务员能力范围之内，它是一个重新思考“一国两制”实施方略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央从国际和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谋定而后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