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部落撕裂香港 - 天大研究院

2020-06-26

在香港反修例风波中，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界人士。一场没有公开领导者的动乱为何能够长期持续？这场社会动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黑暴分子特别针对讲普通话的大陆人？如果我们从新部落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就能找到答案并加深对变迁中香港社会的认识。

在香港反修例风波中，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界人士。首先，一场没有公开领导者的动乱为何能够长期持续？其次，这场社会动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第三，为什么黑暴分子特别针对讲普通话的大陆人？这几个问题其实也涉及西方人常常对香港社会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大量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在法律上具备“香港人”身份的大陆人不被香港社会尤其是政界视为“真香港人”？如果我们从新部落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就能找到答案并加深对变迁中香港社会的认识。

超越个体主义的新部落社会

新部落是指在特定的实际或虚拟空间，通过排外的亲密社区交往，不断强化共同自我情绪的社会群体。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菲索利（Michel Maffesoli）是第一位提出“新部落主义”概念的学者。他认为，由于个体主义和市场理性主义的主宰，温馨的友谊和紧密的社区纽带在大众社会成为稀有品，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大众社会普遍瓦解，人类社会将回首历史，从遥远的过去寻找提升生活品质和情趣的组织原则，超越原子化的个体主义，建构新部落社会。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随着个体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家庭、工作机构、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中传统社会关系正在持续瓦解。马菲索利则以不同的眼光观察到，后现代社会的特定时空里面，大量的小规模社会群体正在崛起。他以“新部落”这个概念来解释社会中的去个体化现象。新部落具有流动性大、周期性聚散的特点，成员常年一窝蜂地集合，也一窝蜂地散开，而且经常在不同部落之间游移。后现代社会区别于理性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从个体主义走向小圈子主义，个体自然的社会性大为增强，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呈几何级数增长。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个体的社会环境，使个体的社会联系不再局限于地域，而是在虚拟空间中拥有海量的交往机会。这些机会不仅来自于其它个体，更来自于无数微型、小型虚拟社区即部落。这些虚拟部落帮助个体摆脱孤立状态，为个体的角色多元化提供了条件，可以让个体方便地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丰富和趣味化人生经验，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标志。新部落让个体的自由表现欲望和对团体归属的自然渴求实现了对立统一。

非理性的新部落社会

新部落主义是逆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互联网科技、4G和5G通讯、资本自由流动等弱化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但是正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言，经济理性主义驱动的全球化加深了贫富分化，使大多数人陷入相对贫困，而且加剧了文明的冲突，他们转而倾向于回到能够满足自己原始欲望和使自己感到舒适的小圈子，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乐趣和感性生活质量，对宏大的社会问题采取了漠视态度，这就催生了一个个新部落。全球化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活型态，地理意义上的社区越来越缺乏志同道合者，人们反而在虚拟的网络上找到与自己有相同感触的人群。传统的社区被信息时代超越地域概念的网络社区取代，人们在新型社区中找到自我认同与社群归属感，这是当今世界社会运动的新特征和新模式。这些社群包括情感连结的趣味社群、共创利益的互助社群、感同身受的价值观社群等。在这些网络社群中，趣味社群最具后现代的特性。趣味社群属于低物质欲望、希望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人群，渴望在社会关系中表现自我，同时与他人分享经验和快乐。他们不关心宏大叙事，不重视理性思考和论述，更重视生活情境、美好家居、活在当下、建设本土。这种社会发展趋势，代表着理性化的社会正在向情绪化社会过渡。 趣味社群的粘合剂是成员之间共同的自我情绪，他们都是基于类似的冲动，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自愿加入社区。新部落主义的本质是非理性的，所以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活力。群体的团结依靠成员的归属感，而后现代的新部落，其高度归属感来源于近乎夸张的超自然情绪表达甚至属灵支持。成员对此的共同体验就可以把部落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情绪体验是新部落重要的形成因素和融入机制。它可以制造深度沉浸或者集体狂欢，在成员间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带动共同议题。在后现代社会，非理性的情绪甚至刺激能够得到鼓励，有效地促成并巩固社会建构。

香港旧有部落形态

香港总体上没有发生内地经过的历次革命运动，又是一个长期被英国殖民政府治理的移民社会，因此部落社会的色彩比较浓重。严格意义上讲，部落是一个政治单位，不过在现代社会中，它主要呈现为一个社会和经济单位。传统的部落基本上以血缘为基础，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联合而成，是为促进成员团结而组成的政治和社会单位。传统部落成员大多来自于同一种族、氏族、居住地，拥有相同的宗教、文化、历史、语言等，在政治上有统一的领导，但是缺乏中央集权。现代部落与传统部落类似，但其功能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自港英时代起，香港政客与商人形成了紧密同盟，超级富豪全面影响香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这种状态在回归之后并无改变。商人阶层几乎在各方面影响香港市民的生活，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香港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时候，商人阶层被政府权力压制，回归之后，中央对香港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商人阶层在政治上迅速坐大，打破了政府与商界的权力平衡，形成一种类似于地产霸权的政商关系。这种结构催生出一种适合现代社会的部落体制。它就像一个大染缸，让所有市民深陷其中，知其腐而不自觉，更不能自拔。特殊利益集团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垂直关系链”，根据部落按血缘和等级分配原则，构建了一个政商共治、剥夺中产与基层的政治结构。该利益集团维护和促进家族的商业利益，阻挠科创企业的发展，拒绝市民的各种诉求，包括释放土地建公营房屋、提高最低工资、实行标准工时、实现全民退保等。这一落后的体制必然招致大众的反对，而政府的应对之策就是拿出巨额公帑，收买和安抚那些有影响力的分子，借助这些“大声公”压制上班族和基层的怒火。该利益集团与西方国家有着亲密感情和利益交叉，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是其家族家庭利益所在，因此私相授受是香港商界和官僚系统保持对西方影响力的方式。由于部落成员没有民族国家意识，不强调以民族主义来完成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因此他们更容易接纳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愿意与外国人分享资源和利益。

新部落推动香港本土化

从新部落主义的视角观察香港的本土化运动，我们可以理解其深层次原因。超越传统英式个体主义后形成的小圈子，加上非理性的生活情趣追求，导致大量香港人对所在新部落的忠诚度远远高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经常把本土利益与国家利益对立起来。对民族国家的否定导致新部落的认同聚焦在本土情绪或利益上，如此这些港人既无法拥有全局性的视野，也部分丧失个体的独立性。他们行动的驱动力更多来源于本土目标和议题，并以后现代主义的行事方式来表达。 香港社会的激进分子在反修例风波中强调本土权利。他们反对中资企业以香港为平台推进海外扩张，反对中央对港实施全面管治权。比起参与这些国家大事，他们更关心街边的蔬菜店、咖啡馆、餐馆，还有社区的健身房、图书馆、公园等等。这些诉求缩短了香港个体主义文化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社区里面的人们亲如“手足”。 反修例风波中激进分子之间狭隘的团结互助精神得到提升。新部落概念不同于传统人类学意义上的部落，但是两者显著的相同点是非契约性的私人交往关系。它不同于工作关系、法律关系，强调亲情、感情纽带、一致对外和内部团结。在街头暴乱中，“手足”之间互帮互助，团结一致地排挤甚至殴打讲普通话的大陆人。抱团、互助和排外成为反修例“手足”的责任和义务，进一步加强了“手足”之间的亲密联系，提升了本土归属感。 黄色经济圈是在反修例风波中由部分文人发动的经济本土化运动。它成为香港反对派用来打击中资、扩大自身经济影响力的武器。黄色经济圈的本质是反中共、反大陆、支持本土的商业部落，是本地商家排挤中资竞争对手、扩大利润的一种操作方法。本地小商家一直受到本地大商家和中资企业的冲击，而黄色经济圈则以血缘、本土、相同价值观的名义来拉近自身与顾客的距离，也实现与本地财阀的利益和解。这种出现在基层水平的利益再分配，扩大了本地财阀在基层的联系，实现了垂直结构在不同等级上的横向延伸，巩固了既有的等级秩序，形成小商家与财阀的部落联盟。

新部落凸显部分港人的面具人格

新部落主义的视角有助于我们认识反修例风波中黑暴分子甚至普通示威者的蒙面行为。新部落行为，无论小圈子活动，抑或基于原始欲望的非理性生活方式，都与香港社会台面上的现代性规范不相容，于是黑暴分子和许多普通示威者都不以真实面目示人，纷纷以面罩、口罩蒙面，目的是隐藏身份，避免极端行为给自己的工作和公开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这在世界社会运动中确实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新部落概念超越了传统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成员可以用面具来应对台上台下不同场景。戴上面具的社会成员，没有否定个体主义，但是又在戴上面具后在小圈子里进行欲望驱动的角色扮演，与圈内人建立一种亲密社会关系，排挤圈外人，获得一种私密的集体性情感满足。社会成员可以有不同的面具，而戴上哪一种面具取决于不同的社会场景。在某些场合，个人会隐藏真实的自我，戴上与特定群体共同情绪相称的面具，并且根据这个面具的逻辑去扮演社会角色。如果真实的自我情绪与某个特定群体的共同情绪契合，形成强大的集体驱动力，那么个体就会高度认同这一群体，轻松愉快地融入其中，完成从个体到部落成员的转换过程。 一些香港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显露新部落特征，呈现明显的面具人格。他们在西方人面前说和做是一套，普遍展示符合现代性的规范；在中联办、港澳办官员面前说和做是一套，一般展示对“一国”的支持；而对圈内则又是另一套，基本沿用历史上传统部落的交往方式。通过面具的保护，在香港的新部落中，君子协定或者口头协议具有约束力，并被广泛接受，导致香港的政策制定过程类似于中东阿拉伯王室与商人之间在台下的讨价还价。在香港和中东阿拉伯社会，我们发现部落与现代性可以良好共存，其主要的手段就是面具化治理。它以部落治理的方式，容纳多元文化，并巧妙地在不同文化圈之间设立防火墙。这种设计引入了具有强大自生长力量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特殊利益集团创造巨额财富。当西方游客穿行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无法想象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新型部落社会。

因势利导，瓦解新部落

传统部落的消亡源于阶级的出现、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作为治理冲突工具的国家机器的诞生。若要破除新部落的影响，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历史经验仍然值得借鉴。在阶级调和成为香港社会发展的基本共识后，我们能推出的政策只有发动国家机器，落实和加强中央权力。 首先，通过建立和落实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牢牢树立中央在香港的权威，打破部落割据的局面。回归20多年来，香港社会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央权力虚弱。香港地方政府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迟迟未能就涉及国家安全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根据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理论，秩序先于民主，安全先于选举，只有一个强大的利维坦即中央政权，才能保护全体人民不受无法无天的暴徒袭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就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实施立法，这是树立中央权威、重建香港社会秩序的重大步骤。然而，魔鬼在于细节，人大常委会在制定细则时，宜在香港派驻隶属中央的国安干警、法官、检察官，这样中央的权威才不会被本地部落架空和虚化。 其次，采纳“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原则，考虑社群人口比例，鼓励自由竞争，适当掺沙子，突出行政、立法和司法等公权力的代表性，杜绝部落垄断权力的腐败政风。香港是一个多元移民社会，人口结构比较复杂。据香港政府统计，自回归以来，截至2018年底，已有约150万名内地人在香港生活，占香港人口的20%。除此之外，香港有8%非华裔人口，主要来自东南亚、南亚和欧美日。由于部落对权力的绝对控制，香港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基本上以家族、派系、地域、方言划线，亲疏有别，拉帮结派，占山为王。在粤语方言社群之外，香港还有大量爱国爱港、埋头苦干、敢于担当、胸有惊雷、腹藏良谋的优秀人才，受制于不合理的部落藩篱，无法进入香港的权力核心。香港宜以贯彻落实国安法为契机，消除用人的部落痼疾，广开进贤之路，放眼所有社群，唯贤是举，让各类治世能人都能脱颖而出，投入到香港蝶变重生、再次腾飞的事业中来。 第三，普及中文标准语，以此为载体根除新部落党同伐异、排挤大陆人的不当做法。部落化的方言，被成员用来展示和行使社会与政治权力。人口占多数的部落往往通过神圣化、政治化自己的方言来垄断资源和权力。只要使用方言的部落掌控了某个地方政治决策的权力，操国家标准语人群照样遭到歧视和排挤。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来看，方言的强势代表中央权力弱，标准语的强势代表中央权力强。语言的主导地位，并非源于标准语或方言本身的优劣，而取决于央地权力博弈的结果。在现代民族国家，标准语之所以成为标准语，就在于中央拥有强大的权力，并且有意志在地方展示和落实自己的权力，让地方通过语言的取舍来表示服从。在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没有明确要求本地政府落实普通话和简体字在政府、立法、司法、教育等领域的官方主流地位。这一政策的恶果在反修例活动中得到彰显，许多操普通话的游客被殴打和攻击，而中央的权力在反对派甚至建制派那里被藐视。普通话没有成为香港的主流官方语言，导致教育界不但难以通过简体字去客观认识内地，反而充斥着来自英文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仇华反华内容。公务员事务局法定语文事务部、律政司双语法制委员会、教育局下辖语常会，应尽早规定所有香港政府公文、司法和立法文件以及学校相关教材必须全部有国家标准语版本，真正落实《基本法》规定的“两文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