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段啸林
2021-12-21
美国对华政策呈现新特点-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大幅度地调整特朗普任内对华的各项政策，中美两国战略竞争的态势也并没有变化。
一方面，受制于国内的反华势力和社会整体上的抗中情绪，中美关系在拜登第一任期内不可能有明显改善；另一方面，美国受到国内疫情和经济问题，以及缺乏盟友的广泛支持等因素，其对华政策虽然表现得来势凶猛，实质的政策执行可能“后继乏力”，象征意义大，属于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但美国对华限制措施是全方位的，采取多边（而非单边）的举措，在多个“战场”和中国开展可控的竞争，甚至在某些领域可能会爆发低烈度的对抗。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新的特点：
1. 以小博大，主要依靠国际社会的力量平衡中国发展。拜登政府面临国内经济复苏、防疫、两党竞争激化的困境，其精力更多将用于处理美国国内问题上。在对华政策上，主要考量如何用最小的成本服务其最大的利益，使用最小的经济、外交、政治杠杆鼓励其它国家（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包括台湾）参与，来实现各方面共同限制中国全球影响力的目的。然而，美国并没有获得盟友切实的保证，德、法、日、韩、新加坡等对美国抗中的态势表示担忧，这也使得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上不敢冒进。
美国看到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必然会采取平衡中国发展的策略。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会推动以限制中国发展为目的的多边外交，积极寻求新的区域“代理人”。因此，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台湾的军售、军援，开展联合军演、训练等，来提高台湾的军事防御能力，就成为其必然选择。
2. 价值观打压。美国会持续以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开放等价值观为由，鼓动其它国家限制中国，推动价值观外交，这样最能鼓动其它国家的保守派，从而推动其它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变，实现其战略目的。在这一点上，美台沆瀣一气，可能会打擦边球，谋求实质性地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一方面，美国会鼓励其盟友和伙伴中的保守势力、反华势力同台湾开展对话交流，开展非敏感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台湾地区领导人也愿意迎合美国的战略需要，鼓吹所谓的民主价值及其生活方式，通过各种形式加强与欧、美、澳、日等国非政府组织的交往。
3. 谋求与华再“挂钩”，促进部分领域的务实合作。经历特朗普时代贸易战、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以及疫情的影响，中国在世界供应链中的地位依旧无可替代，中美两国的经贸联系依旧紧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财长耶伦、贸易代表戴琪最近都表示，中美将会长期维持经贸领域的合作和相互依赖关系，应当推动“再挂钩”；拜登总统也多次强调在气候问题上和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但是，美方对华的经济政策未来会“加加减减”，在某些领域“解冻”、推动合作，在其它领域则推出新的限制性措施。从这个角度讲，在中美经济关系上，两国最多是维持现状，“冻结冲突”。
4. 以台制华采用“挑衅”的方式。虽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前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两岸问题专家葛来仪都认为武力统一台湾不是中国的首选，反对“台独”、坚持“一中政策”，仍将是美国对台的主要政策，但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对台策略正采取渐进的、“切香肠”的方式加以挑衅，多次允许美国国会议员和现任官员访台、频繁地派出美国军机降落到台湾的机场、故意透露美军驻台帮助台湾地区训练军事人员等，增加美国对台军售的频率、数量和武器等级，在大陆设定的红线周围“游走”和试探，给岛内“台独”分子释放错误信号，挑战中国大陆的底线。
美国对台湾政策新动向
美国最近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参议院相继提出《武装台湾法》和《台湾威慑法》，以持续提升台湾的军事防卫能力；多位重量级国会议员和高级行政官员陆续防台，并在供应链、防疫、军事、信息安全等多个领域与台湾方面开展对话与合作；美国国务院8月份批准了向台湾出售总额高达7.5亿美元的中型自行榴弹炮系统及相关设备，而后又提出向台出售美制鱼叉飞弹系统。
2021年11月16日，中美两国领导人举行了首次视频会晤。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两国之间最重要的问题，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习主席强调，中国实现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是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拜登在会谈中表示，美国仍致力于在《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的指导下，执行“一中政策”，并强调，美国强烈反对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单方面行动，重申美国帮助台湾强化军事防御能力的承诺和决心。同时，他也强调了管控战略风险的重要性。
总体上看，由于台湾当局的渐进式“台独”政策和美国“切香肠”式介入，两岸关系在较长时期内将处于低烈度的对峙状态，但对抗基本可控，两岸可以维持基本的稳定与和平。大陆应当在“喧嚣”中保持战略定力，把握主动权，稳步开展长期的“防独”和“促统”工作部署。
大陆短期内对台政策设计
短期内，大陆对台政策应以保持战略定力为主，可采取恰当的军事反制和威慑。采取适当的军事手段，目的是争取和平，为两岸全方位的经济、社会交往创造和平的条件。
1. 大陆应以政治斗争为主，对于美台实质合作的部分则坚决斗争，不“随风起舞”，避免全面对抗或者高烈度的措施，应以灵活多样的军事遏制策略为主，保持战略定力。此外，中国大陆可适当提高军事行动的透明性，同时做好预判：一方面，这样可以减少误判，避免发生意外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在国际舆论上形成我方因民进党“倚美谋独”、美方“以台制华”而被迫“还击”的有利态势。
2. 对台经贸要“一分为三”地处理，即稳固两岸交流的基本盘，在互补性极高的产业和领域推进务实合作，在中间区域实行灵活的经济交往策略。具体来看，应当选择一些政治敏感度不高的产业和领域，作为两岸经济交流的基点，稳定两岸交流的基本盘。在互补性极高的半导体、精密制造等领域，以地方政府、产业界和学者为主导，在人才引进、采购、技术交流等方面开展持续性、实质性的交流合作，同时减少中央政府的干预和媒体的关注。在中间区域，应当视具体情况，灵活使用惠台或经济制裁的措施。
另外，在经济交往中，我方应当减少甚至停止以特定人群为对象，或者以影响台湾地区选举为目的而实施的采购或者其它惠台政策，事实证明这样的举措效果有限。同样，应当持之以恒地推动台湾同胞在大陆享受“国民待遇”，但反对“差别对待”，不搞“超国民待遇”。
3. 善于捕捉美台之间的分歧，为我所用。在军购问题上，美国批准的军售案不一定符合台湾的“防卫”需求，时有“质次价高”的交易发生，在台湾岛内引起很大争议，这也不符合岛内实现“国防自主”、推动“国舰国造”的政策主张；在高科技产品禁运问题上，台湾半导体产业界十分担心美、韩借机开拓在中国大陆的市场，而只有自己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在资讯安全、供应链安全、食品安全、自贸谈判上，美国所求甚多，而能给予台湾的实质性优惠有限，这些矛盾在特定情况下可能激化，我方可以在舆论、经济交往等具体政策上善加利用，降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民意支持度，赢得台湾民心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