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6月，以反修例风波为导火索，香港爆发回归以来最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暴力骚乱持续数月。动乱分子的目标明显不只是撤回修例，更是一场追求“完全自治”甚至“港独”的颜色革命。1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公然为香港暴徒张目。考虑到中美博弈复杂严峻的局面，中央并未出动解放军直接介入香港事态，而是着眼于大战略，耐心打一场持久战。这种审慎节制的态度实际上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传统治港方略在新时代的体现。香港社会的急剧变迁、中央与香港地方关系的发展、中美冲突的持续导致香港在未来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发生重大改变。
经济缓冲区 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即使出现了经济相互依存和全球化，民族国家在竞争过程中还是随时可以相互脱钩，就像一堆台球一样相互碰撞和冲突。为了控制国际冲突，大国之间需要建立缓冲区，隔离异质价值观或制度，形成大国间的均势，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为各方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针对当前的中美冲突，缓冲区可以为双方提供一个减震装置，减少冲突风险，降低冲突强度，维持比较密切的经济和社会交往，防止两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脱钩”，避免中美发生直接大规模战争。 传统的缓冲区要求具备合适的地理、文化和政治要素，在对外交往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在国际体系中处于相对中立地位。缓冲区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缓冲区，前者更多地被一国主宰，属于其直接控制的区域；后者属于一国间接控制的区域，独立性更强，属于冲突双方势力范围交叉的地区。冲突中的一方既可以在缓冲区向对立方发出警告或者缓和的信号，也可以通过缓冲区对境内的受众传递敏感的信息。 传统意义上的缓冲区着重于安全层面，经济缓冲区则与此不同，最大的差别在于它是能融合冲突双方文化和政治要素的功能区，并在传统缓冲区概念的内涵里加进经济相互依存的内容。经济缓冲区兼容并蓄，能够接受冲突双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影响，包容双方的价值观和法律体系，是典型的多元融合社会。冲突双方则可以灵活利用经济缓冲区，被动或主动地防御对方的威胁。无论在安全战略上，还是在经贸与法律上，经济缓冲区的包容性对冲突双方的利益都有正面的促进作用。 香港既有的缓冲区角色 事实上，香港长期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扮演缓冲区的角色，是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冲突的舞台。中共在大陆建政之后，中英关系曾一度趋于紧张，而中美关系逐渐走向敌对。解放军本来可以轻易地用武力驱逐英国殖民者，但中国领导人从大战略角度考虑，决定不立即收回香港，而是允许在国门之前存在一个“小西方”。这种安排为中国带来巨大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外交利益。英国为维护自己在香港的利益，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对华政策，不允许香港独立，并同意中国在香港派驻相关机构。基于这种默契，中英两国共同确立了香港作为中西政治和外交缓冲区的特殊地位。 1971年英国委派出身工党的麦理浩出任港督，他直面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借鉴英国的福利制度，对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大幅改革，改善了香港的民生，推动了香港社会稳定发展。香港经济增长一日千里，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明星，汇集了大量资本和专业人才，这为大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强大而方便的经济外援，使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西经济缓冲区。 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最终解决香港主权问题。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彭定康遗留的隐患，加上特区政府的一系列施政失误，形成和加剧了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紧张局势。2003年7月1日，香港数十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迫使时任特首董建华在该年9月宣布撤回动议。2014年香港爆发占中运动，大批笃信西方价值观的香港年轻人走上街头，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回8.31政改决议。香港作为中西缓冲区的地位遭受严重挑战。 香港缓冲区的利弊 对大陆来说，香港缓冲区的存在有利有弊。在过去40年中，香港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为大陆提供了转口贸易渠道、吸引了巨额直接投资、输送了发展经济必需的境外资本。2017/18年度的数据显示，在大陆全年所获1,250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中，990亿通过香港流入，占总外来投资的80%；中国公司近六成、共354例首次新股上市（IPO）选择在香港。大陆能够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中确实有香港的巨大功劳。 香港主要采用普通法体系，具有独立关税区地位，如果大陆不设立自己的普通法特区、不对涉港区域经济布局做大幅调整，那么在中美竞合的国际格局下，香港在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性也将长期难以取代。虽然香港在中国的GDP占比越来越小，但是大陆会继续看重香港的独特作用。 香港对中国长治久安的挑战在于，作为一个接受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国际大都会，它可能成为颠覆大陆政权的基地。香港是一个由西方价值观主导的多元社会，活跃的公民社会、富于批判性的传媒、反对派随意表达意见的立法会等，都与中国主体文明存在直接冲突。在此次动乱中，激进的民粹主义者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驱逐共匪”等口号，污损中国国旗，打砸烧大陆背景的商铺，无端攻击大陆人等等，这表明香港的社会运动已经把矛头对准大陆公民和社会主义制度。 中美冲突中的香港 当前中美之间的相对实力相差不大，但美国仍处于攻势，中方处于守势，一个相对中立的缓冲区对双方都有好处。对美方来说，香港基本上属于单方、进攻性的缓冲区，而对中方来说，它基本属于包容、防御性的缓冲区。香港恰好满足了中美两国寻求缓冲的实际需要。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走上与中国脱钩的道路。特朗普一再指责其前任的对华接触政策特别是经济相互依存推动了中国崛起，希望在任期内打断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特朗普试图中断中美科技交流，惩罚华为等挑战美国技术垄断地位的中资企业，并在中国与其它发达国家之间制造科技交流障碍。 对于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中方的回应相当理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扩大了境内自贸区的范围，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企业继续与中资企业合作。然而，中国政府意识到这些举措依然不足以扭转中美脱钩的趋势，因此大力鼓励和支持香港进一步发挥国际物流枢纽和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深化与西方国家传统上的经济、金融和技术联系。 香港缓冲区由于其战略和法律上的灵活性，对中国而言，具有防止与美国全面脱钩、爆发冷战的吸引力。由于普通法体系的固有优势，香港在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可以压倒周边的日本、韩国、台湾、除新加坡以外的东盟国家。中资企业可以主动进攻的方式利用香港，通过自由开放的政策吸引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资本，从而巩固与西方经济金融界的联系。根据《美国-香港政策法》，美国政府视香港为一个在政治、法治、经济、贸易政策方面与中国大陆有差别的地区，并在对外政策上将香港与中国大陆区别对待。在中美不至于完全脱钩的情况下，香港仍然可自美国购买对华禁运的敏感技术，而渴望获得核心技术的大陆毫无疑问可以成为明显的受益者。 对华盛顿来说，维持香港缓冲区的意图绝不仅仅是为了防止中美冲突升级，还在于为对华干预提供便利性，使美国能继续通过香港这一平台达到干涉中国内政的目的，特别是影响中国内部特殊利益集团、不同政治派别以及反共势力。美国持续不断地为香港反华反共势力提供支持，并以国内法、人道主义等借口掩护其在香港的特洛伊木马。这其实就是智利阿连德模式的翻版。 长远来看，香港缓冲区有助于推迟甚至防止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有助于缓和那些图谋军事干预中国的计划，避免美国因为政客的冲动而犯下致命的决策错误。香港的利益相关者可以提供一定程度的制衡，他们可以利用具有足够法律灵活性的工具，防止中美冲突扩大到无法控制的范围。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香港拥有巨大利益，它们确实也可以成为美国对华外交的制动器之一。 构建可控积极缓冲区 鉴于当前中美贸易战和香港动乱局势，除了一些涉及经济、民生与政改等老生常谈的意见之外，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义香港在中美之间的缓冲区角色，在新的框架下调整治港方略，把香港建设成一个中国可控的积极缓冲区，这对防止中美全面脱钩具有重大意义。 1，陆港融合是正确的方向，但不可急于求成，可以从中美缓冲区的角度考虑先整合、再融合的路径。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陆与香港长期处于区隔状态，双方生活在异质文化当中。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政府从来没有推动去殖民化进程，导致陆港差异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到港人曲解“高度自治”、否定国家认同的地步。港人对大陆的居民、价值观、政治体制的排斥日趋严重，人心回归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即便香港与内地经济一体化以及互联互通也没有改变这一态势。2014年的占中运动把陆港矛盾尖锐化了，2019年动乱则意味着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公开把香港变成分裂国家、颠覆大陆政权的基地。面对这种实际情况，硬销陆港融合难以得到香港市民的信任，也不利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健康发展。如果中央基于维护中美缓冲区的视角，采取渐进主义的方式，有耐心地缓步拉近陆港关系，在尊重香港独特性的前提下，使两地保持一定距离，相向而行，各自整顿改革，那么两地反而更容易达到协同发展的目标。 2，通过人大释法，用实用足《基本法》，尤其要掌握关键司局长的任免权，牢牢把握对香港的治权。香港实行普通法和大陆法混合的法律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掌握对《基本法》作出最终解释的权力，这是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据此香港法院对任何涉及《基本法》的诉讼案件都没有绝对终审权。通过释法把《基本法》用实用足，这是人大常委会的职责，不应出现有法不依、有权不用的情况。如果《基本法》在香港得不到正确实施，损害香港根本利益，危及“一国两制”的原则底线，人大常委会必须责无旁贷地行使权力。 人大释法不仅可以厘清诸多争议，还能够解决特区政府的领导权问题。回归以来香港出现越来越严重的乱象，证明特区政府领导团队缺乏政治智慧、能力和魄力。政府官员习惯于不作为，凡事都指望中央，各自为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果要彻底改变这种“懒政”状况，那么通过人大释法，中央掌握关键司局负责人的任免权，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切入点。 《基本法》未对香港权力结构的细节作出具体规定，存在许多自由诠释空间，因此中央可借此通过人大释法创造出崭新的政治机制。中央对行政长官、行政机关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都拥有实质任命权。中央可以在与行政长官协商后，直接任免行政机关主要官员和行政会议成员，从而真正掌控管治权，避免香港滑向“完全自治”的危险边缘。 3，通过自我革新激活建制派。根据唯物辩证法，矛盾是普遍、绝对和无法掩盖的；社会变化主要是由内部矛盾的发展而产生的，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如果香港要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前提是香港内部生态发生深刻的变革。当前香港的主要矛盾是爱国爱港力量与本土分裂主义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爱国爱港的建制派。爱国爱港力量要战胜本土分裂主义，必须依靠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严格的组织路线。在当前建制派萎靡不振的情形下，只有允许建制派内部发生自我革新，清算各种“两面人”和隐性“港独”分子，支持中央的队伍才能凤凰涅槃，重获新生。因此，我们不能掩盖香港社会的内部矛盾，不能打压胸怀抱负的爱国爱港人士，不能抑制“新香港人”的政治追求，要允许甚至鼓励建制派内部展开良性、公开的竞争，扫除亲殖恋殖势力，促进建制派的新陈代谢。爱国爱港力量要抛掉幻想，准备战斗，走基层，接地气，以朴实的作风来推动解决香港深层次问题。 4，走群众路线，筑牢和扩大执政基本盘。回归以来，港澳系统长期沿袭“许家屯路线”，统战的重点是香港政界、商界、学界以及专业团体中的既得利益者，其中许多人应邀参与国事和香港治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此路线克服了当时治港思想和路线偏左、基础面较窄等问题，但回归后这一政策调整走向矫枉过正的地步。我们错误地相信香港劳动者，包括年轻的中产阶层，会理所当然地支持中央，甚至完全忽视香港中产阶层、劳工和底层的切身利益，放任港府在房屋、民生、福利等涉及劳动者利益的领域长期不作为。统战工作出现按闹分配、私相授受的利益交换现象。这种小圈子治港局面一直持续演进到2019年动乱。在本来属于中共阶级基础的香港社会基层、中产阶层当中，年青人出现强烈的仇共反中情绪，严重动摇了香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这迫切需要中共在香港不忘初心，重走群众路线，团结属于“自己人”的劳动者，夯实和扩大基本盘，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改变建制派-反对派力量之间的所谓4比6铁律。香港采纳西方模式的选举制，本地统战策略应不同于内地，但是目前有关部门把大陆与香港的统战工作一视同仁、等量齐观，这是导致中共在香港的基本盘不能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成功统战的前提是有一个稳步增长的基本盘，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5，扭转香港垄断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局面，鼓励澳门、珠海横琴、广州南沙、上海、深圳等地与香港自由竞争。地方垄断的危害在于缺乏外部竞争压力、内部发展动力和有效制衡机制，容易导致垄断者无限扩张权力，侵犯利益相关者权益，并在政治上造成拥金自重、尾大不掉的局面。中国政商学界素来存在一个迷思，那就是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绝对不可取代，这也是香港本土分裂主义势力敢于要挟中央政府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只要有成熟透明的法律制度、快捷的信息传播环境、优秀的专业人士群体、自由的营商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安全宽容的生活环境等，中国其它地区也能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大多位于保护和鼓励创新的普通法系经济体。除了允许澳门、上海、深圳等城市金融行业与香港竞争之外，中央还可以考虑在珠海横琴、广州南沙设立境内关外普通法自由区，确立完善有效的司法体制、审慎而稳健的监管制度；实现资金货币自由流通、税制简单且透明；打造全球性金融中心，服务于维持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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