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力
2021-07-22
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中，就与相应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合而言，中国是最为突出和成功的。这是一个奇迹，但不得不说，这也与中国文化的宝贵特性相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宣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强调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长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最为伟大的理论贡献。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影响到一大批东方国家，比如日本甚至比中国更早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但却没有能够像中国一样创造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中，就与相应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合而言，中国是最为突出和成功的。这首先要归功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领悟与融会贯通，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床。这是一个奇迹，但不得不说，这也与中国文化的宝贵特性相关。
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文化发展的现象，其特点就是通过文化交融创造出新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属性和特质，所以要真正实现文化的交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文明的冲突倒是屡见不鲜的现象。然而，中华文明养育出了开放、包容、大气的文化，这为文化交融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中华文明在相当广阔的地域空间生长、繁衍和展开，犹如千百条涓涓细流汇聚成奔腾的江河大海，最终形成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经历了无数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与整合，由此塑造出极为突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不仅不排斥其它不同的文化，还十分善于同它们相处、交流，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自己。根据这一突出的特点，中华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和合”的文化。
中华文化重视“和”的价值，对其不仅有丰富的论述，而且极为深刻地将它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联系起来。最早进行这一论述的典型代表，是西周的史官史伯。西周太史史伯在分析天下的兴衰成败时，做了一段哲理性的分析。他认为，西周将亡，其原因就在于周王亲小人，远贤臣，专断一统，是“去和而取同”。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从个体行为和治国理政两个层面来论述“和”。从个体行为层面来说，孔子用它来判别两种根本不同品行的人，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治国理政层面来说，孔子将其作为最为重要的治理行为，强调“礼之用以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认为这种行为适用于大大小小各种场合，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行为方式。
发展的儒学兼采百家
儒家经典《中庸》论述的中庸之道与“和”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将“中”与“和”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加以论述，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对“中和”的论述深入到政治哲学的层面，将其作为居庙堂之高的至上追求，深刻体现了儒家的治国之道。
儒家“中和”的立场，不能不说是这一时代宝贵的政治价值观。汉初在诸子百家中选择儒家学说为主导，这种政治立场和价值观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表面上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违背了“和”文化的宗旨，但实际上是利用儒家思想完成了对诸子百家的整合。刘泽华先生对此有深刻的洞悉。他认为，从汉初开始，各个学派之间的交融合流已经成为时尚，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陆贾、贾谊、主父偃、公孙弘等，都是杂学之士，即使是董仲舒，其思想也是以阴阳五行融入公羊春秋等。所以，汉武帝明倡儒学，实则兼采百家。儒学比较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和”的特点。
儒学对“和”的追求和坚守，深刻影响到自身的兴衰。宋明理学成就了儒家思想发展中的又一座高峰，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对佛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借鉴。走过这座高峰以后，儒学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于是就避免不了衰落的命运了。然而，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已经生长出了“和”的基因，它已经超越了儒家学说的领域，构成了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底蕴，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发挥了独特的宝贵功能。中国文化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能够较好地避免文化或文明的冲突，以开放的胸怀迎接外来文化，不断地对外来文化予以鉴别、消化、吸收，不断书写外来文化中国化的篇章。
佛教中国化的成功
佛教是具有相当系统和完整信仰体系的文化，这种属性的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区分和边界十分清楚，即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很容易发生。然而，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成就恰恰是建立在佛教中国化基础之上的。佛教在公历纪元前后就开始传入中国，它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中国化越是成功，它在中国的传播越是广泛。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佛教流派，如禅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等，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和加以阐释的。这些佛教的流派已经迥然不同于其来源地的景况了，已然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尽管其也遵从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视的却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如《六祖坛经》这样的著述，基本依托的是讲中国话语的佛经，禅宗是典型的代表。
毛泽东十分看重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和特点，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同志回忆，毛泽东“对禅宗更为关注，对禅宗六祖慧能尤其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1959年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毛泽东说，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他把六祖慧能的佛经归为劳动人民的。很显然，毛泽东把中国化同大众化联系起来，即只有人民大众接受，才会有真正的中国化。
中华文明的开放基因被激活
中华文明孕育出的开放性、包容性基因，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同其它文化相遇时，中华文明往往能够避免你死我活的所谓“文明的冲突”，能够与之和平共处。这能够产生两个很重要的文化成果：其一，善于从其它不同文化中吸取营养，促进既有文化的发展；其二，将外来文化纳入自身体系，加以民族化的改造，最终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文化形态，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化的佛教。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数千年绵延不断，汇聚成博大精深的体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基因是其重要原因。
当然，这种基因也并非总是能够得到较好的显现。文化上落后的满族入主中原后，当西方国家大踏步走向全球时，中华民族恰恰开始了闭关锁国。很显然，这也是导致中国近代以来迅速落伍的一个关键原因。
然而，在西方列强的残酷打击之下，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时，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宝贵基因被激活了。从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中国越来越迫切地向外寻求治国之道，寻求真理。在经历了梁启超所描绘的关注器物阶段和关注制度的阶段后，中国进入了思想文化的求索阶段。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开始大批翻译西方著作。此后，上海、广州等地纷纷仿效，成立各种翻译机构。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就是当时最大的译书中心。一些新兴的社会组织以及教会都在翻译国外学术著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据梁启超1896年在《西学书目表》中的统计，到1895年，除宗教类书籍外，全国共翻译西学书籍354种，中国文化向外学习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到1902—1904年，史地、社会科学领域的书籍已经占到49.5％，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的译书占比下降到31.5％。严复从1899年到1908年间，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所谓的西方八大名著，涉及到西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正确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中国主动大规模输入外来文化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一时期传进来。差不多经过二、三十年的猛传、猛翻译、猛学习，转入了消化吸收的阶段，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本土化外来文化的进程，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思想文化体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它是同批判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中最为精彩的篇章。
在更加宏观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文化领域中不同方面的中国化进程，如现代社会科学中哲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法学的中国化等等，整个中国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
面向未来，中国社会将继续吸收国外先进文化，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继续引领中国文化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中国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而这一伟大成功的背后，则蕴藏着中国文化血缘中宝贵的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