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国家认同的潜在挑战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四个中心城市之一，澳门被寄予发挥核心引擎作用的厚望，然而，澳门在回归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存续已久、亟待解决的矛盾。相对于香港，澳门被认为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典范而被高度认可，“爱国爱澳”的国情教育增强了澳门人的国家认同感，但是澳门国家认同感的稳固性并非没有挑战。

澳门国家认同存在的潜在风险

相较香港，澳门过往的殖民历史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影响微弱，而回归后推广的“爱国爱澳”国情教育在根本上推动了澳门较高的国家认同感。来自大陆与澳门的CEPA政策、内地开放对澳门个人自由行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对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这在实际层面上进一步加强了澳门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因此，对于澳门而言，经济发展和国家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成。当前，澳门的“爱国爱澳”已经成为澳门社会的主流文化，澳门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任程度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准，澳门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评分也在7至9分（满分10分）间波动，但有几点潜在风险值得注意。

第一，新移民影响澳门居民的国家认同。澳门回归后，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自2004年开始澳门经历了四次的移民潮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移民除了缓解劳动力不足、活跃了澳门本地经济之外，也带来了楼价飙升以及文化融合的问题。以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为例，2015年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及澳门青年研究协会针对“中学生国民身份认同”展开调查，结果显示，72%以上的澳门中学生肯定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较2014年调查的55%有大幅上升。对“中国人身份对自己来说很重要”持肯定态度的中学生比例超过60%，比2014年不到40%有大幅上升。不过，此次调查中中国内地出生的受访者占28.3%，较往次调查比例有明显提高，2014年调查这一比例为18.1%，2009年调查为15.3%。如果剔除新移民子女的比重变化，澳门青年一代的身份认同是否有大幅提升仍然存疑。

第二，澳门居民的国家认同存在一定的波动性。2008年奥运会期间，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程度上涨到83.7%，而2014年香港“占中”爆发，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程度下降至回归后的最低值46.5%。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部分澳门青年在连登、Facebook等社交平台以各种形式予以支持。7月25日，近百名澳门人于连登讨论区展示澳门居民身份证，表示对香港的关注，声援香港示威活动。同时，部分澳门市民通过Telegram群组发起在议事亭前地进行默站，以声援香港反修例运动，此举遭治安警察局反对，主办方其后取消活动，但后续也有记者在新任特首贺一诚的记者会上询问“如果市民申请默站都遭拒绝，如何可确保言论自由？”此后，部分澳门本地学生和大陆学生也在社交媒体展开针对对方的非理智讨论。可以肯定地说，澳门和内地经济的紧密结合以及长期以来大量移民的融入对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推动澳门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澳门对国家的认同。如“议事亭”事件中，不少澳门市民于微信朋友圈等平台转发印上“拒绝”字眼的集会海报，并声明“不支持、不参与、拒绝集会”、“一起守护澳门”；澳门江门青年会也到政府总部递交请愿信，表示集会的有关诉求会扰乱澳门安定繁荣，并希望政府运用《维护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三条）拒绝有关集会的申请。

与此同时，随着内地劳务移民的进入，澳门产生了经济层面的自我保护意识。2019年6月，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研究小组公布“2018粤港澳大湾区澳门居民参与意愿调查及网络意见调查”结果。调查显示，约半数受访者表示，愿意未来有更多来自其它大湾区城市居民来澳旅游及投资，但仅有不到3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未来有更多来自其它大湾区城市居民来澳就业或定居。此次疫情期间，本地居民对外地雇员占用本地工作机会已有微词。为平缓民意，特区政府表示，工作机会应以本地人优先。澳门劳工局长黄志雄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持蓝卡的外地雇员为189,274人，较去年年底减少7,264人，1至5月期间，共有5,246个专业及非专业外地雇员许可续期申请不获批准。年初至8月份共有3,458人于当局登记为非自愿离职，同时疫情下已减少外雇名额13,000个。

第三，澳门经济缺乏自主性、多元化易影响其对国家的认同。回归后，澳门经济经历过两次大衰退，而两次经济低落均与外需骤降直接相关。澳门经济自2014年开始，出现了两次明显的经济下滑。伴随着中国政府反腐运动不断深入，银联卡赌场消费受限、澳门口岸收紧中国护照停留时间等因素，2014、2015年博彩收入连续数月下挫，导致澳门经济受到重创。此后随着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及澳门新一批博彩综合体项目的落成，澳门经济虽在2016年逐渐走出“重创”，开始回暖，但2019年的数据显示，澳门经济连续超过两个季度萎缩，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2020年抗疫封锁措施又重创了对外依赖严重的澳门经济，出现大幅度的经济滑坡并创下最大萎缩纪录。

由于相对单一的博彩旅游产业结构，澳门经济资源、消费人群和服务市场高度外向依赖，特别是对内地的依赖。内地是澳门旅游、博彩业最大的客源地。回归20多年来，澳门游客总量增长4倍，其中70%源自内地。自2003年港澳个人签政策实行以来，内地赴澳门游客数量不断增加。可以说内地是与澳门联系最为密切的经济体。也正因此，内地经济环境变化、出入境政策调整都会对澳门经济造成直接、重要的影响。以此次新冠疫情为例，为了应对疫情，中央采取了严格的人员流动管控举措。澳门博彩、旅游业独大的单一经济结构，加上疫情带来的旅客流动限制触及澳门经济的筋骨，已全面冲击澳门经济社会的所有领域，由旅客所带来的经济带动效应在澳门几近消失，几乎等同于澳门的经济命脉被暂时掐断。

作为传统微型经济体，澳门市场狭小，资源匮乏，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也极脆弱，催化了深层矛盾的爆发。澳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产业过于单一、过分依赖内地市场的特点，是其经济发展固有的内生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自主发展、多元化发展的路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澳门经济一旦出现停滞和滑坡，就会推责于澳门特区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造成对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

政策建议

澳门需要加速推进产业多元化的进程，提升经济发展的韧性，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从而进一步巩固对中央的信心和对国家的认同，确保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

第一，澳门与内地已于2019年11月20日签署《关于修订〈CEPA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并在2020年6月1日正式实施。根据新修订并于2020年7月1日实施的CEPA货物原产地标准，澳门本地企业可以借助中葡合作平台以及CEPA零关税的优惠，引入葡语国家的优势原材料，特区政府应充分利用中央的各项措施，鼓励澳门企业及专业人士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当好中葡合作甚至中国“一带一路”对外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开拓多元化的市场。

第二，充分利用横琴自贸区优势。除了传统的博彩旅游业，澳门在中医药、特色金融、芯片设计、物联网、精准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有较好的基础，因此应将横琴作为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加强粤澳深度合作与世界连接的着力点和下脚点。8月18日，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正式开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型通关模式，除了旅检大厅，下一步还将在小客车和货车通道全面实施。进口食品在横琴口岸被抽查送检的时间从原7-11个工作日缩短到目前2-3小时，极大地便利了货物贸易。澳门可以利用独立关税区优势，将横琴资源延伸至世界，吸引外资企业进驻澳门设立总部，经横琴辐射到内地，共享产业协同发展成果。

第三，利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发挥平台的作用。在实际操作层面，重点加强专业人才和葡语人才的培养。目前，澳门居民仅有2.4%能讲葡语，而葡语专业人才更为缺失。如欲借助中葡论坛推进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澳门必须加强葡语人才特别是专业技术领域葡语人才的重点培养或引进。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下，中央人民政府授权澳门特区政府对外签订的双边协定涵盖了航空、司法互助、税收等相关领域。因此，在处理相关对外事务中，澳门特区政府可以承担更灵活的角色，发挥更特别的作用。

最后，在相对成功的国情教育基础上，要注意澳门本地居民和新移民之间的融合，但也要注意两者在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层面的微妙差异。不仅要加强传统的包括新街坊等社团的引领作用，更要长期关注青年一代社团组织。同时通过琴澳融合，缓解正在上升的澳门本地居民和外雇人员之间的矛盾，弱化因经济不稳导致的本土主义上升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