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国际社会造成历史性冲击，成为二战以来全球面临的最严重公共卫生事件。截至2020年11月16日，全球累计报告逾5,475万名确诊病例，逾132万人因此死亡，其中美国有超过1,100万感染病例，超过25万人死亡。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扩散，引发金融和资本市场动荡，各国为控制疫情传播，不同程度地限制了经济和社会活动，生活和生产被按下暂停键，经济运行遭遇巨大压力。 中国最先报告新冠病毒疫情，截至目前累计确诊92,452病例，死亡4,749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终于在全球较早控制住疫情，实现了本土病例清零，国民经济建设逐渐步入正轨。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同比增长0.7%，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2%，将是今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全球经济将萎缩4.4%。 相较于美国，中国抗疫无疑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主要归功于中共“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当特朗普政府不顾国民健康坚持经济生产的时候，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置于经济、政治等其它方面考量之上。除了执政理念的不同，中美抗疫在政策上的差异也源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所持的不同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长期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分野。它们涉及到机构或个体对未来成长路径的评估、选择以及对意图的执行过程和力度。 长期和短期主义行为的渊源 跨期选择是指国家和社会对不同时间点的价值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进而做出决定的过程。普通人对跨期选择的认识主要来源于理财。比如家庭需要在眼前与未来的利益之间进行取舍，选择是在近期内消费还是为了将来获得更大收益而进行投资理财，投资时是选择收益小、获利快还是收益大、获利慢的理财产品。 西方国家和社会的跨期选择深受经济学远期折扣率概念影响，而折扣套现是典型的市场影响政府行为的现象。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理论将跨期选择理解为不同时间点上的价值以一定的比例进行折扣比较的过程，之后的模型将决策中的心理因素反映为折扣率这一变量。现时偏误(Present bias)指向不同时间点跨期决策偏好的不同，表明政府或民众在历史折扣中会高估当下的价值，这正是美国政府和社会倾向于短期主义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 跨期选择涉及线性和循环两种历史观。西方文化以前者为主，把历史看作是一条向上发展的斜线，认为历史发展是一种不断向前向高处延伸而且无法回溯的线性单向运动过程，贴现就是一种损失，需要再投入才能弥补，而且机会一旦逝去便无法挽回。中国文化以后者为主，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不断返回原点的可逆过程，一个不断重复发生的螺旋形运动，历史随着时间流逝呈现周期性的变化。持线性历史观的西方人在跨期决策时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利益，预期利益总是会单边上涨，相信放弃眼前利益就无法走向美好的未来，相信尽早投入就会得到更多利益回报；持循环历史观的中国人在跨期选择时更偏好远期利益，预期利益增长会出现回落，相信机会总会再次眷顾自己，相信下一次投入会得到更稳妥更大的利益回报。 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延迟满足指的是个体和社会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利益而主动抵制和放弃即时满足等短期行为的抉择取向，以及在追求长期目标过程中展现出的自我忍耐、节制和控制能力。延迟满足强调人们为了实现长期政治和经济目标，克服权力运作和市场运行中即时满足的冲动和诱惑。 延迟满足包括“延迟选择”和“延迟坚持”两方面内容。延迟选择指的是国家和社会基于长远利益而放弃当前的即时满足，而延迟坚持则指采取各种策略来坚持所做出的延迟满足选择，直至达到最后的目标。所以，延迟满足既需要控制诱惑和冲动的决策能力，也需要贯彻这一决策所必要的维持意志力的技能与策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既排斥延迟选择，更难以做到延迟坚持。 中国政府把国家崛起看作一个长跑项目，鼓励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的牺牲精神。民族国家教给国民延迟满足的概念，培养其为国家、为后世子孙付出的情怀，同时创造条件提升国民延迟满足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更有利于理性民族主义精神的培养，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全球竞争力。 2,000多年前，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本质上就是一种鼓励延迟满足的社会行为取向。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则是延迟满足在外交领域的应用。华为的员工为了获得更多的薪酬、抓住更多的未来人生机会、达到更高的职业目标等一系列更有价值的长远利益，甘愿放弃休息、娱乐等无利于当前工作的即时满足机会，这是延迟满足在个人发展和企业管理领域的应用。 中美抗疫差别 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的不同态度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显露无遗。中国抗疫最引人瞩目的措施就是大规模封城限行和严格的隔离政策。中国以短期的牺牲赢得人民正常的生活和全年经济的正增长，属于典型的循环式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2020年1月23日，在最先报告新冠病毒疫情的武汉市，政府宣布封锁这座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限制市内公共交通并关闭机场、火车站等离境通道，对所有确诊新冠病人、疑似病人以及密切接触者实行隔离措施，关闭学校和娱乐场所，禁止公众聚集，同时暂停全国进入武汉市道路水路客运班线发班。武汉市的封锁和隔离政策持续了76天，直到4月8日城区才解除离境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 为抗击疫情，中国在第一季度付出了巨大代价。2,000多名医护人员确诊感染，几十人以身殉职，130多名民警和辅警牺牲在工作岗位；各地停工停产停商停学，全国一季度GDP下降6.8%；1-3月，全国餐饮收入6,026亿元，同比大幅下跌44.3%；全年电影票房损失估计超过300亿元；全年旅游总收入损失大约在1.4万亿左右。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于上年同期0.7个百分点，近两成的就业人员处于在职未上班状态。 中国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封城措施为遏制新冠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封城和隔离措施让中国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总病例数减少了96%，限制了新冠疫情的规模，并最终令中国大陆切断了病毒传播链，实现了本土病例清零。 中国在抗击非典疫情时采取了类似的应对举措。2003年上半年，中国大陆24个省区市先后发生非典疫情，累计报告非典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中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采取史无前例的停工停课、大隔离、大消毒防控措施抗击疫情。很多省市中小学全面停课，各企事业单位尽量不派人出差。农村以村为单位进行封锁，所有外来人员不得进村，本村在外打工返乡人员必须在观察期满后才能回村。在全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疫情在5月份开始逐步缓解；6月11日以后，各地再没有新发病例出现。 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了与中国相反的抗疫政策，属于典型的线性跨期选择，基本上排除了延迟满足。为了帮助特朗普实现连任的目标，美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坚持和恢复经济活动方面，反对以短期的经济停摆来实现病例清零的目标，不仅没有适时采取封锁和隔离措施，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纵容民众的任性行为，不要求人们戴口罩，拒绝基本的防护安排。时至今日，美国政府仍然以“不科学”“高成本”“侵犯人权”等理由拒绝全民检测，根本上就是无法执行延迟满足、见小利而忘命的短期主义行为。 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应对H1N1流感时几乎采取了同样的不作为措施。当年4月15日美国确诊首例病患，之后疫情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多处快速爆发，不断蔓延。美国疾控中心没有要求对病人实施隔离措施，也不建议在学校、办公室和公众场所等非卫生保健机构的场所使用口罩和呼吸面罩。据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3月中旬，疫情导致5,900万美国人染病，26万5千人住院，1万2千人死亡。 比较中美两国抗疫措施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对延迟满足的接受和基于循环历史观的跨期选择，导致国家和社会普遍接受长期主义公共政策，追求更大的长远利益；而美国社会对延迟满足的排斥和基于线性历史观的跨期选择，导致国家和社会普遍倾向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和文化，满足于短期的利益最大化，结果导致社会付出更大的长期性代价。 长期和短期主义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的不同态度影响了中美公共政策差异。中国通过政府规划建立了公共政策长效协调机制，使社会和经济发展朝同一方向前进，不受领导人更迭影响。中国已经形成自己成熟的长期主义公共政策安排，如每年的两会、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五年规划的中共中央全会以及为制定五年规划举行的各界人士咨询和协商会议等等。基于这种独特的公共政策安排，中国才能够制定百年规划这样的长期主义目标，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贯性，并坚持不懈地推进和完成。 建设小康社会是长期主义公共政策一个较好的例证。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到上世纪末在中国建立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到上世纪末要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十三大提出实现小康的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十四大把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作为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十五大则把“三步走”战略进一步具体化。从新世纪开始，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中共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做出新的部署，十九大则在中国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发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员令，踏上现代化新征程。可以看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期间国家历经了几代领导人的交替，但国家纲领性的目标和政策却保持了稳定和连贯性，领导层一棒接着一棒跑，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一步步变成现实，这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国公共政策的长期主义优点。 美国有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能够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对缓解社会矛盾有较强的协调能力，避免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甚至不可收拾的大动乱，从而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与此同时，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向来有超越党派的长期主义战略。然而，在公共政策领域，基于跨期选择和对延迟满足的抗拒，美国盛行短期见效的政策，只顾眼前，不顾未来，而周期性选举和政党轮替也加剧了公共政策的短期主义化。 为了满足选民的诉求，美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倾向于即时满足，排斥艰苦奋斗、克制忍耐的精神和行为。普通民众一般不会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角度来看政府政策，也不支持政府出台违背自身眼前利益的长远政策。执政的领导人制定的政策主要都围绕着下一次的选举展开。政党为了胜选需求，向来回避吃力不讨好的长远政策，往往制定一些能够给选民带来暂时好处的民粹化糖丸。如全球化议题，本来全球化有利于提高美国总体福利，只要美国解决内部分配问题，全球化不应成为被放弃的政策，但由于全球化损害部分美国人的现实利益，而分配改革只是流于政客选举时的激情承诺，无法真正落实为可以执行的政策，最后能够为全美全世界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全球化在特朗普时代戛然而止。 这种氛围之下，美国基本上无法制定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划，公共政策受到政府更迭的影响，经常发生左右摇摆，更遑论制定和坚持百年规划这样的长期目标。美国坚持经济上以市场为本、政治上以选举为本的发展思想，把市场和选举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的政策围绕吸引选民投票、兑现选举承诺展开，努力满足选民对政策的情绪偏好。由于缺乏远见，美国政府和社会被一个又一个短期目标和问题困扰，试图解决贫富差距，结果超级富豪愈来愈富；试图反对种族歧视，结果黑人暴动席卷全国；试图通过经济相互依存改变中国，结果闹得中美脱钩，美国的公共政策自相矛盾，发展进程严重缺乏政策连续性、完整性，导致国家陷入白左与民粹极端势力恶斗的复杂局面。 政策建议 第一，防疫抗疫常态化，标准不能降，力度不能减，这样才能保护同胞们牺牲权利和生命换来的抗疫成果，同时切实建立和传播对美国的公共政策优势。目前全球确诊病例仍然不断上涨，中国宜继续执行“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政策，通过大规模核酸检测、流调追踪、隔离治疗、精准控制、动态清零、联防联控等举措遏制疫情。在香港与内地通关问题上，有关部门在督促特区政府提高防控水平的同时，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在香港未实现14天连续本土病例清零的情况下贸然敞开大门。少数建制派人士缺乏大局观，无视国家利益，为了许多短期利益和便利，强烈主张降低标准通关，内地对此宜保持清醒认识，不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同时做好香港相关人士的说服和劝导工作。 第二，注意长期和短期主义的结合，权责对应，限制了人民权力，就要在福利上加以弥补。为了长期主义目标，政府短期拥有更大的权力，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坚决避免政府权大责小、有权无责的局面。在严格的防疫抗疫过程中，人民失去了许多正常情况下的权利，就应该获得更大的福利，如此才能取得社会的稳定与平衡。“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现代社会难以实现而且不合道义的目标。在权责对应方面，我们可以参考的对象是俾斯麦治理下的德国福利公共政策，而不是大秦帝国的严刑峻法。 第三，审慎对待美国因为短期主义抗疫政策造成的混乱，不可因为机会主义诱惑而追求战术上的胜利，结果导致战略上的失败。为了避免日本在珍珠港所犯的错误，我们宜牢记战略决策的根本是实力，而不是机会。正如常言所说，因为机会得到的，终会因为实力而失去。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确实已经超过美国，但中国的综合实力还不如美国，军力与美国尚有一定差距。自二战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领导人能像特朗普一样让西方如此分裂，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将继续发酵，美国社会的分化和撕裂将持续发展，这的确为大陆武力统一台湾提供了机会之窗，但这一机会只能在做好充分谋划尤其是避免中美发生直接大规模战争的前提下才能变成现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