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易富贤
2022-11-1
【按】人口是国力的核心基础，人口政策是事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大计。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基础，也是最大的国情和国家服务对象。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是长期研究中国人口政策与战略问题的著名华人学者，著有《大国空巢》。其研究成果有科学数据和方法论支撑，其分析和建议具有警示意义，值得关注。该报告对于研判中国人口形势、检讨和调整中国人口政策、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有序实现有一定参考价值，是中国人口政策大辩论与民族复兴大讨论中的一种观察视角和学术观点。
【按】人口是国力的核心基础，人口政策是事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大计。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基础，也是最大的国情和国家服务对象。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是长期研究中国人口政策与战略问题的著名华人学者，著有《大国空巢》。其研究成果有科学数据和方法论支撑，其分析和建议具有警示意义，值得关注。该报告对于研判中国人口形势、检讨和调整中国人口政策、促进中国式现代化有序实现有一定参考价值，是中国人口政策大辩论与民族复兴大讨论中的一种观察视角和学术观点。
中国人口政策与国家现代化及国际竞争力提升密切相关，影响深远。中共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概念，作为统摄与整合中国发展要素的规范性框架，其中将“人口规模巨大”作为首要特征与基本依据。从客观经济规律与大国竞争规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序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增长与人口发展红利的可持续释放。目前，中国人口已出现增长低迷甚至负增长迹象，有关统计数据、人口战略和国家政策配套出现一定偏差，对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复兴造成不利影响。为积极回应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总目标，我们必须进行真正的科学研判，推动相关政策及时转型，才能适应国家可持续发展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需求。
中国人口安全的危局现状
从全球人口增长情况来看，儒家文化圈的生育率全球最低，原因有四：
第一，现代社会经济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基础上，比如社保取代传统的家庭保障，动摇了儒家生育文化的经济基础。
第二，儒家文化下的父母相信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对子女有强烈的利他主义。在传统低养育成本的社会中，会追求多子多福。但在现代高养育成本的情况下，会牺牲数量，追求质量。高昂的教育成本降低父母的养育能力和生育意愿，而过长的受教育时间又挤压年轻人宝贵的生育时间。
第三，东亚地区的城市人口密度过高，每平方公里有1-3万人，并且人口过度集中在大城市，高房价、高民生压力、狭小的空间、过长的通勤时间，导致民不聊“生”。
第四，儒家文化相信只有“此岸”，没有“彼岸”，因此更珍惜生命，预期寿命最长。一方面，生死之间存在某种的对称，生育率与预期寿命强负相关；另一方面，儒家地区养老负担最重，间接导致年轻人养不起孩子。
而在中国大陆，除了上述的共同原因外，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也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重塑了社会经济模式：
第一，心理上，不愿生。年轻一代人婚育意愿下降，20-29岁结婚人数从2013年的1,851万人锐减到2021年的792万人。2021年中国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只有1.64个，“90后”、 “00后”仅为1.54个、1.48个。
第二，物质上，养不起。各项经济、社会政策都是围绕主流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进行的。
第三，生理上，生不了。不孕率从1980年的1%-3%提高到2020年的18%，很多人逐渐丧失了生殖能力。同时，中国的堕胎率和避孕率也很高。如果坐视不管，今后中国的生育率将低于0.8，2050年、2100年的人口或将少于10.2亿、3.1亿。
各项有关人口安全的基本指标与趋势指标表明，中国人口的增长现状堪忧，必须进行体系性的政策调整，实施精准有效的生育促进政策。
补齐生育短板的综合性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危局的形成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在基本认同“生育促进”方向的条件下，我们建议国家从多个层面着手进行政策调整，促进人口有序增长，维持国家的基础性竞争优势。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成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维护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增长。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支柱，必须注重人口发展，使得人口有“造血功能”，才能使得文明延绵不断。当前中国必须进行“范式革命”，对社会、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难度和深度都将远超历史上的所有改革。这些改革任务需由中央设立国家人口安全委员会来统筹，以打开新局。
第二，回归儒家传统，培育合理生育文化。儒学能从与诸子百家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因为其能建立起家庭和政治这两大秩序，因而有生命力，能够延续人口和文明。
1980年以来，中国生育率不断下降，除了计划生育外，还因为经济政策不断“法家化”，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的62%降至1990年的54%、近年的44%；而国际社会则占到60-80%。
回归传统是各国鼓励生育成功的核心经验。共和党的里根总统能将美国的生育率从1981年的1.81提升到1989年的2.01，普京能将俄罗斯的生育率从1999年的1.16提升到2015年的1.78，匈牙利能将生育率从2011年的1.23提升到2021年的1.59，都与回归传统有关。以色列坚守传统信仰，生育率高达3.0。
建议中国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提升到70%左右；强化家庭价值，培育积极合理的生育文化和生育伦理。
第三，努力维持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可持续生育的保障条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动荡，生育率从1990年的1.89降到1999年的1.16。普京制定了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加上良好的国际环境，俄罗斯的生育率提升到2015年的1.78。但是由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引发西方制裁，生育率降至2022年的1.36。2022年又爆发俄乌战争，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预计今后俄的生育率将很难稳定在1.3。如果中国国内动荡，国际环境恶化，生育率将无法回升。
第四，改造城市，建设有利于生育的城市生态。伦敦、东京各区的人口密度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美国的城市密度低，即便芝加哥、费城这些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每平方公里也只有四千人，因此生育率较高。中国连县城都是以每平方公里最低一万人的密度进行规划的，省会城市每平方公里普遍超过两万人。中国的房地产市值是GDP的4.1倍，美国只是1.48倍，日本也只有2.3倍。美国各州的住房负担与生育率直线负相关，如果美国的房负达到中国的水平，生育率也会下降。目前中国有近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但是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0.8%、耕地面积的6%，远少于抛荒的耕地。笔者在《大国空巢》中论证，即便所有城市的人口密度降至每平方公里4千人，也有足够的土地。
建议给城市提供充足的土地，降低人口密度，大幅降低房价，让城市不但要“宜居”、“宜业”，更要“宜生”。大城市的生育环境很难改变，应该避免年轻人往大城市过度聚集。
第五，进行积极有效的婚龄干预和引导，促进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协调发展。政策重点不能放在成本高、效率低的生殖辅助领域，而应放在降低平均婚育年龄。如果男、女初婚年龄不能控制在27岁、25岁以下，生育率是难以提升到更替水平的。建议参照国际惯例，将法定最低结婚年龄修改为17-18岁。
第六，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由于社保制让养幼与养老脱钩，“造物”有酬，“造人”无偿，于是越来越多人忙于“造物”而少（不）“造人”。社保制应该与家庭建设结合，不仅符合我国传统，也是我国一个好的制度资源。建议以夫妻为“共同纳税人”，让养老与养幼挂钩，多孩多得。现在法国、俄罗斯也开始将养老与养幼挂钩，比如妇女生孩子也算工龄，多生孩子可提前退休。
第七，提高养育能力。为了缩小养育能力和生育能力的“时差”，建议政府给予一定的生育补贴，给年轻人提供住房优惠政策。同时建议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提升到6%，优先保障婴幼儿的营养、健康和早期教育。医疗保险、公园门票等以家庭为单位，“添孩不加银”。培育清纯的民风，降低婚嫁成本。
第八，降低堕胎率。近年中国50%的怀孕被堕胎。应开展尊重生命、延续生命的道德文化教育和政策引导。
